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百年前的私奔案，折射百年未完成的女性解放|专访何其亮

1928年，上海富家小姐黄慧如被毁婚约，遂与男仆陆根荣暗生情愫，私奔至苏州。黄家人报案后，陆旋即被捕入监两年。这起私奔事件以黄产子后死去而告终。其间，苏沪都市媒体持续报道，而黄本人亦多次在报端发声。

近百年后，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作者何其亮，梳理了当时的媒体、戏剧、电影、小说等文本，洞幽烛微，还原了这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民国新女性形象及其命运，并以此私奔案为切口，推出新书《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该书借“黄陆私奔”这一棱镜，探讨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新词汇如何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现时代变换时期的新女性困境与大众心理。

本文为学人Scholar公众号就《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一书对何其亮先生所作采访。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梁慧琳、阎聪聪、曾佑瀛参与完成。

黄陆私奔：缺乏经济势实力的发展，女性解放只是苍白的法律条文

学人：“黄陆私奔”是非常有时代症候的故事，比如黄慧如在大众舆论下不断调整自己的讲述策略，至少改变了三次主意。您如何看待她的这种做法和调整方式与当时时代的关系？

何其亮黄慧如在短短几个月内至少三次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并发表前后不一致言论，这确实有其“意志薄弱”的因素，但也是时代造成的。

第一次是在1928年8月，黄受到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召唤”，挪用五四女性主义话语，自命为“旧家庭中实行革命者”，高调宣称追求“打破阶级观念的神圣恋爱”。第二次是1928年底，在乡居吴塔的艰难生活中，她开始懊悔，否认爱情，称其为“冲动”，发誓抱独身主义。第三次是1929年初在苏州志华医院，受邹韬奋《生活》周刊的深切同情与“受害者”叙事的影响，黄再次转变，自认被陆根荣“诱引”，并最终在舆论与家庭压力下妥协。这种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日益发达的城市媒体与流行文化构成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

使得黄慧如不仅是事件的当事人，是信息制造者，更是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她的主体性并非先验存在的、有稳定内核，而是在与媒体、法庭、公众的持续互动中“表演”和“建构”出来的。她试图在不同时期抓取对她最有利的“新名词”（如革命、自由恋爱、孟姜女式的忠贞不渝）来进行自我辩护。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核心特征：普通女性开始有机会挪用男性精英主导的女性主义话语来追求自我，但同时也在众声喧哗的都市媒体网络中迷失方向，被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自由派女性主义、传统贞节观、通俗性学）撕裂和重塑。她的游移不定，正是民国初期新旧道德交替、精英话语与大众消费交织时代的最真实症候。

学人：像您提到的，《民国日报》盛赞黄为“旧家庭中实行革命者”，将黄慧如视作民国新式女性缩影。结合史实，您认为当时倡导的婚恋自由，在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真实障碍来自哪方面？黄慧如作为“娜拉”，真的能出走吗？

何其亮：黄慧如作为“娜拉”，注定无法真正出走，她的悲剧揭示了民国时期女性解放面临的三重真实障碍。

首先是法律现代化与旧有习俗与观念的冲突。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新刑法，在文本上承认了成年女性（20岁以上）是具有完全自主能动性的“自然人”。然而在地方司法实践中，以吴县和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众法官为代表的基层法律实践者刻意抵制这一进步法律。他们通过操弄法律概念，或以女性“智识不足”为借口，强行剥夺黄慧如的法律主体性，以此惩戒陆根荣。法律条文上的解放，在基层被保守的司法实践所消解。

其次是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规训。以邹韬奋、姚苏凤为代表的男性知识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同情黄慧如，但本质上依然秉持“妇女回家”或“新贤妻良母”的保守逻辑。他们将黄慧如“幼女化”，否认其自主判断能力，呼吁“英雄”（如电影《赖婚》中的德维）来拯救她，或者劝其回归原生家庭。这种看似充满“同情心”的舆论，实质上剥夺了女性自我定义的权利，将女性重新禁锢在家庭与父权制的保护伞下。

最后是经济基础的绝对缺失。黄慧如虽然带出了珠宝首饰，但在漫长的诉讼与媒体消耗中，她缺乏持续的经济独立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执笔者王汝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经济实力的发展，女性解放只是苍白的法律条文。黄慧如没有谋生技能，无法像她设想的那样成为职业女性，最终只能在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破产下，黯然回归原生家庭。因此，她的出走只是一场缺乏物质支撑的“超前”突围，注定以失败告终。

学人：这一私奔的故事更多是围绕黄慧如展开，对陆根荣的描写都比较克制。能不能理解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底层男性既没了传统身份带来的优势，又跟不上新的时代节奏？陆根荣身上的懦弱、短视和他的处境，是不是也是当时底层男性面对这个变革时代的普遍处境？

何其亮：陆根荣的处境确实折射出底层男性在民国变革时代的失语与边缘化困境。

在传统父权制与主仆伦理中，男性仆人虽然地位低下，但依然依附于一个稳定的阶级秩序。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自由恋爱”“男女平权”等话语，本质上是由拥有经济与文化资本的精英男性（如知识分子、富家子弟）所建构和垄断的。当陆根荣试图跨越阶级与黄慧如结合时，他立刻遭到了双重绞杀：一方面，黄家利用传统法律中的“略诱”“帮助窃盗”等罪名将其送入监狱；另一方面，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剥夺了他恋爱的资格。

陆根荣在法庭和媒体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他不懂何为爱情，只会用俚语“姘”来描述两人的关系，甚至说出“她既为高等人家贝氏所摈弃，倘不姘我这样低的茶房，岂不是高不成低不就”这样充满阶级自卑感的话。这种表现让满怀“打破阶级”浪漫幻想的知识分子（如张石川、洪深）感到极度失望与鄙视。陆根荣的问题并非他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底层男性在面对现代性话语时的“文化失语”，最终沦为精英阶层道德焦虑的替罪羊。

陆根荣的悲剧表明，在民国时期的都市语境中，底层男性同样是被现代性排斥的“他者”，他们的欲望与情感被污名化为“兽欲”或“诱奸”，成为了新旧秩序夹缝中的牺牲品。

学人：书中主要从舆论、家庭、司法这三个角度，来呈现这场私奔主人公面临的三重压力，但比较少看到普通民众对这件事的看法。想请教您，当时和陆根荣处境相似的底层民众，包括类似身份的劳工，对他是什么看法？有没有对他产生过阶层上的共情？

何其亮：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底层民众并没有对陆根荣产生阶层上的共情，反而对他充满了道德谴责、戏谑与恐惧，称陆的行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书中我详细考察了面向中下层市民的通俗文化产品，如滑稽戏、弹词、滩簧和街头表演。在滑稽戏《阴审黄慧如》中，陆根荣被底层观众和演员骂作“小活狲（猴子）”“害人精”；在社会小说《海上活地狱》中，底层民众眼中的陆根荣（荣根禄）是一个“色中饿鬼”，利用“自由平等”等新名词骗财骗色的流氓无赖；在弹词和滩簧中，他则是诱骗千金的恶仆。

之所以底层民众不与陆根荣共情，原因在于：首先，底层市民（主要是上海的外省移民）在面对光怪陆离、飞速变化的都市现代性中，充满了道德焦虑与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一种确定的道德秩序来锚定自己变化无常的日常生活。其次，通俗文化生产者（如小报记者、滑稽戏演员、社会小说家）为了迎合市民这种心理，刻意将五四新名词（如“自由恋爱”“一夫一妻”）进行“通俗化”曲解，将其等同于“通奸”“放荡”和“骗局”。底层民众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内化了这种保守的阶级与道德壁垒。他们不仅不同情陆根荣，反而通过谴责陆根荣，来确认自身道德的优越感，并警告自己不要逾越社会规范。这揭示了“通俗女性主义”的复杂性：底层民众对五四话语的挪用，往往不是为了追求解放，而是为了维护旧有的阶级与道德秩序。

学人：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起事件原委和当事人的真实想法，占用大部分“公共资源”的反而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二创”，比如被媒体大肆炒作、改编戏曲小说，这致使该事件的关注度一度超过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世纪婚礼”。这场媒体的狂欢虽然发生在百年前，但我们看着都非常熟悉，这场百年前火爆的传播热潮点燃了哪些社会情绪？从性别角度说，如何看待近现代媒体消费悲情女性的现象？

何其亮：这场百年前的媒体狂欢，其热度之所以能超越蒋宋“世纪婚礼”，是因为它精准地点燃了当时社会在转型期的几种核心情绪：

第一是都市化进程中的道德恐慌与窥视欲。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工业化转型期间，人口激增，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解体，都市变成了一个充满“黑幕”的迷宫。市民阶层对陌生的城市环境感到恐惧，社会小说（如《海上活地狱》）和黄色新闻正是通过揭露“都市黑幕”，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和生存指南。黄陆案中的阶级跨越、主仆乱伦、卷逃财物，完美契合了市民对都市罪恶的想象。

第二是新旧道德交替期的无所适从。五四运动引入了“自由恋爱”，但普通民众对其内涵充满误解与不安。媒体通过这场狂欢，进行了一场全社会的“道德大讨论”，试图在激进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家庭伦理之间寻找平衡。从性别角度来看，近现代媒体对悲情女性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男性主导的道德教化与视觉规训。我分析了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黄陆之爱》与《血泪黄花》，以及邹韬奋对好莱坞电影《赖婚》的推崇。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将黄慧如塑造成格里菲斯式的“丽琳·甘许”——一个纯洁、无辜、被邪恶男性（或险恶社会）欺骗并吞噬的“维多利亚式处女”。

这种叙事模式隐含着一个强烈的保守主义逻辑：女性一旦脱离父权家庭的保护，进入公共领域或追求所谓的“自由”，必然会走向堕落与毁灭。媒体通过消费黄慧如的悲情，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偷窥欲与同情心，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对女性的恐吓与规训，试图将女性驱赶回“小家庭”的庇护所中。女性在这里被剥夺了真实的主体性，沦为承载男性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焦虑的“符号”与“替罪羊”。

学人：您把这个案子称为“未完成的私奔”，如果跳出这个故事本身，其实民国的女性解放本身也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您觉得，缠绕在女性身上的哪些束缚在过去百年间已经消失，又有哪些一直延续到今天？

何其亮：首先这个标题是出版社帮忙想的，非常贴切。

“未完成的私奔”不仅指黄慧如最终未能实现经济与人格的独立而只能回归家庭，更隐喻了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曲折与未竟。1928年刑法与1930年民法亲属编彻底废除了传统法律中女性作为“从属者”的地位，确立了女性作为“自然人”的婚姻自主权与财产权。包办婚姻的绝对合法性被打破，女性受教育权与职业权在制度上得到了保障。这些是五四启蒙与法律现代化留下的宝贵遗产。但女性解放任重道远，一直延续到今天女性仍然面临各种束缚：

第一是经济独立与“母职惩罚”的困境。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依然振聋发聩。尽管现代女性拥有了广阔的职业空间，但在资本逻辑与职场竞争中，生育成本依然大量转嫁给女性个体。“妇女回家”论的变体（如某些强调女性应平衡家庭与事业、甚至隐性歧视育龄女性的职场文化）依然存在。缺乏实质性社会制度支撑的“解放”，往往让女性陷入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剥削。

第二是媒体与公共舆论对女性的“符号化”消费与道德审判。百年前，媒体用各种标签来定义黄慧如；今天，互联网上的热搜与流量逻辑，依然在将女性简化为各种刻板符号。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依然容易被公共舆论的狂欢所吞噬和扭曲。

第三是隐性的父权制家庭观念。尽管法律赋予了平等权利，但在财产继承、冠姓权、家庭劳动分配等微观层面，传统的父权制逻辑依然在运作。黄慧如当年面临的“智识不足”“意志薄弱”的性别偏见，在今天依然会以不同的话术重新出现。

学人：当年年轻人靠私奔反抗包办婚姻和阶层束缚，现在年轻人又要面对婚恋压力、阶层固化和家庭干预。站在您的角度，百年过去，年轻人在情感和人生选择上，真的比民国时期更自由了吗？或者，束缚年轻人追求自由的力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跨越百年回望此案，这段悲剧对当下探讨婚恋自主、阶层差异还有哪些现实参考意义？

何其亮：百年后的今天，年轻人在形式上无疑拥有了比民国时期大得多的自由：法律保障了婚姻自主，人口流动打破了地域与宗族的束缚，互联网提供了多元的价值观。然而，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会有束缚的力量，只是发生了隐蔽的结构性变化。

民国时期的束缚较为明显：父权制的家庭权威、保守的法律实践者、匮乏的经济条件。而今天的束缚则是隐性的、结构性的：资本逻辑下的婚恋市场化、阶层固化带来的“门当户对”回潮、以及消费主义制造的新型道德焦虑。当代年轻人的自由选择，实则往往是在资本与阶层划定的轨道内进行“理性计算”。

跨越百年回望黄陆悲剧，其现实参考意义在于：首先，对于缺乏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的“观念解放”需要保持警惕。黄慧如的悲剧证明，仅仅依靠口号式的“自由恋爱”无法真正拯救个体。女性（及所有弱势群体）的真正解放，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独立与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上。其次，反思公共舆论对私人生活的“符号化”吞噬。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普通的婚恋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放大、站队、网暴，成为宣泄社会情绪的靶子。黄慧如在百年前被媒体的“同情”与“谴责”逼入绝境，今天我们在面对网络上的“情感热搜”时，是否也保持着同样的傲慢与盲目？尊重具体的人、保护个体的隐私与复杂性，百年后我们仍然没有做得很好。

研究旨趣：我始终关注“精英理念”如何在下沉中被重塑和再创造

学人：第一次接触到何老师的研究是在香港open access计划里那部《人民的西湖》，用您的话说，这是一部研究“非人类能动性”的著作。在转向西湖的非人类历史前后，您研究过评弹艺人、上海电影人，《情奔何处》又讲了私奔女性、民国媒体的故事，研究对象跨度极大。那么，您涉猎这么多研究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共通的研究旨趣或内核贯穿始终？

何其亮：我的研究对象从西湖（自然/非人类）、评弹艺人（基层文艺工作者）、电影人（现代文化工业），跨越到了私奔女性与民国媒体（社会新闻与性别史），似乎非常发散。但实际上，贯穿这些研究的核心旨趣是“能动性”（Agency）的探讨，以及“社会建构/通俗化”的机制。

在《人民的西湖》中，我提出“非人类能动性”，探讨西湖作为一个自然实体、文化符号和政治空间，如何主动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西湖不是被动的背景，西湖地区的水、淤泥、动植物、微生物等等并非沉默的旁观者，而是具有“表达式能动性”的行动者和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在《情奔何处》以及我此前对评弹艺人的研究中，我关注的是边缘群体或个体在宏大结构（国家、法律、资本、媒体）的夹缝中，如何通过微观的实践去协商、抵抗或顺应。黄慧如的“主体性实践”、评弹艺人对传统曲目的改编、早期电影人对好莱坞技术的挪用，本质上都是“能动性”的体现。我特别强调“表达式能动性”（expressive agency），即不一定先有明确的“意图”，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和“表演”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另一个贯穿始终的内核是“白话现代主义”与“通俗化”。无论是五四精英的女性主义话语如何被底层市民扭曲，还是好莱坞的情节剧如何被中国本土电影人改造，我始终关注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理念”或“全球现代性”，是如何在下沉的过程中被本土的、底层的、市井的力量所挪用、重塑和再创造的。这种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精英”走向“通俗”的视角，是我理解中国现代性复杂面貌的一把钥匙。

学人：从您之前的研究和这本书中的研究，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认知，这种强调动态的、建构的、能动性的视角，是对传统、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一种挑战。请问，您怎样看到社会建构这种视角？您是怎样使用这种视角做文化研究的？

何其亮：我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明显。传统史学往往预设了一些本质主义的范畴，比如认为存在一个先验的、受压迫的“女性本质”，或者认为“自由恋爱”“法律现代化”是线性进步的客观真理。而社会建构主义提醒我：所有的身份、概念和制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话语网络和权力博弈中被不断发明和重塑的。

《情奔何处》中，我使用这种视角以解构“新女性”与“受害者”的本质。黄慧如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反封建斗士”，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无知受害者”。她的“新女性”形象，是《民国日报》的召唤、她自身的表演、以及公众舆论共同建构的产物。我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性”理论，指出她的主体性是在法庭和媒体的聚光灯下“表演”出来的。社会建构主义让我能够穿透历史的表象，不去追问“黄慧如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这已不可考），而是去追问“黄的行为表达了她怎样的能动性？”“不同群体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黄慧如？”以此揭示出隐藏在个案背后的时代权力结构。

学人：在2024年与王笛老师、陈丹丹老师的圆桌谈中，您曾经说自己“学术比较任性”，生活和学术是结合在一起的，像电影、戏剧这些研究都和在上海长大有关。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您为何会选择“黄陆私奔”这桩陈年旧案成书？是否也跟上海的生活有关？相比民国其他婚恋案件，它独特的讨论价值体现在哪里？

何其亮：确实，我的学术选择与我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我在上海最中心的地带长大，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现代性博物馆”。从小对上海的电影、各类戏剧、滑稽戏、菜市场的市井声音等等有着天然的敏感与亲近。黄陆私奔案发生在1928年的上海与苏州，正是我熟悉的江南都市文化圈的缩影。

我最初知道这个案子就是20多年前做上海京剧历史初步研究时偶然看到。选择这个题目，既是对我自身成长环境的一种学术溯源，也是被这桩案件中蕴含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张力所吸引。相比民国其他婚恋案件（如阮玲玉、筱丹桂自杀案等），黄陆案的独特讨论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五四精英话语与底层市民文化连接和碰撞的绝佳“棱镜”。黄陆案直接触及了五四运动最核心的议题：自由恋爱、阶级差异、家庭革命。它完美展示了这些精英创造的学术概念，是如何通过报纸、弹词、电影、香烟牌子，被“通俗化”并渗透到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中的。

第二，它留下了极其罕见的“跨媒体”全景式史料。从法庭卷宗、各大报纸的论战，到京剧、滩簧、滑稽戏的唱词，再到社会小说和电影广告，黄陆案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大众文化媒介。这使得重构一个“多声部”的公共领域成为可能，让我们能听到知识分子、法官、小报记者、底层艺人和普通市民的众声喧哗。

第三，当事人（黄慧如）全程参与并发声，并没有完全沦为媒体报道下的客体。

第四，它深刻揭示了法律现代化与社会习俗的巨大鸿沟。黄陆案发生在1928年新刑法颁布的节点，基层司法对“女性能动性”的抵制与扭曲，为理解中国法律实践的“超前性”与“保守性”提供了最生动的微观案例。

研究方法：还原历史情境中“具体的人”，而不是完美的“女权先锋”

学人：您在书中使用大量的报刊、弹词、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作为还原事件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就是商业生产和二次创作的产物，包括司法卷宗也是出入颇多，这些文本给研究带来的怎样的困难？梳理史料过程中，您是如何甄别真伪、还原案件原貌的？

何其亮：这确实是本书写作中最大的挑战。黄陆案在当时是一场媒体的“狂欢”，真相被层层包裹在商业炒作、道德审判、法律操弄和艺术虚构之中。面对这些“不可靠”的史料，我的方法论发生了转变：我不再执着于去寻找一个绝对的、客观的“案件原貌”（因为历史事件一旦被媒体和法庭介入，就已经是被建构的“文本”）以及黄慧如不同时期的“真实”想法，而是将“失真”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我采用的方法是“跨文本/跨媒体的类型比对”。我将不同立场、不同媒介的文本并置，考察它们是如何为了各自的利益与认知背景去“重塑”黄慧如的。我试图回答的不是“黄慧如究竟是怎么想的”（这已随她逝去），而是“当时的社会为什么需要这样讲述黄慧如”，以及“这些讲述如何反过来干预了黄慧如的命运”。史料的“伪”，恰恰反映了时代心理的“真”。

学人：这本书的观点来自一个男性的历史学者，您觉得在研究这个私奔故事的过程中，个人的性别有没有影响到对该事件的认识？您怎样屏蔽性别可能带来的影响？

何其亮：作为一个男性学者，研究一位在父权制和男权话语下挣扎致死的女性，我必然面临着性别的局限。我无法完全切身体会黄慧如作为女性的切肤之痛。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陷入传统男性知识分子那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如邹韬奋式的呼唤英雄拯救），或者将黄慧如简化为一个论证女性主义理论的抽象符号。

为了屏蔽或反思性别带来的影响，我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保持对史料的批判性距离。我时刻警惕那些看似“同情”女性的男性话语（如姚苏凤、邹韬奋的文章），剖析其背后隐藏的“幼女化”女性和规训女性回归家庭的保守逻辑。我拒绝代入男性精英的视角，而是努力从黄慧如的“行动轨迹”中去还原她的困境。

其次，引入“主体性实践”与“表达式能动性”的方法。我不去揣测黄慧如内心的“真实意图”，而是关注她在法庭、媒体上的“表演”与“行动”。我试图将她还原为一个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努力求生、不断试错的“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权先锋”或可怜的“受害者”。

最后，承认研究者的主体性与情感介入。在后记中，我坦承自己在写作时“情绪受到干扰”，“司马春衫，泣下最多”。不过应该指出，所谓“司马春衫”已经有男性居高临下的意味。

我认为，屏蔽性别影响并不意味着变成冰冷的客观主义机器，而是要有勇气承认研究者的情感共鸣。这种对黄慧如“切肤之痛”的同理心，恰恰是打破男性学者冷漠旁观姿态、实现历史同理心的重要途径。

学人：这次您写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民间个案，让人看到一个时代特定的都市文化，这种和某个城市关联的微观史，您之后还会继续研究民国江南的婚恋史和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吗？之后的研究方向会聚焦于哪一领域？

何其亮：黄陆案的研究，让我深刻体会到微观个案在折射宏观时代变迁时的巨大能量。未来，我依然会关注“现代性转型期普通人的主体性实践”，民国江南的都市文化、感情/感觉史以及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仍是我重要的研究土壤。

我最近几年一直写电影银幕之外的电影史，即电影从业者、观众以及政策制定者践行者的体验，这与我强调“能动性”相一致。无论是百年前的私奔女性，还是西湖的非人类，抑或是百年来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我都试图捕捉那些在宏大历史洪流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微小却坚韧的生命轨迹。他（它）们无关崇高，但也能创造历史。这不仅是历史学的追问，也是对我们当下个体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