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安乐死十年激增五倍，老龄化非主因，缺口致命

荷兰2002年率先在全球将安乐死纳入法律规范。如今，这个国家首次指出，一个可能推动安乐死数量上升的因素，是医疗体系本身的不足，尤其是复杂精神健康个案的照护问题，以及老年人和临终患者居家护理中的人手短缺。法律实施24年来，安乐死案例已从2003年的2000起增至2025年的10000起，约占全国死亡总数的6%。

这一警示出现在一份应政府要求撰写的科学报告中。报告旨在评估自安乐死以及应患者请求实施的协助自杀合法化以来，相关案例增长的原因。与医疗削减相比，人口老龄化和患者自主意识增强等因素分量更重，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对自己的生与死拥有更大控制权。

不过，尽管安乐死每5年会接受一次评估，此前从未专门分析过其数量为何持续上升。这项研究由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医学中心牵头，乌得勒支和阿姆斯特丹的同类机构参与合作。项目负责人埃尔斯·范韦恩哈尔登表示，她观察到“安乐死申请正在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医疗体系某些领域面临的挑战有关”。

这位专家将这一因素称为“整体解释中的一小部分”。她警告说，医疗服务必须妥善平衡对精神痛苦的照护，特别是那些难以提供适当治疗的情况，“否则这会变成一个问题”。这一点令医疗体系各方都感到担忧：必须确保未来几年继续投入专业化流程。

总体而言，报告认为，安乐死上升是“这一实践适应人口变化后的逻辑结果”。荷兰人口正在老龄化，带着慢性病长期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协助死亡只有在患者遭受无法忍受且无治愈可能的痛苦，并且本人在神志清醒状态下反复提出请求时，才可实施。

近年来，癌症作为申请安乐死的原因所占比例持续下降。根据这项研究，过去24年间，癌症从约占全部案例的90%降至54%。虽然仍超过全部实施案例的一半，但其他原因所占比重正在上升，包括多种疾病并存、失智症、高龄相关多重病症累积，以及精神障碍。

2025年，荷兰安乐死审查委员会收到10341份通报，比2024年增加3.8%。如果医生不愿实施安乐死、对具体个案存疑，或认为自己没有准备好，可以将病例转交给其他同事，也可以转给安乐死专家中心，由后者处理最复杂的案件。根据负责全国安乐死实践审查的荷兰安乐死审查委员会数据，2025年有174名患有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人接受了安乐死，2024年这一数字为219人。

如果实施者违反法律标准，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可能构成犯罪，最高可判12年监禁。不过，医生并无实施安乐死的义务。范韦恩哈尔登提醒说：“安乐死不是患者的一项权利，也不是医生的一项义务。”她说，“它是法律上的例外，是一种特殊的医疗实践。尽管人们会在预先医疗指示中写明自己的意愿，这可能会制造出某种期待。”因此，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公共讨论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精神疾病个案中，必须确保医疗结构已经准备好，也确保人们能够平等获得适当资源”。

范戴克通过视频连线接受采访时，身边还有荷兰皇家医学会董事会成员、老年照护医生米克·德赖耶。她确认，荷兰全国医疗照护标准“处于较高水平，但我们预见未来会出现专业人员短缺”。正因如此，一部分照护需要在家中完成，“而人手不足让民众感到担忧”。不过她强调，安乐死总体增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只是因为这种担忧。

报告指出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对生活质量和死亡质量的重视，以及人们希望对两者拥有越来越多控制权。范戴克说：“人们对痛苦的理解正在变化，个人自主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德赖耶则表示，在自己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只实施过两次安乐死。她说：“医生得到的机会，是帮助人们拥有好的生活。”她补充道：“不是长寿，而是好的生活。”

无论何种情况，医生在作出决定前都必须咨询一名独立同事。在精神健康领域，则由两名医生核查一切是否符合要求，“只有当你认为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缓解痛苦和煎熬时，才会这样做”。德赖耶承认：“这是最后手段，也是一个强度很高、相当复杂的程序。”

谈到这里，范戴克补充说，对于精神科患者，相关程序已经改变，“现在必须由一个多学科委员会审查个案，同时评估患者所处的生活环境”。报告所描述的社会变化，也影响到了医学教育。“24年前，我们不会向医学生教授任何关于安乐死的内容。现在，如果你要成为全科医生——他们实施了80%的案例——我们会把相关内容全部讲清楚。”他说。

两位专家都认为，安乐死数量增加“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变化”。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一程序“必须透明、审慎；医生要作出正确判断，并得到同事支持；患者也能够作出选择”。埃尔斯·范韦恩哈尔登最后表示：“只有当医疗体系在各个环节都运转良好时，才可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安乐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