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亚太产业遗产空白的“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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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

7月25日，据新华社报道，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5日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午坑瓷石明矿遗址、小坞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陆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魏青所带领的清源文化遗产团队，是景德镇申遗工作中贯穿始终的核心技术力量。虽然最核心的工作是申遗文本的编写，但整个过程中，团队还参与了整套申遗策略的制定、价值主题的深入研究、保护系统的筹划与管理规划编制，以及覆盖申遗全过程的管理与技术咨询。

魏青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提到，《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遴选的核心主旨，在于通过这些遗产地呈现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从这一点出发，每一个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都应该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有一种“填补空白”或者是“代表性不足”的意义所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亦是如此。

虽然在已经入选名录中，已有部分项目与瓷业遗存相关，比如2021年列入名录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中，就包括了见证宋元时期瓷器作为最大宗外销商品通过泉州港远销海外之历史的德化窑址、磁灶窑址两处点位；还有1992年列入名录的、受到中国龙泉窑和磁州窑影响的泰国素可泰历史城镇及相关历史城镇群，以及历史上重要的陶瓷贸易港口，见证中国及东南亚瓷器流通痕迹的越南会安古镇。但这一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范围内首个入选该名录、以瓷业为主题的项目，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为什么是景德镇？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构成的产业遗产群，涵盖15个要素，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

在魏青看来，景德镇瓷业能够延续近千年、窑火不断，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元素与历史机遇叠加的结果。“它是很多不同的元素和机遇的结果，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

从资源端来看，景德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这里的水土资源本就适宜瓷业生产。但这种优势并非一开始就全然显现，而是在人们不断地发掘与探索中才逐渐被整合。魏青特别提到了二元配方技术，即瓷石加高岭土混合制胎法的确立：“对瓷土性质的理解、探索和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

与此同时，景德镇丰沛的水利条件也在产业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发达的水网不仅为制瓷的核心工艺如水碓粉碎与淘洗等环节节省了大规模的人力，同时也为物资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水利的保障和条件，是让它能够在大尺度空间上形成一个非常便捷、低成本的产业系统的重要原因。”魏青说。

另一边，独特的官窑与民窑共生体系，是景德镇手工瓷业不断创新的“内驱力”。基于长期以来在制瓷工业上取得的成就，景德镇出品的瓷器逐渐得到皇家赏识，宫廷遂将御用瓷器的烧造体系确定于此，由此也形成了产业结构上的鲜明特色，即官窑体系与民窑体系共生互动。“官搭民烧的产业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技术的发展。而大规模民窑的存在，又为官窑的技术研发和探索提供了庞大的产业工匠基础。”魏青进一步解释道。

正是这种资源、技术与管理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不断迭代、不断创新、不断向上发展”的态势，最终成就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体系。“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结果。”魏青总结道。

“作为瓷业主题的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属于制造业的子类。实际上，在整个制造业板块里面，手工业的类型也是不足的。”魏青介绍道，“另一方面从全球版图来看，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拉美地区产业遗产的数量已比较丰富。相比之下，亚太地区还存在着不足。”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之前，欧洲北美板块有49项产业遗产，拉美等板块有19项。但在亚太板块，仅有14个产业遗产点位。此次入选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更是中国第一个入选名录的产业遗产。“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制造业遗产体系来说，可以弥补以往表达不足的状况。”

技术革命与审美结合

形成一股鲜明的“中国风”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报的内容，涵盖了景德镇地区从10世纪到19世纪之间瓷业的创造和发展过程，据魏青介绍，这包含了“从中国瓷业百花齐放到景德镇瓷业独树一帜的时期”。将近十个世纪的历史跨度，即便在世界范围内的手工业体系来看，也是颇为漫长的一个生命周期。

“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两条主要的脉络。一条是制瓷技术的体系，包括了青白瓷制作技术的整合、南北制瓷体系的创新，以及后续青花瓷、粉彩瓷等制瓷技术的成果。另一条，则是产业体系在中国的生命力。”魏青说。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农耕文化的国家。但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让世界看到了，在中国的手工业时代，仍旧能够产生如此庞大、复杂、具有市场导向生命力的体系。它既具有复杂的结构，又具有自发、有机的特征。“这揭示了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体系能够达到的发展高度。”魏青说。而这个体系的产物——那些坚硬、精微的瓷器，通过远洋贸易触达到世界各地，一并带去的，还有中国的文化。“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瓷器的传播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文化审美与艺术风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鲜明的‘中国风’。这正是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成果。”

而在瓷器传播的过程中，带去的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话，还有一场高温硬质瓷的技术创新的革命。而景德镇则是引发这一场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二元配方”技术的突破。

“二元配方让瓷器的坯胎有了更强的结构承载力，大型器物和复杂器型因此成为可能。”魏青解释道。这一技术革新恰好呼应了元代以后中亚、西亚等阿拉伯地区在饮食习俗上对大型餐具的需求，以及欧洲市场对复杂器型的追捧。“这样一种技术革新，让瓷器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而在装饰艺术上，景德镇的瓷器通过坯胎和釉料的技术革新，让瓷器质地也有了新颖的表达。从纯白釉的极致追求、青白瓷的温润质感，再到青花的釉下彩、粉彩的釉上彩，以及釉上釉下结合的复合装饰手法，在景德镇，瓷器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多样性被增强，使其具有难以被磨灭的代表性。正因这样的代表性，瓷器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强有力地持续传递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信息与审美。

体现文化交流与融合创新之成果

但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从来都是双向的。景德镇瓷业的创新与发展，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果。好比青花瓷，它的诞生既有中国自唐代以来对彩绘瓷的自主探索，也离不开来自西亚的青花钴料以及异域艺术风格的影响。“青花瓷在器型、装饰纹样等方面有许多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还有后来通过南洋定制市场带来的技术迭代的反向推动。这也就是青花瓷能在世界上畅销的原因。它不单单是中国文化的表达，其本身就是文化融合之后的创新。”

而在魏青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反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

事实上，在正式申报世界遗产之前，景德镇就已经于2014年率先获得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授予的“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这个身份恰恰是对景德镇仍然具有极大活力的手工制瓷文化传统的肯定，同时也是对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对当代文化创意产业促进的积极支持。”魏青说。

而世界遗产的认定，则是从全球视角出发，对景德镇瓷业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给予的“最高级别认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赴景德镇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团队切实感受到了专家们对遗产项目的浓厚兴趣，以及对现有工作成果的充分肯定。魏青特别提到，遗产地内瓷业遗存，以及遗产与当地之间鲜活的关系，都成为了打动教科文组织专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重点保护对象之一

对于5大片区、45个遗产点位来说，申遗成功只是漫漫保护之路中重要的一步。在魏青看来，这项遗产项目所呈现的，是“一个从城镇到乡村、再到乡野的整体产业面貌的系统”。5大片区内的45个具体遗产要素，连同它们所依存的历史环境，都应该被纳入保护体系之中。历史环境既包括镇区的历史城镇风貌，也涉及原料产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产业关联，尤其是这套复杂的手工业系统所依赖的水利工程。航道段落、码头节点等水运遗迹，同样是遗产价值阐释中不可或缺的支撑。

而除了对历史遗存的保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重点之一。目前，景德镇拥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包括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水碓营造技艺（景德镇瓷业水碓营造技艺）等。“在申遗文本的构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它不是物质遗产，但是它将物质遗产的空间紧密相连，是遗产价值的重要支撑，是真实性的见证。”魏青说，“未来如何能够系统地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到位，也是一个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