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党外称霸，党内难安？印人党的“后莫迪时代”考验

本文共443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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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山·基肖尔（Roshan Kishore）

编译|单敏敏

编译审核| 王泽媛

本期编辑|姜心宇

本期审核 |朱依林

编者按

印度人民党已稳居印度政治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其党外优势能否转化为党内的长期稳定，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回溯该党从人民同盟时期影响有限，到莫迪时代最终实现全国性崛起的过程。文章指出，印人党的成功不仅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也得益于莫迪对印度教内部种姓联盟的重组、亲市场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党内外权力关系的持续控制。与国大党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之后依靠家族继承维持领导权、最终削弱组织活力不同，印人党的优势更多来自意识形态凝聚力和社会整合能力。然而，该党缺少清晰的接班机制，莫迪对党内同辈和潜在挑战者的压制，又限制了继任者形成独立权威的空间。未来，印人党能否延续政治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党如何在结构性经济压力下稳住阵脚，并在“后莫迪时代”平稳交出权力的接力棒。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Foreign Policy

印度人民党（BJP）如今正处于其政治影响力的巅峰时期。自2024年至今，BJP在一些邦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些地方有的是过去联合政府中的次要合作伙伴，有的从未掌握过执政权。与此同时，BJP的竞争对手四分五裂、屡遭挫败，并面临政治人物倒戈的困境。那么，BJP以及印度政治未来将走向何方？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当今印度人民党的政治主导地位正导致印度民主制度和制度护栏逐渐被削弱。若以较为尖锐的方式评价，这些评论人士陷入了斯里纳特·拉格万（Srinath Raghavan）在其著作中所称的“每一代人都错误的认为自己的问题具有独特的压迫性”。那些因历史学家简短而尖锐的批判性论述而感到不适的人，不妨阅读米兰·瓦伊什纳夫（Milan Vaishnav）2025年的论文。该论文指出，“裁判型机构”（referee institutions）实际上在印度政治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时期从未真正发挥过独立作用。当然，瓦伊什纳夫也指出，当今印度人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与过去国大党执政时期仍存在其他差异。

从具有历史视角的政治评论来看，关键并不是宣布印度民主已经进入危机状态，而是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更加仔细地考察印度人民党内部的政治运行逻辑，而不是关注反对党的活动。因为在大多时候，反对派往往忙于自毁前程。

印度人民党不同于国大党，后者是印度历史上另一个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是伴随着印度选举竞争不断成熟和深化的过程而实现的。国大党最初凭借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获得了政治主导地位，但其领导层并不完全具有社会代表性，因为在印度独立之前，普遍选举权尚未建立，其所带来的政治平等化效应也不存在。国大党逐渐将优势浪费在印度经济与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他落后阶层（OBC）所掀起的政治浪潮上。

当然，无论对于印度人民党还是其意识形态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而言，全国性政治主导地位都不是轻易或迅速获得的。这一政治工程始于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BJS）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有限成功。随后，该党采取了一项精明的策略，在紧急状态时期结束后与人民党（Janata Party）合并，从而参与中央政府并分享国家权力。之后，印度人民党进行了所谓“信念上的飞跃”（作者此处具有双关意味），主动调整政治路线，在罗摩神庙运动中推进强硬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这一策略使印度人民党迅速崛起，成为印度第二大政党。随后，印度人民党再次调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通过与较小政党建立联盟，在瓦杰帕伊的领导下于1998年至2004年间组建中央政府。2004年大选失利后，印度人民党经历了漫长的政治迷茫期，在此期间，几乎无法保住其传统基础。如果继续采取惯常的政治策略，并不能阻止印人党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流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纳伦德拉·莫迪进入了印度人民党的政治舞台。与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不同，莫迪的政治策略并不仅仅依赖于煽动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其政治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方面。

第一，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走向权力中心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国大党在该邦建立的强大社会联盟，即KHAM联盟（由科利人、达利特人、部落群体和穆斯林组成）。古吉拉特邦人民党及其基层政治实践者莫迪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选举策略，印度教民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运用，针对当地社会矛盾和身份裂痕进行政治动员，将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位置的印度教群体整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追求让所有印度教徒实现统一。这一策略不仅推动了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该党在2014年和2017年赢得北方邦选举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为2019年全国大选的再次胜利铺平道路，最终确立了印度人民党作为新的政治主导力量的地位。

第二，莫迪曾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而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以后成为经济改革推动资本积累的重要受益者。因此，莫迪也认识到吸引外邦资本的重要性。这不仅满足了政党政治资金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塑造了一种亲市场的政治形象，使印度人民党能够获得管理阶层以及大型企业群体的支持。2014年大选期间宣扬“古吉拉特模式”（Gujarat Model）正体现了这一策略。这一模式使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吸引力突破了罗摩神庙运动时期所培育的带有宗派色彩且主要面向基层民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支持群体，也超越了人民同盟时期传统的婆罗门和商人阶层支持基础。

第三，在莫迪及其政党的理解中，政治主导地位并不是一次获得后便可以永久保存的资源，而是一种需要持续施加和维护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需要不断作用于普通民众、制度机构、政治对手，甚至包括党内外的盟友。在莫迪领导下，印度人民党不仅不断完善了持续渗透式的政治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模式，同时也削弱了政治对手、联盟伙伴以及党内同僚的影响力。虽然不点名具体人物，但可以说，莫迪的一些同辈如今已经成为类似“政治盆景”式的人物，即被限制在较小政治空间中的角色。下一代领导层则由那些仰仗高层意志而任职、或时常被提醒层级秩序的人所构成。

如果将莫迪排除在这一政治结构之外，这一体系可能会受到考验。莫迪既是印度人民党之外最受欢迎的该党领导人，也是党内最具权力的人物。一旦莫迪不再领导印度人民党，会发生什幺？这个问题即便不在2029年出现，也一定会在2034年浮现，届时莫迪将年满84岁。

再次回顾历史是有必要的。在印度，一个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政党中，真正可以被称为成功完成权力交接的案例只有一次，即从尼赫鲁到英迪拉·甘地的权力转移。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任期因其去世而提前结束。与当今关于家族政治以及向指定继承人转移权力的看法不同，英迪拉当年为确立自己的权威，付出的远不止是争斗。原因很简单，国大党并不仅仅属于她的父亲，尽管她的父亲曾是该党最重要的领导人。

这正是拉格万的著作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启示的地方。对于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该书并不仅仅是一篇简短而尖锐的政治批判，而是一部关于英迪拉·甘地崛起过程的精彩历史叙述。拉格万正确地将这一过程称为印度政治中首次出现的凯撒主义（Caesarism，指将个人独裁与形式上的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英迪拉·甘地式的凯撒主义并不仅仅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之上。这种模式试图通过财政手段和福利政策，弥补印度独立后最初经济转型模式的失败。其中，财政手段包括通过银行国有化等方式缓解政府财政支出限制，福利政策则包括反贫困项目等社会治理措施。然而，当这些政治经济工具在面对不利的经济环境时，仍不足以使英迪拉相信其政权的民主神圣性（democratic sanctity）。而她在51年前的这一天中止了印度的民主制度。

从凯撒式政治以及经济缓解政策的角度来看，莫迪时代与英迪拉·甘地时期并没有太大不同。印度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将外部账户调节机制纳入英迪拉时代形成的财政调节工具之中。与此同时，政治叙事也从社会主义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印度如今拥有更强的经济基础和政策资源。外部经济冲击仍然会对印度造成压力，但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可能使其陷入严重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部账户调节机制的作用。然而，英迪拉与莫迪政治运作方式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前者最终选择将政党彻底转变为家族私产。

桑贾伊·甘地（Sanjay Gandhi）以及后来意外成为继承人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在国大党内部地位的提升，最终使这个“老牌大党”遭受了无法挽回的破坏。家族世袭和个人政治忠诚逐渐成为掩盖不择手段追逐权力的一种工具，而其核心政治理念也因此受到削弱。这一转型最终将国大党变成了一个，追逐权力的利益集团，与独立运动时期那个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目标的政治组织已经截然不同。

印度人民党面临的情况恰恰与国大党相反。在今天的印度人民党内部，政治地位的提升要求个人必须与党内主流政治理念保持高度一致。像瓦杰帕伊这样类型的政治人物，如果处于今天的印度人民党环境中，恐怕不仅会感到格格不入，也难以获得政治支持。

然而，在这种意识形态高度一致性的背后，也存在潜在的政治野心和不满情绪。对于最重要的最高领导层继承问题，印度人民党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家族继承的明确规则。组织更多是在法律意义上掌握控制权，而在实际运行中控制力相对有限。从过去一些重要邦的首席部长任命经验来看，例如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出现了非传统党内人士，甚至曾经的政治对手被提升为地方领导人，这表明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母体对于领导层选择的影响，要么表现得过于务实，要么显得异常被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该党的政治核心可能正在被削弱。已故印度政治家阿伦·贾伊特利（Arun Jaitley）曾是印度最具政治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塑造当今印度人民党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参加《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领导力峰会时，曾谈到印度人民党内部“职业民族主义者”（career nationalists）的兴起。所有这些因素使印度人民党的领导权继承问题成为一个复杂而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需要陷入阴谋论式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层继承斗争必然会导致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倒退，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国大党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无法适应印度政治中其他落后群体崛起的潮流，而这一调整要求其在各邦对原有领导结构进行大规模重组。相比之下，印度人民党本身就是在这一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从成立之初就运用社会工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由于在选举算计中排除了穆斯林群体，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教徒范围内反而能够塑造出更强的社会代表性。第二，印度选举政治成本极高，而任何试图从基层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的力量，都将很难在物质资源层面维持长期竞争。印度人民党不仅远远领先于现有反对党，即使面对新的竞争对手，它也拥有巨大的优势。

但这并不能保证印度人民党能够永远保持稳定和成功。未来，更多具有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经济挑战，将越来越考验选民的耐心，也将检验印度人民党通过政策性缓解措施维持政治支持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压力也将与党内领导权继承问题逐渐逼近的过程相互交织。当前的印度政治已经形成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格局，而印度人民党正是这个政治体系中的“罗马”。那么，那些提醒这些“罗马人”三月十五日（Ides of March，暗指政治危机或权力转折时刻）将至的预言者，还会遥远吗？

作者简介：罗山·基肖尔（Roshan Kishore），《印度斯坦时报》的数据与政治经济编辑，拥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本文编译自《印度斯坦时报》2026年6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Terms of Trade: Can hegemony outside ensure harmony inside?，原文链接：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editors-pick/terms-of-trade-can-hegemony-outside-ensure-harmony-inside-1017824692592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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