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亦朋：我所认识的挪威人

（一）

周日一早，和孩子们大呼小叫，看完挪威对阵英格兰，恨不能隔着屏幕安慰落泪的守门员。出门买咖啡，踩着台风过境留下的满地树叶，深深地怀念起昔日的挪威朋友来。

多年前曾因文化交流活动，与这个人口不及上海四分之一的小国过从甚密，也结识了不少挪威朋友，由此见识了人类社会一个神奇的样本。如今追看挪威闯进世界杯八强，会像老友重逢一般，发现各种蛛丝马迹，一路忍不住感叹——果然是那个挪威，正是那个挪威。

譬如世纪之交流行起来的“酷”，我对这个词的认识，最早便是通过读研究生时认得的奥斯陆同学亚历山大得来的。亚同学是瘦高白皙的高加索人样貌，（哈兰德式的）厚唇深目，一向不动声色。无论上课发言还是下课喝酒，均小小声说话，微微含笑。而且，从没见他穿过黑色以外的颜色——从黑T恤到黑西装、高领黑毛衣、冬天的黑大衣，连袜子也始终是黑的。

全黑的亚同学是绅士的典范，一同出行，必定主动伸手推门拉椅子，外冷内热，对人极为友好。我曾在街头看见他帮一个负重的中年妇女搬行李，直搬过两个路口。

和同学去他家里玩，才发现他的讲究。租来的房子是自己装修的，连一条一条长着原木“眼睛”的地板也是用集装箱从奥斯陆老家运来的。专门一间洗衣房，正中是熨衣板和晾衣架，原来所有那些黑衣服都是他亲手熨过的。

如此讲究又内敛的亚同学，是一位黑金属吉他手，曾当过北欧某著名重金属乐队的候补吉他手。在送给我的唱片封套上，他倒是换成了白衬衫，系领带，坐在马桶上。我直言不讳：小小声说话的人也能这么重口味。他照旧不动声色：重要的不是音量，而是能量，比如，“吼……”他气运丹田，从嗓子眼里发出类似蒙古武士长长的低吼。

“酷”实则一种成因复杂、成色丰富的状态，譬如亚同学的酷，内里还有一层底色或可称之为——“亚”。第一次知道“亚文化”这个词，也是亚同学告诉我的——我们挪威没有主流文化，只有各色各样的亚文化。

大概正因为“亚”，便不可能拥有很大的市场，人们也普遍不追求“做大”，不追求“流行”，否则就太不“酷”了。我在工作中认得了不少挪威音乐人和艺术家，大多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一位能操弄几十种不同音色hardingfele（挪威民间小提琴）的音乐家，也是一个清贫的花匠。做一手轻盈漂亮的电音的DJ，也是出色的漫画家，平日里似乎更多靠平面设计为生。即便周游世界的顶级爵士乐手，也完全不介意在小场子演出，演得好便十分满足，“这大概就是我今年的高峰时刻了”。

没有“做大”、发财或成功的功利心，内心踏实，享受乐趣，日复一日，许多年如一日。挺酷的。挪威男足成了“奇迹”后（其实挪威女足早已得过世界冠军），人们也是这么分析的：挪威的草根体系“强调乐趣、学习和参与，而不是过早的成绩”（《人物》）。看挪威人齐齐划船，我就无比同意英国音乐人Brian Eno所说的scenius（群体天才），而非genius（个体天才）。就从培育土壤和花园开始，因为“一朵花是一个花园的产物”，而“我”则将因此置身于“更大的我”。

（二）

2013年，我家在上海买房的那年，同龄的挪威朋友奥顿夫妇却在抱怨奥斯陆的房价连续15年飙升，以至于放弃了买个大房子的念头，双双辞了职开始周游世界。他们乘坐欧洲列车，跨越波罗的海，穿过西伯利亚，经过漫长的旅行抵达上海，在我家的弄堂房子里住了一周。

他俩自己给气垫床打气，亲手洗了衣服，在阳台拉起一根随身携带的晾衣绳，又下楼坐了两站公交车，从常熟路去永嘉路，和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同学夫妇吃云南菜。维京人强大的荒野生存能力，令人莞尔。我想起多年前跟着奥同学去挪威森林里采蘑菇（照书采，以免中毒），迎面碰到的每个人都因为沿途吃了太多蓝莓，长着一张蓝嘴巴。

时间再倒流十年，2003年，我去奥斯陆时，正住在奥同学家或拉同学家。我们从奥斯陆乘火车一个钟头，去一个记不住名字的小镇。奥爸爸开车来接我们。穿过织锦般的麦田、森林、金色池塘，车拐进一条小路，路口竖着写有奥家族姓“斯考克”的木牌。小路的尽头，一条大河波浪宽，河边一幢白色木屋，小方窗映出窗帘的花边和鲜艳的盆花。

我和奥同学和拉同学有过多次长谈。总是一起吃顶着褐色奶酪的小饼干，或涂了厚厚黄油和蜂蜜的全麦面包，在厨房里聊到太阳刚落下又升起。我对挪威年轻人的印象——极富见识、批判性思维又言语风趣——便是从他们身上得来的。

我跟着拉同学去奥斯陆大学参加派对，不少学生毕业了也不急着找工作，或gap或壮游——反正找不到工作便不用还学生贷款。听着冬夜极光般的北欧爵士乐，不苟言笑的奥同学陷入沉思中：挪威在变质，挪威人从一出生就享受各种权利，他们不懂得责任，他们太轻了。

大概轻到不可承受，再美好的环境里，人也有可能变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前几年被热议的挪威电影讲的便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貌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似乎什么都唾手可得，一会儿放弃学医搞摄影，一会儿尝试写作，一会儿去书店工作，想换男友就换，不想生小孩就不生，然而终有一刻，她被孤独、悲伤与恐惧打倒，在夜幕下的奥斯陆大街上痛哭流涕，发出“吼叫”——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在我钟爱的电影《灿烂人生》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年轻人向往挪威，去世外桃源般的峡湾，在瀑布中念金斯伯格的《嚎叫》……殊不知，挪威年轻人也总在寻寻觅觅中，而东方常常成为他们想象中的“别处”。奥同学当年的理想便是去日本学习空手道，去中国少林寺拜师，他和太太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来了上海度假。上文的黑金属亚同学后来娶了一位印度太太，读完研究生后，甚至跑去了新德里工作。

而我在寻寻觅觅的青年时代，又何尝不曾将北欧认作心目中理想的“别处”？挪威森林便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大概任何年代、任何地方的人都会觉得“此处”没有希望，唯有去往“别处”才能找到理想。而一个人又要经历怎样的漫长和曲折，才能明白，生活不在别处？

原标题：《姜亦朋：我所认识的挪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