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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监调我去保洁部,集团新股东探班时把咖啡泼在我工牌上,擦干净后他盯着照片愣了:当年支教老师是你?
“周彦,你把这个保洁部的排班表做一下,明天开始你归张姐管。” 新来的运营总监陈啸站在我工位前,手指敲了敲那张打印纸,指甲缝里还沾着没洗干净的咖啡渍。他把一张临时工牌推过来,姓名栏印着“保洁员07”,下面那张照片——是我五年前拍的入职照,笑得很傻,眼角有颗晒出来的斑。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两秒,又抬头看他,他衬衫袖口有一滴油渍,大概是中午吃麻辣烫溅上去的。我把电脑合上:“好啊,保洁部缺不缺拖把?我自己带。”
第一章
三天前,集团空降了一位运营总监,叫陈啸。他上任第一件事是开全员大会,第二件事是调我去保洁部。
原因没说。但我猜得到。
我是技术部的一个小组长,手下四个人,手里攥着一个写了三年的底层算法。这个算法能提高公司核心产品的响应速度,幅度不算大,10%左右,但对于一个日活八百万的平台来说,10%意味着几千万的年度成本压缩。三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CTO沈朝阳拍着我肩膀说,这个项目你慢慢磨,不急。
沈朝阳半年前离职了,去了一家创业公司。他走之前把项目资料全部移交给我,说“你是最懂这个的人”。
陈啸来的第二天,调令就下来了。
没开会,没谈话,HR拿着一纸通知书放在我桌上,说“这是组织调整”。我拿着那张纸去敲陈啸的门,他正在打电话,抬手示意我等着。我站了三分钟,他挂了电话,抬头看我第一眼:“周彦,你那个算法我看了,三年前的东西,现在早就过时了。公司不需要了。”
我说:“你都没跑过测试数据。”
他笑了一下,指了指门口:“保洁部那边缺个懂电脑的,张姐快退休了,你去帮帮忙。”
然后就是今天。他拿了那张排班表给我。
我把电脑合上之后,他脸色没变,只是把那张工牌又往前推了半寸:“明天八点打卡,保洁部在负一层。”
我回了工位收拾东西。部门里还有三个人在,两个实习生,一个老员工叫方杰。方杰没看我,盯着屏幕打代码,手指敲得噼里啪啦。实习生小陈站在茶水间门口,手里攥着杯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把我桌上那盆绿萝端起来,想了想,又放下了。这盆绿萝是沈朝阳走那天买的,他说“养着,别死了”。
我走的时候,电梯门快关了,一只手突然伸进来挡住。
是方杰。他塞给我一个U盘,没看我,侧着脸说:“你那个算法的测试数据,我备份了一份。万一哪天想跑,自己跑。”
电梯门合上的瞬间,我看见他转身回了工位,背影没什么异常。
负一层有一股消毒水和拖把拧干后的霉味。张姐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正蹲在地上抠一块口香糖。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你就是上面派来的人?”
我说:“对,我姓周。”
她把手里的铲子递给我:“把B区三个厕所的地拖了,拖把在隔间里,桶要洗干净再装水。”
我接了铲子,蹲下来接着抠那块口香糖。负一层只有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光,半明半暗的,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悬着。
我抠了大概二十分钟,那块口香糖终于掉了。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手机震了一下。
方杰发来一条微信:“你那个算法,陈啸昨天让技术部小吴接手了。小吴没看过资料。”
我回了一个“嗯”。
他又发:“小吴问他要原始数据,他说丢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拎着拖把去了厕所。
当天下午五点,保洁部交班。张姐把钥匙串递给我的时候,补了一句:“明天七点半到,打扫完三层会议室——上面说新股东明天来探班,会议室要见人。”
我问:“什么新股东?”
张姐摇头:“谁管呢,反正每年都来几拨人,走走过场。”
我接过钥匙,上面挂着十三把,大大小小,其中一把是B区设备间的。有一把跟其他的不一样,铜的,磨得发亮,上面刻了一个模糊的“沈”字。
我把那把单独摘下来看了看。
沈朝阳走之前,提过一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但没细说。他说“这公司后面有人,你安心干活就行”。
我没多想,把钥匙串卷进手掌心,扣在手心硌出的印子上,往外面走。
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人。
那人穿着深灰色大衣,手里捏着一杯咖啡,正低头看手机。我们撞了个正着,杯子一歪,咖啡泼出来,准确地浇在我胸前那张“保洁员07”的临时工牌上。
他猛地抬头:“对不起——我……”
他看见工牌上那张照片。
他忽然停了。
咖啡顺着塑料壳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他没说话,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大概五秒钟。我把工牌扯下来,用袖子擦了一下,咖啡糊了一点,但不妨碍认人。
他这时候伸出手:“给我看一下。”
我递过去。他接过工牌,转了个角度,迎着大厅的灯光,仔仔细细地看那张照片上的脸。五年前的夏天,我站在乡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拍的,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笑得一脸不值钱的样子。
他看了很久。
然后抬起头,看我的脸。
“当年支教老师是你?”他说。
声音不高,像是怕别人听见。我没反应过来,先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一角的东西——一张对折的纸,边角泛黄,折痕深得像刻进去的,露出几个手写的铅笔字。
我看不清具体是什么,但能认出来,那是我自己的字。
八年前,我在贵州一个村小支教,教六年级语文和五年级数学。走的时候给全班二十三个孩子每人写了一封信,手写的,用那种黄牛皮纸的信封装着。
但他看起来不像那个村小的学生。他穿的大衣牌子我认识,袖口那枚扣子我去年在商场柜台上看到过,标价是我两个月工资。
我把工牌从他手里拿回来,重新挂回脖子上:“你认错人了。”
他张了张嘴,手里那杯剩下的咖啡还举着,悬在半空中没放下。大厅的灯白得刺眼,他大衣口袋里的那封信用一个透明文件袋装着,封口对折,看得见里面确实是一张信纸。
我说:“我明天七点半要上班,保洁部。”
我转身走了。
走到拐角的时候余光扫到他还站在那里,没动。那杯咖啡已经被他放在旁边的垃圾桶盖上了,工牌背面的卡扣有一点弹开,他捡起来,看了一眼,揣进了自己大衣口袋。
我没回头。
出了公司大门,六点四十分,天已经全黑了。秋天的风很凉,我站在路边等公交的时候,手机又震了。
是方杰:“小吴刚才找我,说他跑不通代码。陈啸让他重写。”
我打字打到一半,屏幕顶上弹出一条新消息,陌生号码。
只有一句话:
“周老师,你教我的那首诗,我到现在还能背。”
公交来了。我没回那条消息,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橘黄色的光间断地打在手机屏幕上,那个号码没有备注,没有头像,只有这一条孤零零的消息。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三站路。
那首诗,是当年走之前最后一堂课上讲的。辛弃疾的《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给二十三个孩子每人抄了一份,用红笔,在信的背面。
八年了。
我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手机屏暗下去,又亮了一下。
还是那个号码:
“明天公司见。”
我把手机扣在膝盖上。
车窗外,有一栋楼的灯牌闪了一下,是公司大楼的那栋。顶层有一间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全楼只有那一间。
我数了数层数,是陈啸办公室的方位。
但我看了一眼,心里浮起来另一个念头——那间办公室以前是沈朝阳的。沈朝阳走之前,把办公室的锁换了,钥匙只有一把。
那把铜钥匙,现在挂在我手里的钥匙串上。
而沈朝阳走了之后,那间办公室一直空着,没有新门牌,没有新主人。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钥匙串。
那把铜的,磨得发亮,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沈”字。
明天公司见。
手机在膝盖上震了第三下。
我翻过来看了一眼,那条“明天公司见”后面又多了一行字。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像扔过来一张便签,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你走那天我没去送,因为我把你写的信弄丢了。我找了一整个暑假,在操场后面的煤渣堆里翻出来的。”
公交到站了。我把手机塞进裤兜,下车的时候差点绊了一跤,手扶住栏杆,手心硌着那串钥匙。那把铜钥匙嵌进掌纹里,留下一道印子。
那一晚上我没怎么睡着。
出租屋的空调坏了,窗户开着半扇,外面的风带进来小区门口烧烤摊的孜然味。我躺在床上把八年里的事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那二十三个孩子,我记得大部分名字,但面孔已经模糊了。支教只有十个月,走的时候他们围在校门口哭,我坐着一辆面包车走的,后视镜里看见他们追了半截土路,后来灰尘把什么都盖住了。
我唯一记得清的,是班里最小的那个男孩。他叫杨树,九岁,父母在广东打工,跟奶奶住。他上课从来不正眼看你,但每次你写板书的时候,他都在下面用手在桌上比划笔画。走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比别的孩子多了两页,因为他从入学开始第一本作业本是我给他买的,他奶奶那时候跟我说,家里没钱买本子。
我翻了个身。手机屏幕亮了又暗。
那条消息还停在对话框里,我始终没有回。
第二天我六点半就到了负一层。张姐还没来,保洁部走廊灯暗着,我摸黑开了B区设备间的门,把拖把和桶拎出来。桶里隔夜的水有股铁锈味,我接了新水冲了三遍。
七点十分开始打扫会议室。三层一共四个会议室,最大的那间能坐三十个人,我拖完地、擦完桌子、摆好矿泉水瓶,用了四十分钟。窗台上有一盆枯了的绿萝,我顺手浇了点水,能救就救。
八点整,电梯门开了,涌进来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穿了一套藏青色西装,手里拿着文件夹,边走边跟旁边的人说话。我听不清内容,但看见他走向最大那间会议室的时候,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那个穿灰色大衣的人。
今天没穿大衣,换了西装。他看我的那一眼很短,短到周围人根本没注意。但我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上有一圈戒痕,像是刚摘了戒指不久。
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侧身说了句什么,他收回目光,点了下头,推门进了会议室。
我拎着拖把往走廊尽头走,拐弯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喊了声“杨总”。
我停了一步。
杨树。
他九岁。现在应该是十七岁。
但十七岁的孩子能穿什么“杨总”?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那个陌生号码,又放下了。
走廊尽头的垃圾桶满了,我把拖把靠在墙边,伸手去压桶里的垃圾。底下压着一张撕碎的纸,我抽出来扫了一眼,是会议议程的废稿。
上面打印着:“新股东代表杨未,十点整与运营管理团队一对一会谈”。
杨未。不是杨树。
我把那张纸塞回去,继续收拾。
上午十点二十,我从B区厕所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走廊拐角,背靠着墙,手里捏着一瓶矿泉水,没拧开。
他看见我,站直了。距离大概三米,走廊灯光冷白,他脸上有一道很浅的疤,从眉尾到颧骨,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周老师。”他说。
我没应,拎着拖把站着。走廊那头偶尔有脚步声经过,但没人往这边看。
他往前走了一步:“我改名叫杨未了。以前叫杨树,你走的那年夏天,我奶奶给我改的。”
我问:“为什么改?”
“她说树长大会被人砍掉。未是未知的未,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重复了很多遍。他把手里的矿泉水瓶拧开,喝了一口,又拧上:“你教我那封信里写,‘如果不知道往哪走,就先停下来’。我停了半年,后来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了?”
他没回答,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是那封信。黄牛皮纸信封的边角磨白了,折痕深得透光。他慢慢拆开封口,把里面的信纸抽出来,展开。
那上面是我八年前写的字。蓝色圆珠笔,字写得不太好,笔画挤在一起。信的最后一行,我写的是:“杨树,你以后要做一个有选择的人。不是被人选,是自己选。”
他指着那一行,手指在“选择”两个字上停了一下:“我后来就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自己有选择。”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灰色套裙的女人探了半边身子:“杨总,陈总监那边准备好了。”
他应了一声“马上”,把那封信折好放回文件袋。然后他看着我,把文件袋递过来:“这个还给你。你的东西,收好。”
我没接。
他看着我的眼睛,又说了一遍:“收好。”
那个女人又在催了。他把文件袋塞进我手里,转身走了两步,又回了一次头。
“周老师,”他说,“你当年教过我们一句话——‘人活着,不能只盯着眼前那一亩三分地’。”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袋,牛皮纸折痕深得像刀刻的。
他继续说:“但我后来发现,有时候你盯着一亩三分地,是因为那三分地里埋着的东西,别人不知道。”
走廊尽头的门关上,脚步声远了。
我把文件袋打开,信纸抽出来看了第二遍。那封信我看过无数次,每一行都记得。但这一次,我在信封内壁摸到了一个硬块。
拆开粘合处,里面夹着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不是我写的。纸上有两行笔迹,黑水笔,字形很硬,带着不耐烦的潦草:
“沈朝阳——丙方协议附件三:核心资产转移触发条件为:原始算法开发者劳动合同终止后180日内。”
下面附了一行日期。
那个日期,正好是今天往前数第一百七十九天。
也就是沈朝阳离职的第一百七十九天。
我把那张小方块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
纸的边缘裁得很齐,像是从一份正式文件上撕下来的。两行字简洁到近乎粗暴,没有一个多余的词。黑水笔的墨迹在折痕处有一点洇开,说明写上去的时间比折叠的时间要早,写的时候墨水还没干透。
一百七十九天。
沈朝阳是今年一月十九号办的离职手续。今天往前数一百七十九天,就是那一天。
也就是说,今天是触发日的前一天。
我把纸重新叠好,夹进信纸里,把信封揣进工装裤口袋。口袋有点浅,露出一角牛皮纸,我用掌心往里按了按,按到能感觉到折痕硌着腿。
回到保洁部的时候张姐正在吃午饭,盒饭摊在值班室的桌子上,她拿筷子挑着里面的土豆丝,看见我进来,随口说了一句:“楼上那个新来的股东,刚才在楼道里站了半小时,你看见没有?”
我说:“碰见了。”
张姐把饭盒盖一扣:“他好像在找人。早上来了就到处问,保洁部今天谁当班,组长是谁,几点换班。我还以为他是来检查卫生的。”
我倒了杯水,靠在桌沿上没说话。
张姐又看了我一眼:“你认识他?”
“以前支教的时候教过他。”
张姐愣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那孩子……才多大?”
“十七。”
她没再问了,低头接着扒拉盒饭。吃了几口又说:“今天下午上面有个会,运营那边的人都要参加。我听行政说,新股东要听各部门汇报,技术部也要去。”
我喝了口水,杯子是塑料的,边缘有裂纹,水渗出来一滴,落在桌面上。
技术部汇报。陈啸汇报。
下午两点,我把三层走廊的地拖到最后一截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陈啸出来接电话,站在门口,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举着手机贴在耳边,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安静,断断续续飘过来。
“……那个算法的事,你不用管……他说什么你听着就行……附件的事他不可能知道,沈朝阳走的时候……”
他忽然收了声。因为他看见了我。
我低着头继续拖地,拖把从走廊这头推到那头,经过他脚边的时候停都没停。他挂了电话,盯着我看了两秒,转身回了会议室,把门带上了。
但我听见了那个词。
附件。
和那张小方块纸上写的“附件三”,对上了。
我拖完走廊,把拖把拎回负一层。值班室空着,张姐去仓库领消毒液了。我坐在那把吱嘎响的椅子上,把信封又掏出来,打开,抽出那张小方块纸,又看了第三遍。
一百七十九天。明天就是一百八十天。
如果这张纸上写的是真的,那沈朝阳离职后满一百八十天,某个“核心资产”的转移条件就会被触发。技术部现在唯一的“核心资产”,就是我写了三年的那个算法。
我拿起手机,翻到沈朝阳的微信头像——一只橘猫趴在键盘上。最后一条聊天记录是半年前的,他说“我到新公司了,安顿好联系你”。
我打了一行字:“沈总,丙方协议附件三,你知道是什么吗?”
发送键没按下去。
光标在输入框里闪了又闪。我在想,如果沈朝阳知道这件事,那他的沉默就是故意的。如果不知道,那我这行字就是在把他也卷进来。
手机忽然震了。
我以为是沈朝阳的回复,低头一看,是昨天那个陌生号码。
杨未发来的。
“周老师,你见过沈朝阳吗?今年。”
我盯着这行字,后背靠到椅背上,椅子吱嘎叫了一声。
我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
“如果你没见过,那我告诉你——他走之前,把那个算法的原始数据包拆成了三份。一份给了他老婆,一份锁在公司旧服务器里,第三份他随身带走了。陈啸手里只有一份。”
紧接着第三条:
“陈啸以为凑齐三份才能跑通。他不知道,有其中两份就够了。而那份锁在旧服务器里的,密码是你生日。”
值班室的灯泡闪了一下。
我抬起头,头顶那根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光忽明忽暗地跳了几下,重新稳住了。
椅子还在吱嘎响。我慢慢把手机扣在桌面上,掌心压着屏幕,感觉到机身因为连续接收消息而微微发热。
张姐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两桶消毒液,她看见我坐在那儿脸色不对,问了句:“咋了?”
我说:“没事,灯坏了。”
她抬头看了一眼灯管:“早该换了,叫物业修,叫了仨月了。”
我没接话。
手机在掌心底下又震了一下。
我已经不想看了。但我的手还是翻了过来。
屏幕上是一条新消息,来自那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和前面三条间隔不到三十秒。
“明天上午十点,陈啸向董事会汇报技术路线调整方案。他会在汇报里说,那个算法因为原始数据缺失,已做报废处理。一旦董事会通过,你的算法就永远不属于你了。”
我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张姐把消毒液放在墙角,拿抹布擦了擦手,偏头看我:“小周,你今天脸色不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你先回——上午那个穿灰衣服的年轻人又来了,在走廊等你呢。”
我抬起头。
值班室的门没关,走廊那头,杨未站在灯光半明半暗的地方,手里没拿东西,就只是站着,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安静地看着这扇门。
他没走过来。
他只是站在那儿,像在等一个信号。像一个九岁的孩子站在操场边上,等老师发完作业本,然后把手背在身后,等着被点到名。
我站起来,把信封塞进口袋,拿上那把钥匙串。
推开门走出去的时候,走廊的灯管又闪了一下。
我走到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走廊的灯管终于彻底灭了,只剩下尽头安全出口的绿光映在地面上,我们俩站在暗处,面对面。
他先开了口:“你看了。”
不是问句。
“看了。”我说,“那张纸是你塞进去的?”
他点了下头:“沈朝阳走之前一个月,把这份东西寄给我的。原件在他那里,我手上是副本。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我走之后一百八十天还没联系你,就把这东西交给周彦’。”
“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
杨未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脸在绿光里显得很年轻,那道疤若隐若现,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过的痕迹,边缘已经平滑了,但痕迹很深。
“因为他不知道你身边哪些人可以信任。”他说,“但我知道。”
我攥着钥匙串,那把铜钥匙的齿硌着掌心:“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陈啸跟沈朝阳是一起进来的。三年前,两个人联手做的丙轮融资方案,陈啸负责运营端数据包装,沈朝阳负责技术端算法包装。投资人看中了这套组合,才给了B轮溢价。”他说话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提前在心里过了一遍,“但丙轮融资的附加协议里,有一条保密条款——如果核心技术团队核心成员在融资完成后的三年内主动离职,技术资产所有权需要重新界定。”
“三年。”我算了算时间。沈朝阳入职到现在,正好三年零两个月。
“沈朝阳走之前把所有的资料留给了你,但正式的离职手续上写的是‘因个人原因主动请辞’。他不签竞业协议,条件就是承认离职是个人意愿,与公司无关。”杨未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但如果有人能证明,他离职时把核心技术资料以非正式途径留在公司内部,并且接手的在职员工具备独立完成能力,那技术归属权就不存在争议。”
“陈啸想证明我没有独立完成能力。”
杨未看着我:“他今天上午在会上已经提了。说技术部原小组长周彦负责的底层算法因原始数据遗失、核心代码逻辑中断,实际已不具备商业应用价值。他建议做报废处理,重新立项。”
“董事会怎么说?”
“没人反对。”他说,“因为没有人懂。”
他说完这四个字之后空气安静了几秒。然后他抬起手,指了指我口袋的方向:“那张纸上写的附件三,是丙轮融资协议里的隐藏条款。上面规定,如果核心资产在归属权转移前被正式宣告报废,那转移条件自动失效,资产归公司所有。陈啸打的就是这个算盘——他先让你的算法‘死掉’,再让它‘复活’,复活之后就是他的。”
我把手插进口袋,摸着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纸边缘锋利的折角:“那你告诉我这些,想让我做什么?”
杨未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瞳仁颜色很浅,在绿光里像一片淡褐色的玻璃。
“我想让你明天上午十点之前,把那个算法跑通。”他说,“旧服务器里的那份数据包,密码是你生日。我试过,进不去。只有你能进。”
“跑通了然后呢?”
“然后你拿着运行日志,在陈啸汇报结束之前走进那间会议室,把日志投到屏幕上。”他说完这句话,嘴角动了一下,弧度很小,“你当年教我,有选择的人不是靠等的,是靠自己拿的。我现在有选择了,周老师,你的选择还在自己手里。”
我看了他一会儿:“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没立刻回答。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袋,不是去拿信的那个动作,而是从更深的地方掏出一个东西——一张照片。
照片边缘卷了,四角都有指纹印。上面是一群孩子,站成三排,背景是那所村小的水泥操场。前排蹲着几个矮的,中间一排站得歪歪扭扭,最后一排有老师。
我在最后一排左数第三个。穿着白色T恤,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第二排中间,站着一个九岁的男孩,个子矮,但站得笔直,下巴微微抬着。杨树。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铅笔写的,笔迹稚嫩:“周老师不要走。杨树。”
他把照片翻过来,指着我背后的方向:“你看这张照片,你后面那棵树上挂着一块铁皮牌子。上面写了两个字。”
我把照片凑近安全出口的绿光,眯着眼看了半天。照片太小,铁皮牌上的字模糊,但隐约能辨认出那两个字的轮廓。
“留。”他说,“另一个字是‘守’。我们那边的土话,‘留守’读起来跟‘留手’一样。村里人都说,你们这些支教老师待不了多久,最多一学期就走了,不用认真。”
他把照片收回去:“但你走之前那天晚上,你在教室黑板上写了句话。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看的时候,粉笔字还在。你写的是——”
“我写的是‘我来过,但我希望你们走出去’。”我接上了。
他点了下头:“我每年暑假都回学校,那行字擦掉了,但我记得。后来我跟我奶奶说,我要走出去。她说行,但走出去之后要记得回来拿东西。”
“拿什么?”
“拿你教我的。”他说完这句话,往后退了一步,退到走廊的分岔口,“旧服务器在B区设备间最里面的机柜里,机柜第三层,贴着一张白色标签。密码是你生日,年月日六位数。”
他转身了。
走了三步之后他停了一下,没回头,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
“周老师,你当年的选择把我从那个村子送出来了。现在轮到你了。”
脚步声远了。走廊里只剩下安全出口指示灯的低频嗡鸣。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把钥匙串。B区设备间最里面的机柜,我打扫的时候见过,锁着,机柜门上的锁眼和这把铜钥匙吻合。
我抬脚往负一层走。
下楼梯的时候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没拿,继续走。
到了B区设备间门口,走廊的黑灯还没修,我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光。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条消息。
沈朝阳的微信头像,那只橘猫。
他只发了三个字:
“密码对了。”
我站在设备间门口,光柱照在那把铜锁上。
锁孔旁边有一道很浅的划痕,像被人用钥匙试过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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