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将管教“外包”，把孩子送进特训机构的家长也需要“救赎”

澎湃新闻记者 陆一

这篇手记来自《》报道的作者陆一。作者想进一步探讨，是什么让臭名昭著的违规特训机构得以野蛮生长且屡禁不止？为什么一些家长在这些机构面前丧失了判断能力？或许，家长和孩子一样需要“救赎”。

从个人社交账号看，初中生李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爱唱歌、爱跳舞，热爱生活的女孩，很难想象她曾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有过被父母骗进特训机构的遭遇。

今年6月，在一则举报特训机构的帖子下面，我看到了李雨的评论，其中提到她在特训机构的经历，以及她挥之不去的恐惧和不安。于是，我联系上她，试图厘清那段经历对她产生的无法消弭的影响，以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此之前，多年来不时沉渣泛起的特训机构乱象再次引起关注——多名成年人称被强制送进特训机构，进而遭限制人身自由和体罚。他们有的身患抑郁症，有的被父母认为有“网瘾”、“叛逆”或者熬夜玩手机，特训机构则声称能“矫正”他们。

在这些案例里，父母花钱将对孩子的管教“外包”，即使身为成年人，自由和尊严也会被轻易剥夺。

和李雨详细聊过之后，我去了她待过的特训机构，它开在重庆一所中专学校的校区内。中专学校门口摆着移动式拒马护栏，水泥校门建筑显得森严而不可接近。校门外一旁是一个派出所。

李雨向我回忆，去年，母亲说带她去买床上用品，她在车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被送进了这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的母亲也许很难理解，当她在特训机构的合同上签字时，也在丧失女儿对她的信任，“为你好”变成了沉重的枷锁。

这些特训机构深谙家长的焦虑。他们制作“正能量”视频在平台传播，尤其强调“感恩教育”。父母往往不会知道孩子在这些机构里具体经历了什么。李雨说，在里面给父母写家信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她眼中的体罚，被教官说成是“消防演习”。

一些特训机构注册的名称往往为“教育咨询公司”，实际却做着违规的全日制、封闭式的“矫治”生意。值得深思的是，是什么让这些违规机构得以野蛮生长且屡禁不止？为什么一些家长在这些机构面前丧失了判断能力？

事实上，据《法治日报》报道，相关部门去年已印发文件，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特训营等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但在执行层面，政策往往因特训机构名称隐蔽性强、违法成本低等无法落地。同时，“换壳重生”、“异地重开”，成为一些机构逃避查处的惯用手段。

许多家长深信“无论孩子多大，父母都有权管教”，甚至与特训机构合作，将成年子女也强制送入特训机构。事实上，限制成年人行动自由已涉嫌触碰法律红线。而在公开报道中，很少有当事人报警获立案的案例，“父母同意了，我们管不了”成为消极处理的理由。

站在家长的角度，在社会转型、新事物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一些家长发现自己面对孩子的变化越来越“束手无策”。比如最早引起关注的“戒网瘾”机构，是伴随青少年沉迷网络现象出现的。李雨的父母也很难理解，一度成绩优秀的女儿为何会患上抑郁症，变得“不愿意上学了”。而近期把成年孩子送进特训机构的父母，有的是希望孩子不再“躺平”。

从“戒网瘾”到“治抑郁”，从“矫叛逆”到“治‘躺平’”，特训机构也在“与时俱进”。

但真正的问题或许出在家庭内部。在把孩子送进特训机构的父母中，我采访的张欣是为数不多认识到错误并向孩子道歉的母亲。在两次把女儿送进特训机构，知道女儿的痛苦经历后，张欣懊悔不已，现在仍在修复和女儿之间的信任。她意识到，“有病的不是孩子，是家长。”

张欣的女儿12岁被确诊重度抑郁，她带着女儿辗转多家医院治疗，两年过去毫无起色。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白天黑夜颠倒，有时睡在书桌底下，“就像躲起来的样子”。张欣买来心理学书籍自学，试图理解女儿，但那些专业术语和沟通技巧，在女儿紧闭的房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最后张欣意识到，真正的家庭教育，根植于日常的尊重、沟通与陪伴，而非一纸冰冷的委托协议和一场伪装成“爱”的绑架。当父母选择用暴力代替对话、用控制代替理解时，他们送走的不是“问题孩子”，而是孩子对这个家最后的眷恋。

我发现，很多家长并非真的冷酷，他们更像是被焦虑、无力感与信息迷雾裹挟的“溺水者”。将孩子送入“黑箱”一般的特训机构，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无奈”。

这种“无奈”源于现实困境。比如当孩子重度抑郁、自残、闭门不出时，家长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社会偏见。此时，网络上宣传的“成功案例”和“专业话术”成了“救命稻草”。

采访中，我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特训机构，这些家长和孩子会怎样，他们该向谁求助？优质的心理咨询和医疗资源昂贵且稀缺，许多家庭无力承担需长期支付的费用；“问题学生”往往很难融入校园或在学校得到支持，压力被转嫁给家庭；大部分社区缺乏针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外部支持，家长往往孤立无援。近年来医院里新开的“厌学门诊”，或许是对这种困境的一种响应，如今我们依然需要各方参与，形成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

采访结束那天，李雨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她说自己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听话”，又会被父母送进特训机构。她在那里学到的只是伪装。

报道发表出来后，李雨告诉我，她的另一个刚从特训机构出来的同学告诉她，这段时间机构为了躲避监管，教官和老师带着二三十名学生转辗于重庆和贵州的三个地方。

当李雨的父母正庆幸自己的孩子“变好”时，李雨仍然生活在阴影中。她告诉我，那种感觉像一直被困在悲伤的围墙里，走不出去。她的恐惧和不安来自父母的不理解和并未消失的特训机构。还没成年的她只能努力自救，当压抑和难受袭来时，她会画画，把她心里的感受都呈现在纸上，然后不断提醒自己，总有一天会好的。

本期编辑 陆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