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位广告从业者提出了一个几乎跳出所有政策讨论边界的建议：把一切形式的有偿或第三方广告定为非法。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想法听起来比政客提出的用核弹驱散飓风还要离谱，但在数字成瘾与信息操纵互为燃料的当下，它可能比控枪、应对气候变化甚至降低鸡蛋价格都更紧迫。
他的逻辑并不复杂。只要广告还在，制造让人上瘾的数字内容就永远有直接的财务回报；同时，商业机构与政治力量也就永远拥有能将现实扭曲成个性化气泡的工具。他打了一个很尖锐的比方：指望广告公司自我监管，就像指望海洛因贩子来起草禁毒法。
回顾2016年之后的舆论生态，这一点已被多次验证。民粹主义者利用广告市场绕开传统媒体的把关，把精心裁剪的信息投喂给最易感的人群；境外势力也采用同样的微目标投放手法，沿着社会已有的裂痕推送分裂性内容。从这个角度看，禁止广告并不是在限制商业，而是在拆除一套通过算法不断放大对立、让民主失焦的底层基础设施。
这位广告人把自己的职业身份摆在了最前面，反而因此让结论显得更具爆炸性：“即使从我这一行来看，禁止广告也是我们当下能为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比枪支管控更重要，比应对气候变化更重要，比降低鸡蛋价格更重要。”他的理由是：一旦移除这些高级操纵手段，所有人——包括政客——都将被迫重新回到现实，大规模集体幻觉的最强燃料就会被抽走。
针对“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常见反驳，他几乎是用一种拆穿的方式回应：“没有人有权用一个多巴胺扩音器在你卧室里大喊‘昨天你看过的那条内裤打八折’，更没有权为了知道何时喊、怎么喊而跟踪你生活里90%的细节。这不是言论自由，这是骚扰。”在他眼里，广告和宣传本就是同一回事——宣传是国家的广告，广告是私有的宣传。
他当然清楚这个提议不会明天就被立法。但即使只是从永不停歇的消费情境中抽身片刻，去审视到底是什么在毒害公共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放。那种模糊的不安感——他称之为“失焦的法西斯”——恰恰是在提醒人们，整个系统可能需要一次比改良更彻底的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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