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谢伦巴赫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试图在奥地利首都的城市地图上标出数千名纳粹受害者最后的住址，并重建他们的人生轨迹。
拍摄纪录片《浩劫》时，克洛德·朗兹曼曾反复追问灭绝的终点：“那些被判死的人最后的时刻始终萦绕着我。衣不蔽体、冻得发抖地等待，走进索比堡或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究竟意味着什么？”40年后，“维也纳记忆”项目带着同样的执念，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并把它放到了地图上：这一切究竟从哪里开始？
这是一项详尽的制图工作，共涉及55285个名字和8109栋建筑，其中包括盖世太保总部等纳粹统治机构的标志性地点。所有资料都由谢伦巴赫手工整理汇编。
“维也纳记忆”是一款可通过手机并借助地理定位访问的工具，网址为memento.wien，提供英语和德语版本。人们在城中行走时，这张地图会像谷歌地图一样为你指引路线，只是目的地不再是餐馆或商店，而是对受害者以及当年城市景观的追忆，例如在“水晶之夜”大规模打砸抢中被毁的犹太会堂。
欧洲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类似的“记忆制图”项目，也就是带有地理定位数据的历史档案库，例如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纪念碑”、柏林及欧洲其他城市的“生命地图”，以及布拉格的“记忆地图”。后者一开始便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想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的房子、街道或街区里发生过什么？
他同时强调，“维也纳记忆”并不是“绊脚石”纪念牌的数字版。所谓“绊脚石”，是铺设在受害者旧居门前人行道上的10乘10厘米黄铜铭牌，用以纪念纳粹德国的受害者。“维也纳记忆”希望把所有受害者都纳入其中，并记录他们最后已知的住址，而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1938年的住址。
1938年德奥合并、德国占领奥地利时，维也纳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都市之一。根据将种族主义合法化的《纽伦堡法》，约有200000名维也纳市民被归类为犹太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
此后，纳粹官僚体系开始实施一套驱逐和集中犹太人的后勤操作，通过强制搬迁把他们重新安置。相当一部分人最终在被驱逐前，至少被迫搬过一次家。
阿德勒街4号就是当年所谓“集中公寓”之一。这类住处是通往灭绝营列车的前站。从这个地址出发，被送往集中营的有55人。伯格街19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生活和行医近50年的地方，如今已是博物馆——也曾被用作集中安置犹太人的住所。这里共有23人被驱逐。弗洛伊德的4个姐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
多瑙河运河旁的泽加塞街9号，曾是犹太社区最大的养老院。根据谢伦巴赫的整理，这里是952名在那场历史悲剧中遇难者在维也纳的最后住址。
要找到这些受害者，并不需要走到城市边缘、偏僻小巷，或者传统上的犹太人聚居区利奥波德施塔特。安娜·施特劳斯住在迈塞德街1号，邻近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阿尔贝蒂娜博物馆。1942年，她62岁时被驱逐到特雷津隔都，两年后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53岁的护士弗赖德·拜勒·里斯住在博森多费尔街7号，这是一条位于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和环城大道之间的优雅街道。她被从家中带走，直接送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希尔德加德·卢斯蒂希和儿子住在舒勒街1号，就在圣斯德望主教座堂附近。1942年春天，他们被编入第27号运输列车，送往索比堡。她的儿子后来在同样位于被占领波兰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又活了几个月。
这里每天都会吞没多达500人，他们在这里遭受审讯、酷刑，并且常常经由酒店原本的送货入口被押送，最终送往集中营。盟军轰炸把这座建筑夷为废墟，如今原址只剩下一处纪念设施。
在这部汇集大规模暴行幸存者证词的独特电影作品中，克洛德·朗兹曼曾说，《浩劫》消除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切距离。如今，生活在维也纳的人们，可以知道自己昔日的邻居中，有多少人最终死在灭绝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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