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收的彩礼和一女多嫁

一

不肯纳土归宋的西夏，是赵官家喉咙里的一根刺。

党项人从唐末五代就在西边经营着一块地盘，比南边识大体的吴越国麻烦得多。你封它官衔、赐它姓氏、厚加赏赐，它照收不误；但让它交出地盘，它就一声不吭。到仁宗朝的时候，李元昊干脆自立为帝，国号大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祖宗的话，朝廷当然不能由着小小西夏放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宋军三次大败。于是，朝廷只能改办法：打，是打不赢了；只能守。

但是，守也要钱，陕西沿边几十万官军要吃要穿。朝廷的难题是：在关中本地买粮，国库里现钱本来就不多。从内地调粮，则千里押运，损耗惊人。官府征发民夫充役，“公人破荡家业，怨嗟之声盈于道路”。再撑下去，西边能不能守住不好说，户部先垮了。

庆历八年（1048），陕西路提点刑狱范祥用一张纸撑起了西北边防。这张纸叫盐钞。

盐钞在范祥之前就有，起码从唐末五代开始就在流通。这是一张凭证：商人把朝廷需要的粮草、布铁等物资运到边塞，官府发给一张纸，写明可到某盐场领取多少斤盐。商人凭这张纸支盐、销售。朝廷不必从国库里掏现钱给商人，用一张承诺，就把物资“换”到了边塞。

但旧的盐钞体制是一团乱麻。商人要换盐钞，先得把物资千里跋涉运到陕西边塞，交给沿边州军估价。估价就是腐败的入口：粗粮估成精粟，十贯的货报成三十贯，朝廷收到一堆名不副实的杂物。商人拿着盐钞回到内地，要兑现就得自己运盐到内地卖。如果自己不做盐生意，没有销售渠道，就只能把盐钞折价卖给京师的牙贩。牙贩串通压价，盐钞实际兑出来折扣到一半甚至更低。再加上各路州军规矩反复变，今天认这张钞、明天又改章程，商人手里这张纸明年还作不作数，心里没底。

范祥做了三件事，把这分割的局面连成一片。

第一件：一律只收现钱。“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把实物入中这条口子直接切掉。商人不再向沿边州军交粮草布铁，改成直接交现钱给官府换盐钞。沿边官员没了估价权，没了勾兑空间。

第二件：通商。盐钞全国通行，哪一张钞在哪个州支盐、在哪里销售，朝廷都立规矩，不许地方擅自变卦。商人手里这张纸的有效范围，就定下来了。

第三件：在京师和陕西两头设平准钞场。京师备20万贯现钱，陕西备500万贯，不只用来回购盐钞，也兼作边费的现金缓冲池。钞价跌了，朝廷亲自出钱回购；涨了，朝廷放钞卖出。商人到京师不必再求着牙贩，直接到平准钞场按官定价兑现钱，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了。

三件事下去，几千里地被一张纸连了起来。商人在陕西交钱拿盐钞，到解州领盐运回内地卖，或者干脆拿盐钞到京师兑现钱。一张盐钞在汴梁、解州、陕西、扬州之间流转，这就是北宋的“统一大市场”。

后来宋神宗评价此事，用了五个字：飞钱于塞下。沈括则赞叹这套办法是“省数十般运之劳”。朝廷不用再从京师调拨现钱过去，商人主动把现钱送到陕西，陕西有钱就在本地买粮草。几年下来，包拯算了一笔账：朝廷每年调拨给陕西做边费的四五百万贯，范祥这套办法下来，基本不用再出了。

图为国家一级文物“垣曲县店下样”，是北宋解盐运输沿线使用的标准衡器，用以校验盐商所运食盐的重量。

但这张纸也有一个要命的隐患。

盐钞是朝廷印的纸，纸上写的是“凭此领盐”，但盐是有限的。解州盐池一年就产那么多盐，老天爷说了算。只要这张纸是朝廷印的、又没人管得住朝廷，一件事就一定会发生：朝廷会把同一份盐先许给甲、再许给乙、再许给丙。这就好比一家父母把女儿许了三个人家，到处收彩礼。

理由都是现成的，看上去也很正当：边防吃紧、军费不够、修宫殿、赈灾。每次都有当下的急需，每次都觉得就这一次以后再补。但印出去的纸超过能兑的盐，信用就塌了。

范祥的“统一大市场”还能跑得下去，平准钞场是一根重要的支柱。朝廷要维持钞价，就得拿真金白银在平准库里押着。发钞越多，平准库越吃紧。本钱一空，钞价崩，下一轮发的新钞就没人要。逼朝廷克制的不是道德，是平准库账本上的硬数字。

这不是金本位，但有点像金本位的味道。平准库不规定“发多少钞存多少钱”的比例，只在钞价波动时下场买卖。机制上则有相通之处：用朝廷自己的现金储备，钳制朝廷的发钞行为。范祥（也许是无意中）把朝廷自己的钱押上，让朝廷亲手束住自己印钞的手。

二

范祥死后，他立起来的东西没守住几年。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顺手把范祥这套“统一大市场”逐步拆得七零八落。范祥的三根柱子是通商、见钱、平准。变法派正好三刀下去，主刀的人，是范祥死后接管陕西盐法的薛向，以及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助手张景温。

第一刀，废通商。熙宁五年（1072），朝廷宣布：以前发布的盐钞，开封不认、曹州不认、濮州不认。这些地方改回官卖，盐由朝廷自己来卖。后来熙宁八年，又向郑州管城等十一县扩展。说好全国通行，现在在半壁江山都不作数了。

第二刀，破见钱。熙宁七年（1074），陕西边防吃紧，朝廷急需粮食。薛向绕过范祥定下的“只收现钱”原则，重开实物入中：商人可以重新用粮草、布铁来换盐钞，由沿边官员估价。范祥当年关闭的那扇腐败大门，重新敞开。盐钞一张接一张飞出去，对应的盐没那么多。

第三刀，废平准。京师那个储备现钱调节钞价的平准盐钞场，在熙宁五年开封府界改回榷禁之时毁弃；陕西那一头，面对沿边的巨额出钞和减价卖钞，也已无能为力。钞价没人管了，盐卖不出去怎么办？熙宁八年，张景温在河中、解州等五州军搞按户配卖，规定每家每天必须买多少官盐，吃不完的按私盐治罪，“食用不尽，迫以严威”。

薛向、张景温背后，是王安石若隐若现的大手。财臣张靖按神宗诏令调查薛向的“盐马得失”，发现薛向账目有“欺隐状”。但薛向事前得了风声，把账目“兑换藏匿”，张靖到了陕西，“帐历不完”，“不可尽见虚实”。神宗把两人叫到跟前当面对质。最后张靖反被贬官，从此默然无闻；薛向不仅安然无恙，反而青云直上，升为江浙荆淮等六路发运使，后来做到三司使、执政大臣。

一代名臣范纯仁为此连上三札，历数薛向五大罪状，骂王安石：

责君子太重，奖小人太深……必致忠臣难立，奸邪易滋。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两度入相，历仕五朝。他本人并不热衷党争，后来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时，范纯仁还劝司马光不要一刀切，要保留新法里的合理部分。由他出面骂王安石“奖小人太深”，看来是真看不下去了。这是未来的“布衣宰相”对当朝宰相的严厉指控。

三根柱子拆完，朝廷“一女多嫁”的冲动就管不住了。

熙宁六年（1073），陕西发卖的解钞里，虚钞占58%。朝廷那年卖出去的盐钞，一半对应的盐根本不存在。熙宁七、八两年，每年出钞350万贯，比定额溢出66%。从熙宁十年冬到元丰三年，三年累计发钞177万席，实际能兑的盐只有117万席。朝廷发出去的盐钞，起码三分之一是空头支票。

王安石拆盐钞也不是为了拆着玩，他要给神宗搞钱。搞钱干什么？打西夏。熙宁元丰年间，宋廷对西夏屡次用兵，开销巨大。元丰四年（1081），神宗咬牙一搏，调集五路大军伐夏。这是北宋对西夏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三司为应付军需赶印“军储钞”，钞纸“见缺四十八万张”，只好改用“襄州夹表纸”凑数。次年（1082），永乐城一役，宋军惨败。

战败之后，神宗对辅臣承认：

向以陕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加贱，遂建京师买钞之法。本欲权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

朝廷往陕西发钞没有上限，结果五百万缗现钱从内藏库里掏出来，救不回盐钞。

到元丰中，时人统计边战兵卒已丧六十万。西夏也没打下来。

三

王安石走了。他的办法没走。

二十多年后，宰相蔡京上任第一件事是建立讲议司，对标王安石当年的制置条例司。信号很明确：我是王安石的接班人。然后他不出意料地开始动盐钞。

与王安石那批人相比，蔡京能耐更大，新发明眼花缭乱，把一女多嫁变成了手艺：

崇宁年间设买钞所，把盐钞平准权从陕西收到京师；

贴输法：旧钞要再补现钱才能兑盐，不补只能兑面值两成；

对带法：旧钞要搭一倍新钞才能兑一半盐；

循环法：旧钞换新钞、新钞补现钱，才给一份盐。

每一次新法推出，商人手里的旧钞就贬一次值，要保住兑盐权，就得再掏一笔现钱进去。贴输、对带、循环，每一道工序都让同一份盐多“嫁”一次，朝廷每嫁一次再收一笔彩礼。

当时人记下一句：“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交三次钱，拿一份货。

确实搞到钱了。政和二年到四年（1112—1114），东南盐利每年2000万贯，创北宋纪录。榷货务长官魏伯刍跟朝廷汇报：“新法今才二年，而已收四千万贯。”蔡京自己跟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及千万。”徽宗拿盐利的特别支票炫耀：“此，太师与我俸料钱也。”这是我跟太师的零花钱。

商人怎么办呢？淮东盐场有个叫章绎的地方官，亲眼看到商人拿着废钞来哭诉。光他眼前这批人手里的旧钞，面值已在三十万贯以上。他上疏朝廷，请“如约，以示大信”。既然当初说好了，就守住这份大信。结果，章绎罢官，降两级。

商人的结局，《长编拾补》记了一句：

有赍数十万券，一旦废弃者。朝为募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环而死者。

早上还是商界头面人物，晚上就沦落成了乞丐。有人去跳河，有人去上吊。

宣和七年（1125），蔡京最后一次入相后不久，徽宗亲自降诏：

比岁奸计之吏，趋目前之小效，失朝廷之大信。变易法度，立多寡之额，逼胁州县，分配民户……至弃产流徙，转而为盗。立法不良，以至于此。

“失朝廷之大信”，这六个字是皇帝亲手写的。

两年后的春天，金兵破汴京，徽钦二帝北狩。

（作者奚锡灿为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奚锡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