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在他64岁的时候,遇到了一次逆袭人生的机会。
汉文帝从他身边路过,看见白发斑驳的冯唐,好奇地问:你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呢,你家是哪里人?(郎官是皇帝身边级别较低的做一些服务的工作人员,相当于行政部工作人员,什么都干,可以护卫安全,也可以是咨询顾问,也可以代写文书等等行政工作。)
冯唐与汉文帝简短的家常聊天中,直率地指出了文帝朝政中的一个缺点,引起文帝的注意,不甘心的文帝特意给了冯唐一次召见:你详细道来,我倒要听听。
冯唐借此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解决方案,听惯了阿谀奉承的油腻之辞,冯唐老先生的铿锵发言让文帝眼前一亮,老是老了点,但他说的对啊。
于是文帝破格启用冯唐,官升十级,景帝继位后,继续重用冯唐,到了武帝即位,已经九十多岁的冯唐实在是不能出来做官了,只好由他的儿子来代替他。
冯唐厚积薄发,可以说是大器晚成。
人生是一场旅途,当顺风快车经过的时候,有的人上车早,有的人上车晚;每个人的终点不一,人生的精彩其实是在路上。
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有个情节:你其实不知道你能否达到长安,你只能尽力向前走,你倒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长安。
所以你不要去与人比较别人的长安,你只要关注自己的长安。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里有一位特殊的国民党俘虏“文强”;他是主席的表弟。
18岁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总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参加过北伐,是南昌起义的骨干,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担任过省特委书记。
他的履历很难与功德林战俘关联起来。但是后来阴差阳错的加入国民党,成为了阶下囚,而他黄埔同学是共和国元帅。
人生这趟旅程,你不知道何时会上车,何时会下车。
一位54岁的老同事,6年前从著名的外企离职,后来找工作碰壁,迷茫,被嫌弃年纪大,停停找找没有归属感,一度打算放弃重返职场。
前不久跟我说,他拿到了一份国内知名大厂的offer,因为雇主正在做一个项目,正是十五年前他负责过的一个项目的复制版,有人推荐,面试一谈,对方就知道这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说这份新工作轻车熟路,方案对他来说,几乎是在写“回忆录”。
新的岗位给予了他很大的授权,我说你是大器晚成了;老同事回我的原话是:人不能停下来,折腾,你会发现新的上车点。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位中年逆袭的唐朝诗人--高适,与李白同龄,当同时代的李白、王昌龄熠熠发光的时候,高适要被迫离开长安回家种地。
已经在外晃荡了半生的高适,这一年43岁;他出身不好,贫苦人家。去长安考功名时,还曾经乞讨度日。
两年之后的高适45岁,考取功名无望,诗人之于盛唐,就如同当今的横店演员,会写诗的他一点也出不了彩,走文艺之路,看来是彻底没戏了。
高适选择弃笔从戎。
因为家境不好,从小干活,练就了一副好身体,加上高适会些剑法,在唐代,诗人是佩剑的。
高适在军中,经过几次大战后,能武能文,一路高开猛进。
功名万里外,新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在一次主将投降,大军溃败时,高适杀出重围,见到皇帝,说:我实为卫霍,君何惧忧!
安史之乱平定后,高适任刺史,节度使,封渤海县侯。
《旧唐书 高适传》: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早年高适自己仰慕的那些同道,友人,有的已经不在世,有的落寞。
人生没有到最后时刻,你怎么知道没有彩蛋。
人到中年,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锐气不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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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公子重耳,他的父亲晋献公要杀他,他的后妈要杀他,弟弟也要杀他;43岁的重耳不得不开始逃难游离的生活。
逃难途中中,有风餐露宿,沿路乞讨的时候,有受到其他诸侯国礼遇的时候。
到达齐国,齐桓公厚礼招待重耳,重耳几乎有了放弃回家乡、重振晋国的想法:
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
但,最终重耳还是志向不变,锐气不减;漂泊十九年后,62岁高龄回到晋国继承了国君之位。
重耳大器晚成,十九年逃难经历让他更懂身为国君的意义。
重耳励精图治,晋国迅速强大,成为春秋时期最强的诸侯国。重耳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之长”。
后世史学家评价重耳:人生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器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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