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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谢谢小杨老师著的这本书。我之前问了一下小杨老师,她不是天津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天津人,她更容易从一定距离来看天津,就本书而言,它确实是更多从文化的角度来写的。近代天津有一个特点就是偏西化,虽然这本书里也写到一些中国绘画或者是传统绘画,以及一些民间年画,但传统绘画以及民间年画仍然也存在偏西化的现象。我为什么说这一点,是因为我在2022年去四川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进行讲座交流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天津的艺术家,像李津、何家英、阎秉会、李孝萱啊,在全国非常有影响。同比呢,跟我们这个罗中立老师都是差不多同一代。而我们四川美院,把罗中立老师就是纳入到我们美院的校园文化和管理体系中,你们是怎么做的呢?”给我问住了,我说我跟你一样,觉得他们非常出色,但是这个事儿我也想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思索,所以我想在这来说一说,就是像刘继卣,他的这种反传统的笔墨形式在天津的出现,其实跟何家英老师就特别有联系。所以,当代艺术其实也有民间的一脉,这个也有很大影响。
这是一个感觉,因为天津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所以我跟孙建平老师是一样的感觉,就当时来看,天津是一个很早开放的城市,挺骄傲的;但是在今天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早被殖民的城市,就是我们心里还有一种被殖民的心态,如果要是再往下梳理,恐怕就是说这个被殖民心态会在一些案例里面出现,所以它其实还是有相关的可能性。
其次,就是书中谈到了李叔同,我很感兴趣,因为他是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天津人,他不是一个大家,但是他在今天的意义特别大。他突然从俗世出家,研究律宗,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是不是厌世了?还是因为一种被殖民之后的心态?就是说,天津在被殖民的情况下,虽然很早进入现代化,感觉面儿上是骄傲的,但实际上内心是没有主权,也没有自我的,更没有刚才杨老师说的“自觉的启蒙”。所以,李叔同虽然是一个人,但他是近代天津城市的一个细节,一个缩影,就是他的个人变化跟时代环境是有关的,这个是我看这个书的第二个感受。
第三,我想谈谈书中说的“折中主义”。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折中主义是一个不太好的词,就像建筑方面就有这样一些现象,比如用砖做罗马柱等等。但是如果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折中主义,比如我们通过反向的角度来看,就像书里那位美国学者说的那样,两种文化碰撞杂糅就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特殊的文化形式,这种特殊的文化可能会同时消解双方,就是既非传统,又非西方,而是使双方相互塑造,于是它就有可能跨越双方的文化局限性,就是折中主义。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之前对折中主义的负面认识。
打个比方,这个折中主义就特别像天津麻花。这做麻花的时候,是先一根儿一根儿的做,然后它再卷起来,它是一层一层的,分不同的,有糖啊,有不同的味道,然后它就这么卷然后再炸,所以就特别像书中的最后一章所说,天津文化是矛盾的,它还就是这么卷着,还不能缺了谁。我们有时候消极地看,就觉得我们这个是大杂拌,就是消毁它。但是作为积极的概念,我们从中就可能解读出来别的角度了,就能发现一些特殊的意义。放到天津乃至中国的语境下也是同理,甚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南方”,近代都曾有被殖民的经历,后殖民的烙印客观存在。如今国家实力已然强盛,但回望过往、向内自省,这份复杂的历史底色,恰恰让这段研究拥有了独特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
(此文为在《传统与变革: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研究》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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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谦,又名孔千,1956生于天津,祖籍山东,1982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获艺学士学位。1982-1985于天津大学建筑分校工作,1998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做学者交流,1986年至今于天津美术学院任职油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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