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

（来源：党史网）

转自：党史网

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向贵州黎平县境内进发，拉开了转战贵州的序幕。

黎平会议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这里的人民对红军并不陌生，早在1930年，红七军转战贵州的20多天里，就曾来到过黎平播撒过革命的种子。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展开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必须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西入贵州、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它否定了博古、李德所坚持的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从而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猴场会议与突破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以流急、滩多、谷狭而闻名。贵州军阀王家烈为阻止红军渡江，提前在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销毁船只，认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军阀侯之担也说“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尾随红军行进到施秉、黄平、三穗、镇远一带；桂系廖磊的一个军则已进入都匀、独山地区。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提出在乌江以东打几场胜仗，乘胜东进湘西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肯定了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彻底否定博古、李德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还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2日至4日，中央红军如神兵天降般兵分三路从瓮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开阳茶山关等处突破乌江，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强渡乌江，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较大胜利，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当时以“开展胜利的反攻用最顽强的战斗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通栏标题，刊登了《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对红军突破乌江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红军长征战史上的一次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战役。

智取遵义

红军渡过乌江并向遵义进发的消息，吓得原本在此坐镇的侯之担逃之夭夭，只剩下少数兵力防守。红军自离开苏区之后，弹药来源紧张，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决定通过智取的方式拿下遵义。负责前卫工作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他们在接到任务后，于1月5日兵分两路从团溪直扑深溪水，迅速拔掉敌人前哨据点，并俘虏敌人200余人。当天傍晚，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带着三个步兵连和军团直属侦察连，装扮成黔军的样子，押着几个俘虏直奔遵义城。在城门楼下，曾保堂让俘虏向守城的敌军喊话，要求对方打开城门。敌军以为是自己人，便将城门打开。红军迅速冲进城楼，收缴敌人的枪械，并切断通向市内的电话线，后续部队也跟着进城，大多数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红军俘虏，只有少数敌人从北门逃走。1月6日凌晨，红军其他部队陆续进城。1月7日，红军全面控制了遵义新、老城。

遵义，当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属贵州较发达地区，但当地许多老百姓由于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劳碌一生却一无所有，被称为“干人”。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人们自发地欢迎红军的到来。1月9日清晨，遵义的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欢迎红军！”“欢迎朱毛总司令！”的口号，欢天喜地迎接红军进入遵义。下午5时左右，当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部队出现在丰乐桥头时，人群立刻沸腾起来，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而热烈。

1966年，也就是遵义会议召开31周年之际，丰乐桥正式更名为迎红桥。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逐步认识到，红军失利的状况，源于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想法在长征途中逐步统一。黎平会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猴场会议彻底否定博古、李德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梧桐街（1937年更名为子尹路）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宅邸召开。会议室设在二楼东边小客厅内。会议室陈设简单，东壁墙上是挂钟和两个壁柜，西壁则是一排玻璃窗，屋子正中摆着长方桌，四周围有一圈靠背椅，桌下放着一个火盆。

​遵义会议旧址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始终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作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意见。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后，发到支部讨论；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圆满完成。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油印本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青杠坡战斗 一渡赤水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对“围剿”红军作了新的部署，敌人的兵力从四周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的狭小地区，然后“聚而歼之”。面对严峻的局势，中革军委决定在敌军合围之前，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处的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集中。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确定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区转移到川黔边境，并在川南渡过长江，进入川西北，“争取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全军分别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红九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路纵队，红五军团为全军后卫，向赤水地域疾进。

为了聚歼红军于赤水河畔，蒋介石从四川增派优势兵力，逼近土城，致使红一军团攻占赤水城、夺取北渡长江渡河点的计划受阻。为集中全力打开前进道路，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27日行动部署的指示》，令红一军团停止向赤水进攻，令红二师返土城参加青杠坡战斗。1月28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向土城青杠坡之敌人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增援的红二师参加战斗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由于敌情侦察有误，原以为敌人的援军有四个团，实则有八个团，敌人援军不断向战场赶来。中革军委立即作出决定，放弃原定在赤水地区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从土城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行动部署》，指出：“我野战军拟于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西进。”当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元厚）、土城南北地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推进。土城青杠坡战斗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正如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总结的，“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敌，改变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土城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急忙下达在川、黔、滇三省接合部包围红军的命令。在敌人加紧侧击尾追并实行新的“围剿”计划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各部队于川滇边休整，相机行动。2月上旬，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先后进至云南扎西（威信）地区。其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作出“立即回兵黔北、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出其不意杀敌人一个回马枪”的战略决策。

二渡赤水 遵义大捷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向古蔺方向出击。15日，军委电令：“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由淋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2月18日、19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等渡过赤水河，将敌人主力甩在川南叙永、古蔺及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及其幕僚惊呼红军的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惝恍，摸不着企图所在”。

红军兵分两路向桐梓前进，矛头直指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王家烈急忙从贵阳赶到遵义亲自坐镇指挥，其四个团兼程赶赴松坎、桐梓、板桥一带，驻守湄潭、打鼓新场等地的部队往遵义方向收缩。薛岳也急令留守贵阳的吴奇伟率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火速增援，周浑元纵队向遵义前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黔北。

​红军二渡赤水河要图

为抓住战机，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带领下，到达桐梓后继续前进，于2月25日在红花园与正在向北推进的黔军第二师柏辉章部第六团遭遇，当即将其击溃，敌退守娄山关。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红十三团到达娄山关脚下时，敌军已增兵封锁关口，红军只能进行艰难的登山仰攻。红十二团赶来增援红十三团，红十、十一团及红一军团一部，从敌人右翼迂回板桥，围歼敌十五团。经过激烈的反复拉锯，娄山关最终被红三军团占领。娄山关战斗后，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满怀感慨地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月28日，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王家烈仓皇率黔军第一、第六团弃城而逃。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第九十三师已进入忠庄铺，第五十九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企图反攻夺回遵义城。红军主力马上转入消灭吴奇伟部的战斗。红三军团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猛冲，与红一军团合兵，展开对吴奇伟部、王家烈残部的追逐。此战歼敌二个师大部，俘敌3000多人，缴枪2000多支。《红星》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则称遵义战役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贵州军阀王家烈经此一役，损失极其惨重，实力大不如前，之后被蒋介石逼迫下野，辞去贵州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三渡赤水 四渡赤水

遵义战役虽然取得胜利，但仍未从根本上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制定“南守北攻”和“碉堡推进”的作战方针，并下令“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1935年3月5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作战命令，命令红一、三军团主动寻找敌周浑元部作战，以打击西翼之敌，扩大遵义战役战果。但敌人始终固守堡垒，回避与红军作战。遵义战役后近半个月时间，双方无重大战事。3月中旬苟坝会议后成立的新“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离开长干山区向西南转移，以寻求新的战略机动，并在赤水河上游夺取渡河点。3月15日，中央红军向鲁班场之敌发起进攻，待敌人援军赶来之时，红军转向仁怀以北的茅台镇机动。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及附近地区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叙永出击，摆出要大举北渡长江的姿态。

从当时的整个战局来看，要完全摆脱敌人的围追，只有假道云南，巧渡金沙江才能甩掉几十万敌军。在三渡赤水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蒋介石果然认定红军主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川滇黔军和中央军集结长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毛泽东审时度势，待敌人布局将成未成之时，指挥红军主力于3月21日至22日从二郎滩、淋滩、太平渡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威逼贵阳 声东击西

当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时，敌人的辎重尚在不断北运中。赤水河的民众看到敌人忙乱的样子，编出民歌讥讽道：“白军好像一条狗，红军牵着到处走。白军好像一条牛，红军牵着到处游。”敌人始终摸不清红军的意图，红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活动，误导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向加强对遵义城的设防。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他发表训话表示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再无回枪之力”，“‘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3月31日，中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迅速渡过乌江的命令，将围追堵截的中央军及川滇黔军大部甩在乌江以北地区。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向贵阳方向挺进。为进一步迷惑敌人，给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4月2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息烽，前锋则直逼贵州省会贵阳。贵阳城防空虚，蒋介石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滇军孙渡部此时集结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离贵阳较近，蒋介石亲自给孙渡部下了三道“向贵阳兼程猛进，万勿延迟”的电令。当各路敌人奔援贵阳时，红军又掉头东进至贵阳东南部清水江西岸，佯作要大举渡过清水江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蒋介石又急忙调集湘军、桂军、滇军等阻击红军东进和北渡。贵阳地区一下子涌入了近30万国民党军，各路敌军被弄得晕头转向，滇军也被调出了云南。

除红九军团仍在乌江北岸活动牵制敌军外，中央红军主力跨过湘黔公路，向云南方向挺进，与驰援贵阳的滇军相向而行。4月9日，红军在行至离贵阳10余公里的谷脚时，与赶赴黔东的孙渡指挥车相遇，红军击毁其座车，打死打伤3名警卫人员，孙渡化装狼狈逃跑。

绕道黔西南 胜利突围

4月10日，红军绕过贵阳，占领贵阳南部青岩，攻克定番（惠水）。4月12日，克广顺、长寨（长顺）。4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提出“对野战军目前行动之建议”，建议中央红军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云南平彝（富源），以争取时间和空间，利于红军西进云南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滇军。中革军委接受建议，于同日“十万火急”电令各军团负责人，要求“我军决速渡北盘江，先机占兴仁、安南（晴隆）地区，以利先机”。

当中央红军经过镇宁六马地区时，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陆瑞光等人在红军“不打夷民土豪”政策感召下，接受红军借道的要求。陆瑞光与红军签订“作战协议”，红军留下一批伤员，并赠送步枪给陆瑞光。陆瑞光杀猪备酒欢迎红军，并亲自带兵护送红军离开其辖区。

4月16日，先遣团迅速完成北盘江架桥任务。4月18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北盘江。先遣团则连夜奔袭关岭铁索桥，截断南北盘江东西交通联络。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渡过北盘江并拆毁浮桥，于4月19日手谕追军向北盘江西岸贞丰、册亨地区合围，并派遣薛岳前去安顺督战，以期实现“此次会剿之全功”。但就在蒋介石下达手谕的前一天，中央红军已到达兴义、贞丰一带。4月20日攻占安龙。4月21日，中央红军按计划在安龙、兴仁交界的交那地区集结，并在兴义威舍将阻击的滇军击溃。4月2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越过滇黔交界的黄泥河，进入云南罗平地区。随后红军各部队从兴义、盘县等地进入云南，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红军对昆明虚晃一枪，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掉头向西北，挺进到金沙江畔，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贵州各族人民为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作者：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执笔：王姣姣，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