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文学”的可能性 ——以王勇长篇小说《川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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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看广元客户端，作者王刊

“县城文学”的可能性

——以王勇长篇小说《川北》为例

□ 王 刊

《川北》

王 勇 著

作家出版社

这几年，关于“县城文学”的讨论多了起来。最先，“文学”是“文化”的意思，后来这种讨论还是波及到了“文学”，让“县城文学”回到了“文学”的本位。去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的系列活动，引起广泛关注。县城，是一个中间地带，一头连接着乡村，一头连接着城市。县城作家能频繁返乡，即使不返乡也能借助父母、亲戚等像一根吸管一样，吸纳来自乡野的信息，这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写作优势。

在乡土中国时期，很多作家是脸上敷着泥巴的“孩子”，乡土文学是文学的主潮。但在转向城乡中国后，乡土文学或新乡土文学日渐式微，这种趋势定会持续下去。

一般而言，居于城市后人们会抛弃或者忘却根植于土地上的那一套语言系统，除尽“乡土”的“土”味，不论是生活语言还是书面表达。大家都认为工业文明的那套话术，才是“高尚的”，通达四海的，才可以证明我们已经进化成了“文明人”。但这种通用语的反面，恰恰可能是语言个性的磨蚀，是以抹去地方性为代价的。

与“文明人”相反，有些作家会有意识地反向运动。比如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就返回乡村，返回大地上的语言。还比如王勇写作《川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时，他就有意识地贴近供养他的川北那片土地，摄取从山川河流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营养物质。“我还是把少有的闲余时间用在了川北土地上的行走，我因此熟悉川北的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乃至很多乡村旮旯，见过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收集和听闻了无数的奇闻轶事。”

以上两位作家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尤其是一个县城作家如何通往写作的大道，可以作为镜鉴。

首先，要充分吸纳乡村的语言。当然不仅仅是对话，还包括叙述语言。阿来就曾经说过，你要写出地方性，不能仅仅只是在对话里加上几个语气词。吸纳乡村语言，不仅仅因为语言要跟着人物走，更重要的是地方性语言有普通话缺少的表现力。比如《川北》里就征用了一些词语：“怄半个月的气”“撮两瓢苞谷”“文进武出”“哦嗬连天”“打搅”……这些语言，直接来自生活，不仅不会造成理解困难，还能增强异质感和表现力。那些信手拈来的句子，“顿时就像开水烫蔫的青菜无精打采”“大巴山人形容他们是惹不起的朝天椒”“我是蜜蜂扑过的花”“两片嘴皮就跟打卦似的”……这些语言，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没有泥土就没有它们，与来自城市的语言差别很大，恰恰给人一种蓬勃俏皮之感。

《川北》里还选用了很多俗语、谚语，“天上起的瓦子云，明天晒得胯子疼”。这些语言，是千年来人们智慧的结晶。

如果说俗语、谚语、言语和语言是小说的软件，没有它们，信息传达不出去，故事没办法“读”与“写”。那么，民歌就是系统提示音。《川北》里收集了大量民歌，“清早起来去上山，拿个锄头扷锅烟；忽然想起那个事，锄头不往土里钻”。这些民歌负责情绪、氛围、精神的声音表达，自带地方文化、方言、习俗，让作品更接地气。

《川北》里还有很多民俗礼仪，比如婚姻习俗的三茶六礼；看见蛇交尾预示着人要倒霉；幼年夭折的娃儿不能埋；中元节祭祖要烧袱纸、送花盘；喝雄黄酒看血社火……这些民俗礼仪揭示着人物行动的原因，预示着情节发展的方向，是交互协议。

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乡村从来都不缺。《川北》里那两朵半夜盛开的旱莲花，金光四射；一个风水先生在龙脉上埋下一枚铜钱，后来的风水先生插下一根铁针，正好插在铜钱的钱眼里……还有民间信仰，比如风水和巫术的描写。这些都带着传奇性和魔幻色彩，增强了阅读的动能，相当于趣味软件。

农耕手艺，比如制漆的手艺；民间秘方，比如吃白狗可以促进生育。这是乡人的智慧总结，是驱动农业社会向前发展的程序。

最后，得深研那些发生在本地区的历史事件。《川北》书写了五十年的历史，从20世纪起始到新中国成立作为收束，主要聚焦于军阀混战和红军进入川北。但如何表现这些历史？《川北》采用的不是正面强攻，让小说成为历史演绎，而是将这些宏大的事件推为远景，让桃花湾的秦桂两大家族走上前台，来承受这些事件产生的后坐力，将百姓的悲喜、抉择附着于历史的经纬之上，这就让小说由“小”而知“著”，具有了史诗般的品格。这么说来，历史事件成了小说里的运行系统。

以上的种种审美要素，要么属于小说的软件，要么是硬件，它们与地方性紧密相连。中华文化这个民族共同体正是由多元文明镶嵌而成。川北的地域密码，与新疆阿勒泰、北极的漠河、蒙古草原、江南水乡、东南的海岛显然是不同的。正是这地域性带来的差异性，才构成了文学写作的异质感。在地域性上发力，这或许是“县城文学”一个重要的行进方向。县城写作者，可以利用自己跟土地的血脉联系，来拉开跟城市书写者之间的距离，让土地开口说话是他们天然的优势。又尤其在今天，旧的乡村在逐渐成为远景，新乡村也一步步跟上了工业文明的步伐，那些传统手艺和屋檐下的旧事物消亡了，跟土地紧密相连的传说、故事、风俗民情也在淡出，那么写作一些深入旧乡村肌理的文字，就具有了抢救性质。如何面对新乡村，田耳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他的《金刚四拿》，写的是由于年轻人进城乡村空心化，人死了凑不够抬棺的人。田耳作为一个城居者，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就需要对流动的乡村做抵近观察。新乡村的“新”就体现在：老年人因为养老问题，出现了自杀；担心养老问题，开始存钱；熟人社会的换工和互助在消失，人与人转向雇佣关系，劳动开始计价；赌博出入乡野……

县城作家不仅可以走进乡野，还应该出离乡野，隔着一段距离“凝视”它们。站在历史下游回看历史，站在整体的高度来反思地域性，用现代的观念来完成作家的主体建设。正是这一入一出，使我们可能超越一人一事，自在高处统摄人、物、村、史。比如，《川北》里的女性，面对“性”时，并不是一副受害者的面目，她们多具有主动、平等、粗粝的姿态，这就还原了乡野里人物蓬勃的生命力。

要做到以上，需要作者下功夫，下笨功夫，得像王勇那样，在那片土地上行走，长久地行走、深扎，将外来之物化为自身的血肉。好的文学，从来不以“城”与“乡”来分，好的作家从来也不以地域分，相反，如何利用地域性是区分作品好与差，作家大与小的标尺。对作家来说，生活不在远方，恰恰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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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看广元客户端

作者：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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