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料到，西班牙将犹太人排除在外，土耳其犹太人欧洲退路被堵

土耳其塞法迪犹太人在埃尔多安治下的反以色列氛围中，失去了适用西班牙“孙辈法”的机会：“这是最令人难过的事”《民主记忆法》并不涵盖曾经被驱逐者的后代。对这个规模不大的群体来说，欧洲护照首先是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保障。

“Kayades”在拉迪诺语中意为“沉默”。拉迪诺语是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的塞法迪犹太人使用的语言。这个词概括了土耳其犹太人在局势紧张时期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压低声音，减少公开露面，避免因身份而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政治危机中的目标。

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这种沉默进一步加深，社区成员遭遇骚扰和攻击。伊斯坦布尔塞法迪中心协调人卡伦·赫尔松·萨尔洪是少数愿意勉强打破沉默的人之一。当被问及自2023年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后，土耳其塞法迪犹太人是否感到更加不安时，她谨慎地回答“是”。谈到西班牙新的“孙辈法”将塞法迪犹太人排除在入籍范围之外时，她又说：“这更令人难过。”

土耳其登记在册的犹太人最多约有15000人，其中超过90%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该报联系到的其他消息人士有的拒绝回应，称西班牙国籍是敏感话题；还有人甚至表示并不了解这项新规定。

后来，来自卡斯蒂利亚、阿拉贡以及葡萄牙的被驱逐者到来，改变了当地犹太人口结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埃迪尔内和萨洛尼卡逐渐成为重要的塞法迪中心，社区成员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拉迪诺语、宗教仪式和自身机构。

在伊斯坦布尔，他们最早聚居的街区包括巴拉特、卡拉柯伊和加拉塔，这些地方至今仍留有他们的痕迹。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及此后以色列在加沙发动战争以来，“沉默”的本能愈发明显。

在土耳其塞法迪犹太人当中，有人批评以色列政府，有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有人反对，也有人不愿表态。不过，几乎每个家庭都在以色列有亲属或朋友。因此，这场战争对他们而言具有非常个人化的意义，而在土耳其国内，他们却经常被要求为另一个国家的决定作出回应。

问题并不在于批评以色列，而在于这种批评进一步演变为把土耳其公民视为应对以色列行为承担集体责任的人。战争开始后，一名伊斯坦布尔犹太商人在匿名情况下曾这样概括：“他们把我们直接和以色列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人。”美国之音当时曾报道过这番话。

埃尔多安与反犹情绪外溢。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已将谴责以色列作为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动员的核心议题之一。他把哈马斯称为“解放运动”，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贸易，并多次指责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实施种族灭绝。

2023年10月，埃尔多安本人及其所属政党还在伊斯坦布尔旧阿塔图尔克机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以色列的打击已造成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这场行动是对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报复。那次袭击在以色列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这是自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最严重的致命袭击。

反以色列言论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反犹主义。但安卡拉官方持续不断、反复强化并广泛传播的这类表述，已在社会一部分人当中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自战争开始以来，土耳其出现了针对以色列利益的抗议和敌对行动，包括对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象征性袭击、试图闯入因吉尔利克美军基地、抵制行动，以及2026年4月发生在领事馆外的枪击事件。

敌意也波及犹太人口。一名拉比在伊斯坦布尔遭袭，一家书店禁止犹太人入内，伊兹密尔一座犹太会堂外墙上还被喷涂“以色列是凶手”的标语。

“阿夫拉雷莫兹”曾采访26名与土耳其有关联的犹太人，以记录10月7日事件带来的影响。受访者的叙述显示，他们感到恐惧、愤怒，有人不同意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共同的感受是：他们被迫证明自己对土耳其的忠诚，或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凯马克指出，这种反应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由于移民、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土耳其犹太社区规模持续缩小。萨尔洪说：“很多年轻人去欧洲读书，也有很多人想离开；年长者则不愿走，因为他们的生活在这里，到了一定年纪再换一个国家非常困难。”

一项有期限的补偿。西班牙于2015年10月1日开辟了一条特殊通道，允许源自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无需在西班牙居住即可申请国籍。

这一程序于2019年10月1日截止。根据西班牙司法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已有超过73000人获得国籍，其中81%以上来自拉丁美洲。在这些获批者中，有1034人属于原籍国被归类为土耳其的申请人，而递交的申请案约为1268件。

相比之下，2015年至2024年间，约有3000名来自土耳其的人通过“阿利亚”移居以色列，也就是依据《回归法》实现犹太侨民回归。

与同期约350000名移民进入以色列的总量相比，这一数字并不高。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美国。

此外，在土耳其，许多人还选择申请葡萄牙国籍，因为葡萄牙当时的程序不要求语言考试。萨尔洪解释说：“更多人拿了葡萄牙国籍，因为葡萄牙不要求考试。”

剑桥大学研究者内西·阿尔塔拉斯基于对土耳其塞法迪犹太人的访谈所做研究显示，主导动机主要是现实考虑：到欧盟学习和工作、免签旅行、为子女拓展机会，以及在安全局势恶化时拥有一条退路，而不是出于对“塞法拉德”的情感性回归。

被排除在“孙辈法”之外。2022年通过的《民主记忆法》被称为“孙辈法”，为西班牙后裔开辟了另一条入籍路径。其适用对象包括原本具有西班牙国籍的父母、祖父母，尤其与20世纪流亡有关的情形，也包括其他一些家庭情况。申请期限已于2025年10月22日结束。

塞法迪犹太人并非因其塞法迪身份而被明确排除在外。只是1492年的驱逐事件距今过于久远，无法符合这部法律对“较近代西班牙血缘关系”的要求。土耳其塞法迪犹太人只有在其塞法迪出身之外，另有父母或祖父母符合该法规定时，才可能适用这一途径。

对塞法迪犹太人而言，这一变化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西班牙曾在2015年承认，对那些在500年间保留了源自卡斯蒂利亚语语言传统的人负有历史债务；但这项补偿在2019年结束，也未被纳入随后面向后裔的大规模入籍进程。

不过，社区内部并没有出现要求重启这一通道的大规模动员。凯马克指出，西班牙或葡萄牙国籍主要被视为一种功能性优势，而不是身份认同上的恢复。因此，这一通道关闭后，社区总体上以务实态度接受了现实，尽管在今天，这件事比几年前显得更重要。

尽管如此，塞法迪犹太人仍保留一条长期存在的路径：他们只需在西班牙合法居住2年即可申请西班牙国籍，而一般规定是10年。但这要求他们迁居西班牙。对于一个人口老龄化、且已深深扎根土耳其的群体来说，这并不是同等意义上的替代方案。

在当前反以色列敌意高涨的氛围中，一本欧洲护照对塞法迪社区而言，已不仅仅是身份象征，更像是一条紧急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