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讽刺！巴西黑人区警察当街搜身，警察羞辱黑人如同奴隶巡逻队

在萨尔瓦多——黑人巴西的首府——人们把这种事叫作“巴库莱若”。如果警察无正当理由拦下一个人，对其盘问、搜身、骚扰，甚至做出更糟的事，这就是“巴库莱若”。

不久前的一个周六，目击到一场“巴库莱若”发生在这座城市主要历史博物馆“萨尔瓦多故事之家”的街对面。5名神情严肃的警察胸前挂着冲锋枪，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防弹背心，把一名中年黑人男子围在中间。那人双手抱头，肘部张开，一动不动，脸上交织着担忧、恼怒和无奈，显然对这种经历并不陌生。

“看看他的T恤，”他说，指的是那名被拦下男子身上那件仿耐克上衣。“很明显他是在工作。他不会去偷东西，也不是在做违法买卖。可现在，他的尊严没了。”

如果不是这些警察没有蒙面，那么几乎同样的场景，也可能出现在数千公里外的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或任何一个特朗普手下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逐棕色或黑色皮肤人群的地方。

尽管今年年初明尼阿波利斯的大规模抗议迫使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后退——或者至少看起来后退了——但这种退让只是暂时的。到6月底，全美各地的该机构人员每天拘押2000人。《纽约时报》称，这是一场“大规模浪潮，源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内部要求提高逮捕率的压力”。

随后，在7月初的一周内，该机构人员制造了两起致命枪击。7月7日，他们在休斯敦打死了洛伦佐·萨尔加多·阿劳霍。他是一名墨西哥建筑工人、3个孩子的父亲，在美国无合法身份居住了30多年。7月13日，缅因州比德福德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又开枪打死了26岁的父亲琼·塞瓦斯蒂安·格雷罗。此人持有工作许可，也有社会保障号码。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巴西，针对黑人的法外暴力都有漫长历史。批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行的人，看到那些蒙面、重武装的小队把人从车里拖出来、破门而入、拘押5岁儿童，甚至杀死不仅是被拘押者、还包括被认为是其白人支持者的人后，感到震惊，并把这一机构比作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

不过，对一些非裔美国观察者来说，比如得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丝敏·克罗基特，更贴切的类比是奴隶巡逻队。这些队伍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受雇于南方，专门追捕逃亡奴隶，并把他们押回奴役之中。

萨尔瓦多最早的奴隶登陆点，就在目击那场“巴库莱若”的地方几步之遥。“历史学家在这里确认了四五处奴隶登陆地点，但这里是最早的一处。”他说着，指向市场广场对面。那是下城的主要广场。

大约每7名被贩运的非洲人中，就有1人熬不过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他们被层层挤压，没有厕所，食物、水和通风都极其匮乏。上岸后，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般而言，被奴役者活不过23岁，这既反映了匮乏的饮食，也反映了收割甘蔗、熬煮甘蔗制成甘蔗酒、糖浆等产品时所面临的极端危险。

那些被认为“不够顺从”的奴隶，会在萨尔瓦多著名的“鞭刑柱”受鞭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根“鞭刑柱”就立在热苏斯广场上，显示出天主教会与葡萄牙殖民统治之间的深度勾连。直到今天，广场三面仍矗立着宏伟教堂，其繁复外立面和奢华内部，正是奴隶贸易所创造财富的化身。后来，位于广场一端的耶稣会学校抱怨受刑者的惨叫声，于是“鞭刑柱”才被移到几个街区之外。

“每次想到白人对我祖先做过的事，我都非常愤怒。”巴勃罗说。他指向广场对面那道分隔下城和上城的陡坡，提到一条沿坡而上的街道：“殖民者给它起了个可怕的名字：‘懒惰坡’。奴隶们必须扛着重物沿这条路上坡，如果他们走得不够快，殖民者就说他们懒。可扛着重物，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坡上走得快，根本不可能！”

即便如此，巴勃罗仍坚持说：“你不该恨白人。今天的白人不是过去的殖民者。你该恨的是种族主义制度，以及延续这个制度的人。我的挚友就是白人，但她承认白人特权，也和我一起反对白人特权。”

巴勃罗还说，对抗这种制度的一种方式，就是理解并尊重把现实带到今天的那段历史。他为自己能在“萨尔瓦多故事之家”工作感到自豪，也为能帮助不同背景的人了解这座城市过去的真相而自豪。“如果人们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他说，“他们就无法建立对未来更好的理解。”

在那座“鞭刑柱”曾长期矗立的广场对面，经营一家咖啡馆兼社区中心的克拉林多·席尔瓦，也表达了与巴勃罗相似的看法。席尔瓦已80多岁，目光炯炯，声音坚定，穿着白色西装、系着粉色领带，向人解释咖啡馆墙上的一条横幅：“保存，是为了延续。”

“我们努力做的，”他对人说，“是为后代保存那些从非洲被带走、在这里沦为奴隶、并建起这座城市历史中心的人们的记忆。”一个不保存过去的民族，不可能充分地活在当下，也永远无法建设伟大的未来。”换句话说，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音乐也是如此。就在与巴勃罗谈话时，鼓声突然在广场上回荡起来，提醒了人们这一点。博物馆后面的一条街上，一场桑巴圈舞开始了。8名身穿彩色衬衫的男子敲打着鼓，其他人摇动沙锤或拍手应和。身着黄、红、黑印花长裙的女性随着节奏摆动。她们头顶上方，一条绿色和紫色的横幅写着，这个周末广场将举办“黑人集市”。

鼓声再次响起，那种干脆而切分的节奏，立刻让人想起新奥尔良。那正是撰写一本关于这座城市奴隶制、音乐和“第二线”游行历史的书时，无数次听过的节拍。

“第二线”游行起源于1722年后被奴役的非洲人带到新奥尔良的葬礼仪式。《大红的慈悲》一书中这样描述“第二线”游行：“在打击乐推动下，数百人走上街头，连续4小时跳舞、喝酒、吃东西、调情、摇摆。一支或多支铜管乐队引领全场，尖亮的乐器和轰鸣的鼓点传递着充满活力的节奏。

正是这些节奏，让新奥尔良成为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口中‘美国音乐伟大的母城’。舞者身穿色彩绚丽的制服，配以羽毛扇、羽饰帽和小阳伞，尽情展示自己的技艺。乐队和舞者周围，是加入庆典的人群——也就是游行中的‘第二线’。”

新奥尔良“第二线”游行与在萨尔瓦多眼前所见之间的相似之处令人惊叹：同样的节拍、同样的鼓与舞蹈、同样的服饰和面孔，同样拒绝把表演者与观众分开，而是转向一种共同体式的体验——每个人都是表演者，每个人也都是观众。如果正在享受“第二线”游行的新奥尔良居民被神奇地带到萨尔瓦多的一场桑巴中，反之亦然，双方都会觉得自己回到了家。

这种相似令人惊讶，却并不意外，因为两座城市的历史本就相近。正如萨尔瓦多曾是南美重要的奴隶市场，新奥尔良也是北美最大的奴隶市场。美国于1865年正式废除奴隶制，巴西则在1888年废除，但奴隶制留下的遗产——偏见、歧视、暴力和不平等——在两国都以不同程度延续至今。博物馆门前的“巴库莱若”和特朗普治下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小队，就是例证。

不过，这些遗产并不全是苦涩的。奴隶制经验也孕育出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音乐类型。新奥尔良的音乐家把非洲节奏与欧洲旋律融合，创造出爵士乐。爵士乐成为20世纪流行音乐的基础，并进一步催生了节奏布鲁斯、摇滚、嘻哈等风格。在巴西，非洲联系甚至体现在音乐名称本身：“桑巴”只比“森巴”多一个字母，而“森巴”是安哥拉一种音乐的名称，许多被贩运到巴西的奴隶正来自那里。

“在奴隶制时期，这种音乐是被禁止的。”当人们在博物馆后面听着桑巴时，巴勃罗这样说。接着，他脸上露出笑容：“现在，我们用它来庆祝。”

新奥尔良也是如此。“第二线”游行向祖先致敬，因为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今天相对的自由与繁荣成为可能。新奥尔良主要铜管乐队之一“继续前行”的长号手乔·梅兹曾说：“当你置身‘第二线’中，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历史。这会体现在你的动作里，也会体现在你演奏乐器的方式里。你能感觉到祖先就在你身边。”

顺便说一句，对祖先的敬意也贯穿在若热·本1963年发行的《Mas, que Nada!》中。这首歌后来经塞尔吉奥·门德斯与“巴西66”改编，成为全球热门作品。它是一首洋溢着自豪与感恩的祈祷之歌。

歌词开头三次呼唤女神奥巴，结尾又反复吟唱她的名字。歌词把桑巴赞颂为祖先赐予、如今仍活在黑人身体中的非凡礼物：“让开一点／我要过去／因为桑巴已经热起来／而我只想跳桑巴／……／这是老黑人的桑巴／这是黑人的桑巴。”

随着萨尔瓦多的桑巴圈舞越来越热烈，另一个与新奥尔良惊人相似的场景也展开了。先是一对孩子，接着是一对少年，最后是一对成年男子走进圈中，开始做出一连串卡波耶拉动作。卡波耶拉形成于奴隶制时期，是一种伪装成舞蹈的自卫术，用来对抗奴隶主。

这个呼应之所以令人意外，是因为《大红的慈悲》的主人公、当地民权活动人士德博拉“红姐”科顿，也练习卡波耶拉。事实上，在搬到新奥尔良之前，她曾在洛杉矶教授黑人青年卡波耶拉；后来，她又为当地一家音乐报纸报道“第二线”游行。

正如《大红的慈悲》中所写，与德博拉·科顿是在一起中枪后相识的。2013年，两人都是新奥尔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群体枪击案的20名受害者之一。那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严重暴力案件高发地之一。

不幸的是，枪击就发生在一场“第二线”游行中。两名年轻黑人为袭击一名敌对毒贩，向一群几乎全是黑人的和平人群开枪。20名伤者中，德博拉伤势最重，外科医生怀疑她活不过第二天。

德博拉以某种方式坚持活了下来，并在那段时间里发表公开声明，请求外界对两名年轻枪手给予宽恕和理解。她绝不认为他们的暴力可以接受，但她把这件事放回其所处的环境中来看。“这些年轻人与我们之间，隔着太多创伤。”声明这样写道。她指的是新奥尔良许多黑人青年面临的困境：父亲缺位或家庭贫困、糟糕的学校、帮派和警察的失控暴力，以及除了体力劳动或非法营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

德博拉认为，“即便扣动扳机的是黑人的手指，种族主义也可能杀死黑人。”她说，枪手“做出了可怕的选择，毁掉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但他们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这些选择的。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制造了那个真空”。

当就目睹的那场“巴库莱若”向巴勃罗提出一个问题时，他表达了类似看法：5名警察中有4人是黑人，那么他们的行为仍然算种族主义吗？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现在。”巴勃罗回答说，“奴隶制时期，有些黑人‘捕奴人’为葡萄牙人效力，压迫被奴役者。那些警察也是一样。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延续一个种族主义制度。”

当美国在一位毫不掩饰其信念、并试图否认国家起源真实叙述的总统领导下庆祝建国250周年时，萨尔瓦多和新奥尔良这样的地方提醒人们，历史真相始终环绕在我们周围。

过去的力量仍在塑造一个个具体事件：比如那场发生在非洲奴隶首次踏上巴西土地地点附近的“巴库莱若”，以及洛伦佐·萨尔加多·阿劳霍和琼·塞瓦斯蒂安·格雷罗死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之手；它也在塑造催生这些事件的更广泛社会制度。

巴勃罗·莱莫斯、德博拉“红姐”科顿以及其他日常英雄也提醒人们，历史并非命运。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行动起来，历史的走向就可以改变，而记忆与音乐正是实现这种改变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