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书话丨江兮源：漫谈陶灵笔下的川江故事及其文化旨趣

漫谈陶灵笔下的川江故事及其文化旨趣

文/江兮源

通过这二十多年的艰苦寻访、打捞和趣味讲述，陶灵架设了连接川江前世与今生的一座认知与审美的桥梁，同时还架设了一座贯通传统川江、现代川江和未来川江独特而通灵的文字桥梁。

“川江赤子”：真不是凭空浪得虚名

我最早认识陶灵是在十多年前，那时他的职业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在南岸苏家坝《重庆桥梁》杂志社初次见到这个精壮的川江汉子时，并不觉得有何异样，当时他是该杂志的执行主编。那里是南岸‌的一个制高点：“8D 魔幻城市”的地标性网红打卡地，近八十米高空的螺旋式立交桥就雄踞于此。从那里极目远眺，横贯巴渝大地的川江由西到东，不舍昼夜直奔烟波浩渺的远方。‌‌

同样是远眺川江，从苏家坝的极顶远眺，与在家乡云阳的极顶远眺，对这名桥梁工程师来说，尽管两处的风物风情展现出不同的韵致，但就情感的真切与深厚而言，却是别无二致，只是视角不同而已。陶灵讲述的“川江往事”与“川江词典”中逸闻趣事、神话传说等等，与眼前的川江景致相比，显然要“魔幻”精彩得多。

在主持《重庆桥梁》期间，他就已经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有关桥梁历史、桥梁文化、桥梁审美、桥梁意趣，特别是有关古今桥梁建造技艺的通俗文章，讲述围绕桥梁建设与桥梁守护而产生的许多感人故事。

那个时候，我还知道他以“川江赤子”自诩，正醉心于撰写与川江有关的一些掌故文章，也知道他每年大部分的日子都投入到对川江的寻访和考察，以及文献资料的查找之中。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朴实憨厚、黧黑壮实、寡言少语的桥梁工程师，正暗藏雄心壮志，欲把重庆辖区内古往今来的川江往事、风土民情、文化历史，自然形态，乃至所有“微观”的神话传说、俗世趣闻等等，都纳入他的文学写作版图之中。

直到几年后，他陆续把《川江记忆》《川江往事》《川江词典》等几本专著赠送给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川江赤子”对于他而言，可真不是凭空浪得虚名。随后的数年当中，他又陆续推出了《川江博物》《川江广记》等以讲述川江“微观故事”为寻访主旨和审美基调的文史专著，这就坐实了他的壮心与实力，的确与“川江赤子”的自诩是完全匹配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真正理解到，陶灵之所以敢于宣称“我的世界在川江”，并且告知读者，其写作如同在川江中“打捞水湿柴”等等，确实不是头脑发热的“扯把子”和“提虚劲”，而是有迹可循、有书可证、有水平和格调可品鉴的。也就是说，他的写作风格与叙事气象，确实与川江的高山深谷、激流险滩、怪石奇卉、飞禽走兽完全合拍搭调的。

“川江叙事”：贯通川江前世与今生的桥梁

陶灵写过一篇《川江老桥记》，读来令人回肠荡气、五味杂陈、浮想联翩。其行文的简扼直白、质朴练达、曲折多姿、暗藏机趣，可以说是他写作成熟期叙事风格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文章开篇讲述的这个故事，我想应该具有某种文化寓意：

吴国洪耍了个女朋友，是南岸弹子石的女娃儿。他说：“长得很乖，烟厂追她的仔儿多惨了。”吴国洪家住临江门，每个周末都要坐轮渡过江去看那个女娃儿。那时候重庆城江上没得大桥。有个周末，江上大雾，隔两三米远都看不清人与物，轮渡停摆，川江上称之“扎雾”。吴国洪站在江边，朝着雾蒙蒙的弹子石方向，垂头丧气地叹息：“唉，又要等七天了！”七天后，他终于见到了女朋友，但他傻眼了：她成了别人的女朋友。

在我看来，由身为建筑工程师的陶灵来讲这个故事，其悲剧意涵恐怕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故事本身。陶灵是以重庆人惯有的达观口气收尾的：“烟厂一个崽儿近水楼台，趁机天天追她，把她追到手了。”几十年后，吴国洪咬牙切齿地骂道，马上又笑嘻嘻地说：“石板坡长江大桥通车后，我来回坐了五趟公交车，看它还‘扎雾’不！末了，吴国洪还是摇摇头说：‘没桥真不方便！’”

岂止是“真不方便”，简直就是个悲剧！是啊，没有物质建筑的桥梁“真不方便”，同样，没有精神建筑的桥梁，那就不仅仅是“不方便”，它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的人生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化传承和精神贯接的“桥梁”，那带来的将是愚不可及的闭塞与迷茫！

因为，能够跨越山河的阻隔，能够连接古今情韵的讲述，对当代人来说，的确是能够克服物质和精神“真不方便”的两大法宝啊！这个道理，在历史逻辑和认知理趣上，应该是相通的。正是通过这二十多年的艰苦寻访和趣味讲述，陶灵终于架设起了连接川江前世与今生的一座认知与审美的桥梁，同时也架设起了一座能够贯通传统川江、现代川江和未来川江独特而通灵的文字的桥梁。‌‌

因此，我认为，建筑工程师，是陶灵诸多职业身份中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也是最精彩、最得体、最符合他这大半生所作所为的一个“文化信使”的身份。

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陶灵对古往今来遍布川江流域大大小小的桥，始终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历史的变迁与演进过程中，许多承载着川江人记忆与情感的人物、故事、景观和桥梁渐次消失了。光是因三峡库区建设而淹没的古桥就有二十五座之多。每一座古桥的消失，对他来说，都是一次非常痛苦的内心撞击与磨难，因为一些古桥或老桥殉身之际，他就在现场。

其中，万安古桥的殉身尤为惊心动魄、令人泪下。在成千上万民众心绪痛楚的目睹中，三次爆破，才轰然倒下，可谓悲怆而壮烈！云阳述先古桥迫于情势之危只能迁往他处。为了寻找捐资建桥人的后代，他颇费辛劳，无奈，“桥还在，几代人却走了。”最后，他只能站在行将移走的古桥上，内心涌出难耐的酸楚，向冥冥中的捐资建桥人“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陶灵何以对川江的桥情有独钟、爱之深切、难以割舍，进而扩展到对川江所有事物的素朴真挚之爱，我认为，这主要来自川江故土乡邦与他之间形成的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浓郁得“化不开”的情感依恋。

事实上，陶灵的性格，特别是他的行事风格与写作风格，与他生长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他出生在川江边上的小县城云阳，儿时随父母移居到云安古镇，汤溪河水就从那里奔向不远处的川江。及至成人之后，他的工作、生活、恋爱、结婚、寻访和写作等等，可以说大半辈子的人生，都是在川江的环拥和注视中度过的。

所以，川江的林林总总、万事万物，似乎都被他视作自己身体与灵魂的组成部分，彼此融合、难解难分。否则，我们的确难以解释，他在讲述川江故事时何以那样的专情投入，就像在讲述自己的前世与今生。

“川江”：从历史深处跃然而出

古往今来，讲述川江、歌咏川江、诅咒川江、借川江山水风物来“浇心中之块垒”的文人墨客，可以说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书写川江、赞美川江、哭诉川江、感慨川江的作品，可以说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但是，陶灵却与他们不太相同，他是用一种类似于民间说书的方式，一种在茶馆里头“吹龙门阵”的方式，“绘制”出了一幅类似于张择端那样的，既具有烟火气、本草味、又散发着“水湿柴”味道的“千里川江图”历史长卷。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陶灵最初讲述川江故事时，还不是着眼于“微观”，而是站在“宏观”的高度，进入那个年代风行宏大叙事的写作行列的，其行文与构架均服从于“宏大”的时尚主潮，习惯于采用“迅猛发展”之类的时尚大词装点行色。《川江往事》就是他着眼于“宏观讲述”的一个重要纪念之作。

当然，那里面讲述的有不少都是他的真切感受；对他来说，那确实是一个难忘的开端：意气风发、视野开阔、气势不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他，还没有进入文学的自觉阶段，写作的主体意识还没有真正确立，因而“文体的自觉”也还有待唤醒。

但是，《川江往事》却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在读者那里重新唤醒了“川江”——这个集峡江乡愁、奇闻异事、回望与展望为一体的历史概念。本世纪初期，在许多中青年人的认知视野中，“川江”几乎是一个陌生而且盲目的概念，即使在一些认知较为宽阔的中老年人那里，“川江”也几乎成为了一个被沧桑烟云所覆盖的“古老”历史概念，或者封存在李劼人的小说《大波》中，或者显影在鄢国培小说《旋流》中，是仅具近现代意义的一个“陈旧”的文学概念，或者文献概念。

面临这样的历史文化窘境，一大批关注川江、熟悉川江、热爱川江、为川江招魂的人们开始拿起笔来，掀起了“川江写作”的第一波浪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陶灵开始加入了这个颇具悲壮色彩的写作行列。也就是说，他真正“发力”专情于川江寻访与写作，并且将这种具有灵魂追寻意义的爱恋，视作不可代替的精神行旅和价值生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二十余年来，正是通过陶灵们执着地寻访和讲述，“川江”才重新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热爱，才使“川江”从历史的深处妙趣横生、跃然而出，洗去“陈旧”的泥垢，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面目，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认知视野和精神境域。因此陶灵们称得上功不可没、值得嘉奖。

“川江故事”：构建了一个别样而新奇的文学世界

柳向阳先生对《川江博物》的评价，我认为是非常中肯而且客观的。他说：“在他（陶灵）弥散着野史酷烈气息的笔下，充盈着民间蓬勃生机的川江……”确实如此。“野史酷烈气息”和“民间蓬勃生机”，构成了川江书写的狂放品格和历史主义生动基调。在他的“川江叙事”里面，那种与川江共生共死、共存共荣的野风、野俗、野情、野事、野人、野趣等，可谓活色生香、扑面而来、应接不暇。

陶灵讲述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川江龙门阵”，无疑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别样而新奇的历史场域和文学世界，同时也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神异而纷繁的地理文化场域和精神栖息园地。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地理文化场域和精神栖息园地，他把千里川江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各样的故事，特别是与此有关的川江历史、川江文化、川江民俗、川江传说、川江经验和川江精神等等，有情有义、有声有色地讲述和托举了起来。

由此联想到已故的重庆小说家莫怀戚先生对川江文化性格的深刻感受与评价：“川江的山具有儒家文化的峻刻和原则性，而川江的水则具有道家文化的逸趣和灵动性。”这种川江人具有的“儒家文化的峻刻和原则性”与“道家文化的逸趣和灵动性”，在陶灵“往事”“词典”以及“博物”里面，确实有不少具体可感、栩栩如生的演绎与诠释。

莫怀戚被称为重庆作家中的“文化地标式人物”，他写过许多以川江为叙事舞台的通俗小说。他认为，川江流域的山川也好，风物也好，人事也好，神怪也好，无不具有这样的亦儒亦道文化性格特征。在关于他的长篇小说《白沙码头》的感言里面，他如是写道：

在这块神奇诡异的土地上，它的原始野性和乡土人伦也因此显得格外不同。在这个充盈着山精水怪、侠义古风的世界中，人们对生死的理解也非常特殊。他们认为，自己的命是“捡来的”，因而“不惜命”，命和钱一样，其实都是灵魂之外的东西，因此在川江上游走的人，把钱和命都看得很轻。这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自由放达、无拘无束的天地，就敢于拿自己的命来博取豪放任性的人生。在生命与自由的关系上，川江人看得相当透彻：爱得惊心动魄、活得荡气回肠、死得肆无忌惮！

不仅如此，莫怀戚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同为“四川人”，巴人与蜀人性格之所以同中有异、刚柔相济，就源于这条强悍生猛的川江——尤其是流经古代巴国属地内的这一段狂放不羁、自由奔放的江流。

陶灵的系列川江故事，可以说是对莫怀戚先生这种感受的深度理解和有力佐证。由此可见，他的生存感受、经验逻辑和审美理念等方面，这种亦儒亦道的川江文化对他来说，浸润之深、感佩之深，不言而喻。

或许人们要问：陶灵川江故事中那种鲜活感人的历史场景，那种呼之欲出的生命质感来自哪里？直白地说，就是来自川江这一特殊的乡土文化场域。也就是说，他所创造的这个特殊的文学审美场域与这个特殊的灵魂栖息地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毫无疑问，陶灵的川江叙事，体现了他对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乡土文学、民间智慧和野史精神的深刻认知与执着传承。同时，也为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精神生活仍然相对贫乏的“现代人”，以及曾走入虚矫与困局的散文界，提供了一种源自峡江乡野的写作路径、精神资源与文化启示。

作者简介：江兮源，本名张育仁，文学评论家，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