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哥大访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系里听一个讲座。
有一次我去系里听讲座。这是一场小型活动，一个主持人，一个讲者，十几个听众，都是系里的老师、博士。讲座开始，80岁的黎教授进来，我赶紧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他是我访学的导师。主持人、讲者、听众，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
但是天哪，我是全场唯一站起来和他打招呼的人。也没人帮他搬椅子，他自己搬来一个板凳，在旁边坐下。
这场景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假想10年前，我在成都和几个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不管我们多狂妄自大，如果流沙河先生突然走进来，我们一定会停下，为他让一个座位出来。
在成都，我已经算是不懂“礼节”的人了，工作几年，因为不知道给领导敬酒被诟病。我也听说有一次某领导路过，我在看书没抬头，被人指点、举报。
但是在美国，我却发现自己过于“懂事”了。
这种“懂”就是内心仍然有某种尊卑、秩序和权力感。看王虹的发言，她说感谢法国给了她“自由”。我能完全get到她所说的自由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在国内，领导进来你要不要站起来？和同事、领导一起吃饭，又该如何安排座位？如果你在山东，聚餐的时候鱼头应该朝哪个方向？
这一切，当然都影响不了数学，但是却足以摧毁一个数学家的灵气。
前两天读赵鼎新老师的书。他提到一个细节，自己在国内去某大学讲学，一位很有学术追求的年轻学者帮他打车，一手打开车门，另一只手帮他挡着上面，免得他碰头。
他当时就纠正了对方的做法，这太不平等了，“老赵”即便碰到头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他发现，自己的纠正让对方很不开心，后面再有类似的事，他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他刚回到浙大当系主任的时候，想买一辆五六万块的二手车，这在美国再平常不过，但是同事告诉他：“这不符合你的身份。”于是，他只好骑自行车。他能够成功地让年轻的学者称呼自己“老赵”而不是“主任”，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能改变的终究是有限。
赵鼎新老师是幸运的，他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足够的成就，他也可以经常“回到芝加哥”。王虹也是幸运的，北大毕业她能申请到巴黎去读硕士，导师又推荐她到MIT读博士——至少优秀的中国人，拥有了“自由流动”的能力。
菲尔兹奖四年一次，如果你问我四年前谁获奖，他们的成果是什么，我完全答不上来。这说明我根本不懂数学和菲尔兹奖。今年获奖者有两个“中国人”，我和大家一样高兴。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高兴非常“表面”。经过思考后的“高兴”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真正的天才人物，真幸运他们拥有更多自由，能够找到适合的地方，更进一步，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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