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童接受基因编辑试验后死亡，莽夫仇子龙，另一个贺建奎

Science期刊和著名的学术诚信网站retraction Watch披露了一起相当令人震惊的事件，将上海交大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的仇子龙推向了风口浪尖。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2026 年 2 月 19 日，Nature 期刊刊登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研究员仇子龙及多个合作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他们针对罕见的Snijders Blok–Campeau 综合征，提出一种新的基因疗法，并在小鼠上完成了实验，证明有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网站截图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些知识背景：这种罕见的综合症是一个基因突变引发的疾病，我们就不去过多的介绍背后的生物学细节了(上一次反馈并不好)，总之是因为基因上的一个特定的片段发生了异常。这个病极其罕见，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患者只有237人。

仇子龙则针对这种疾病提出了一种基因疗法。简单来说，它让患者感染经过他们改造的病毒，借助病毒把出错的基因片段修正过来。

病毒是一个很神奇的生物，是目前已知的生物中唯一一类不由细胞构成的，基本上就是蛋白质外壳里面包着一堆遗传物质。病毒对细胞的感染，就是病毒侵入细胞体内，利用细胞里的物质复制自己的遗传信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也可以把一些东西带进细胞，比如我们要去编辑基因片段的编辑器，这样就可以编辑患者的基因了。

我们就这样打一个比方来辅助理解：患者自身的遗传信息就像是一台电脑里面的程序，病毒相当于一个U盘，里面装的编辑器就相当于我们的补丁包。我们把U盘插入电脑，把补丁包装上，去修复一个出了问题的程序。

这一步看起来很简单，但风险极大。

就像我们举的例子那样，我们插进去的U盘会不会本身带有木马病毒之类的，会对计算机造成损伤？我们要送进去的补丁包真的能管用吗？所以我们用病毒携带某些东西进入细胞，希望它们对细胞起作用时，也要打出一系列的问号。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确认了。

所以正如一般的疗法一样，这一套过程也需要先实验室验证，再做动物实验、然后是人类患者的临床实验，然后再真正走向应用。这次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是关于小鼠的动物实验，属于动物实验中很初级的部分，之后还需要过渡到更高级的动物，比如狗、兔子，最终到达与人很接近的灵长类动物，比如猴子和猩猩。如果按照正常的节奏，这些事需要在5~10年左右完成。

然而不久，另一家顶刊science联合retraction watch扔出了重磅炸弹：

虽然在26年2月发表的文章中只描述了小鼠实验，但其实在25年3月，团队就已经在人类身上做了实验，实验失败，导致患儿死亡，这些在文章中都没有提及。

而且，实验当中的一部分资金来自于患儿家属，高达460万人民币之多，但作者没有在文章中披露。这已经是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首先发表的文章隐瞒了关键事实，其次也没有说清楚资金来源。

顺便一说，Science和nature外加另外一个期刊cell都是顶刊中的顶刊，发表一篇都可以光耀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一辈子的，绝大多数人一生都发不了一篇。自然，三家彼此之间竞争也很激烈，Science这次出来揭nature的丑，我觉得很难说不是故意的。

根据science的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

患儿出生在2019年，2023年因发育迟缓和认知水平增长低就医，被确诊这个病。当年七月，患儿家属在罕见病患者群里了解到了仇子龙的团队，并试图联系仇子龙。

仇子龙很快回信。家长明确表示愿意做实验，并在与仇子龙的私下沟通中表示愿意承担研究和治疗费用。仇子龙表示，他需要大概两年时间完成相关研发，并明确提到因为患儿症状较轻，不危及生命，伦理委员会可能不会轻易同意。

根据家属公布的银行记录，患儿家属在整个项目期间，共计直接向该负责人的个人账户汇款 13 万美元（约合 88 万元人民币）。每隔几个月，患儿父亲都会与其见面，记录显示所有消费都是家属买单，仇子龙还收受过多部 iPhone、一台 iPad 和一箱茅台。

Science报告的截图，怕外国读者不明白，还专门解释了一下茅台是什么，只可惜只是给了个定义，却没能说出这个酒究竟在中国有多贵，又意味着什么。

到了二四年底，仇子龙的团队进行了小鼠的实验，小鼠的实验结果看起来很不错，小鼠的社交运动确实都有很好的改观。

随后在二五年一月，仇子龙团队向nature提交了一篇论文，里面展示了用这种疗法处理的猕猴的大脑切片，并以此作为理由，要求医院同意伦理方面的审批工作，批准他们进行临床实验，也就是对患儿进行治疗。

仇子龙团队用这张图试图向伦理委员会证明编辑工具的有效性。左侧是猴脑的切片，取了图中白框中的部分，放大为右侧的两张图。红色显示的是基因编辑器到达的地方，绿色则显示所有的神经元，可以看到基因编辑器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神经元。

但是这份报告遭到了质疑，而且问题一堆：首先实验使用的是普通猕猴，而不是特种的疾病模型猕猴，其次展示实验效果的的图像没有对照组，这是连初中生都知道的学术研究大忌：你怎么能证明出现这个图像真的就是你的操作导致的呢？有没有可能它本该如此呢？比如一个药，服药之后70%有效，但吃淀粉片的对照组竟然也能有65%有效，那这个药就没有用啊。

虽然如此，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还是在1月2日批准了相关研究。此时猕猴的研究甚至还没有完全完成，在如此关键的研究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批准临床，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之后在2025 年 2 月，PriMed毒理学报告显示四只试验猴均出现中重度肝损伤，高剂量组还出现肾损伤，仇子龙本应该把这份报告提交给伦理委员会，但如果他这样做，这次的研究就会被直接叫停。他没有，而如果他这样做，患儿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家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月19日签署了同意书。

患儿在当年的3月24日由团队的余某国进行了遗传物质编辑系统的注射，注射和我们常用的静脉不一样，是直接打进脑脊液的。

随后在3月27日，患儿开始出现高烧。这是此类治疗当中的正常反应。仇子龙过来探望，向父母表示情况很快会好转，并告知他们这项研究的论文已经被nature接受了。

同时患儿自从注射之后，便一直没有排过尿，血小板也骤降。患儿很快转入重症监护室，并在注射后7天离世。死因是血栓性微血管病，一种可能由高剂量病毒载体引发的严重免疫反应。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死亡与治疗是“肯定相关”的。地方卫生部门随即介入，并给予了2万元的罚款。

到了26年2月，仇子龙团队的论文在nature发表，其中删除本例患儿相关数据以及对患儿家属的致谢，仍未提及灵长类安全性问题，更没有说明家属对这项研究的资助。

2026年初，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相关动物研究论文，删除了患儿一家及经济贡献的提及，也未披露灵长类动物实验中的肝肾损伤信号。

2026 年 4 月，患儿家属向上海交通大学校方投诉，学校回复称，不对仇子龙采取行动，称家属此前支付给实验室研究人员的钱属于研究服务费，且研究团队所发表 Nature 论文与患儿家庭资助的实验之间并没有联系，仅给予警示性谈话。

这个解释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2020年）、《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2023 年）、《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2024年）都明确指出：临床试验的试验用药品、方案规定的检查及相关医学检测费用必须由申办者承担，受试者不应因参加试验而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

当然，这并不排除受试者主动捐赠资金的可能，但即便如此，也应该通过正式的渠道，比如实验室官方账户来进行，可事实却是很多这样资金的给予都是通过团队里人员的私人账户进行的。这很可能不能算作捐赠，实际上已经是变相的实验费用。

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整个事件里糟糕的时间线：伦理审查在猴子实验出结果之前便同意了，而如果我们把在正式的期刊发表当作研究的终点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整个实验都是在最初的小鼠实验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审批显然只是为了履行一个必要的程序，却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对这件事的第一感官想必跟很多人一样：这是又一起贺建奎事件。

2018年，贺建奎声称他培养出了一对经过基因编辑的双胞胎。这对双胞胎父亲为艾滋病HIV携带者，伪造伦理审查文件，对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母体，最终导致双胞胎女婴于2018年出生。此事曝光时引起轩然大波，高中生物老师之前做过这类实验，我也和她进行了讨论。

贺建奎 图源网络

我还记着老师当时的回复，大致是“我对这个也是非常不满的。这样做风险很大，而且科学家很明显利用了知识的不对称，利用了家属对于这个疾病的恐慌，却没有向他们阐明这样的风险。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贺建奎最终在19年被逮捕判刑，刑期三年，罪名是非法行医。只是我们没想到这世上会蹦出个贺建奎二世。老师当年对贺建奎的批判完全可以放到仇子龙身上。

最核心的，仇子龙也确实利用了知识的不对称，甚至也包括信息的不对称，那个猴子实验的异常结果，出现在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前，他却从来没有告诉过家属，也没有告诉过管理部门。

他也确实利用了家属对这个疾病的恐慌。实际上患儿本身的情况并不太严重，属于这个疾病中较轻的那种，不威胁生命，而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医学伦理问题：在要被治疗的疾病本身不威胁生命时，是否要采用可能会威胁生命的方式治疗？当治病的风险大于疾病本身时，是否要继续治疗？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

这样的话，仇子龙本应该告诉患者家属。实际上我本人就在医院里听过这样的话，当时我的家人要协和的医生开某个检查，协和医院的医生就是这样拒绝的——“这样做不符合伦理，有违职业道德。”这是真正有医德的人。

仇子龙 图源网络

最为可恨的是仇子龙其实是明知故犯的典型。贺建奎事件爆出时，曾经有数百名科学家写联名信，谴责贺建奎的行为，并要求对他进行处理，而仇子龙其实是当年联名的人之一。当时他对媒体说，那个项目“完全无视生物医学伦理原则，在未证明安全的情况下对人体做实验”。

可是他现在在干什么？在没有完成动物实验，乃至明知道动物实验的结果已经显示出很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在人体上做实验，这种恶行，我在历史上只能想到731部队的石井四郎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医生门格勒。我写文章很少用这么狠毒的类比，但这次确实太过分了。

科学界总是有一些无法无天的人，而医学从来是这一地方的重灾区。很多人有想法，也确实很多想法在技术上可以达到，但是出于伦理，出于安全，我们会把他们拦下来。但有些人却会把这理解成对他们的限制，往好听了说是对他们追求科学的限制，往难听了说，就只是对他们追求个人名利了。

如果若说篡改数据，修饰数据，搞data manipulating，一如疫情期间的院士张某修改自己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的论文，这或许还好，毕竟这“只是”钱的问题。一旦涉及到生命伦理，性质就恶劣百倍。

贺建奎是最近几年在国际上都首屈一指的最恶劣的案例之一，类似的还有院士夫妇李某等人整整500多个肝脏说不出来源，遭到国际期刊终身禁稿的丑闻。但是仇子龙只能说比他们更糟，不但掩饰隐瞒真相，还接受不当的资金来源，最恶心人的是还曾经大义凛然地批评过别人。

无耻之耻，无耻矣。

我想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愿他也能得到贺建奎那样的结局。中国不是海洋法系国家，不执行判例法，不过总不应该比贺建奎还轻，因为他实际上更恶劣。

巴菲特有言：“评价一个人时，应重点考察四项特征：善良、正直、聪明、能干。如果不具备前两项，那后面两项会害了你。贺建奎、仇子龙等人显然是巴菲特所谓的“如果”。科学家是人的子集，连人性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当好科学家？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