北京
意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由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意定监护得到解决。
此前，意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意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开支。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意定监护人。
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萍介绍，东城区老龄化程度非常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31.4%，不少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困境。同时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意定监护制度，但是群众知晓率比较低，许多老年人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道难题，今年1月份，东城区在北京市率先启动了意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意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律维银龄”承担监护监督工作。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越凡介绍，意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因为意定监护是基于老人现有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一个手段或者途径，对他未来的医疗，包括在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资产怎么处置，甚至百年身后事怎么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地细化梳理。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4次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比如他的近亲属对他的照护支持度，还有老人对未来养老的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签订的协议一式四份，除了被监护人、意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被监护人居住的社区存档。
王女士选定的意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用协议约束让原有的亲情更具保障。
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第三方机构承担意定监护职责，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意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工作指引。意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中列明，意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
赵越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责权边界更清晰。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
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轧铸介绍，工作指引明确了被监护人、意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4类主体的权责边界。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的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意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专业监督人+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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