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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实际适用的关税税率将在过去18个月里第45次发生变化,平均每12天就变一次。如果特朗普总统最近宣布的、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税率下个月还会再度上升。
被征税的商品包括冰球杆。它既是加拿大的象征,也可能成为物价走势的直观写照。关税并不适用于石油、钾盐等关键进口品,但如果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这些商品同样可能涨价。
实际上,总统正在重启一套误入歧途的策略。它不仅损害美国经济,也进一步削弱长期形成的贸易伙伴关系。到今年秋天,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预计将升至接近13%。虽然低于2025年4月“解放日”时期的水平,但依然会造成损害。
正如政府以外的人似乎都知道的那样,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沃尔玛等企业缴纳关税后,通常会把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按照目前的税率,这些税收将拖慢经济增长,因为价格上涨后,人们会减少购买;与此同时,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为此多负担约1100美元。
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是:眼下正值中期选举前的几个月,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生活成本列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汽油价格也已达到每加仑4美元,政府为什么还执着于那些会推高通胀的政策?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最高法院不是已经裁定,特朗普先生不能这么做了吗?
今年2月,最高法院推翻了本届政府的标志性关税政策。判决意见说得十分明确:美国的开国先贤“并未把任何征税权赋予行政部门”。正因如此,财政部本财年迄今已经退还了超过800亿美元的关税款。
诚然,总统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征收关税。例如,如果某些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总统可以出手干预。但是,认定行政部门越权的六位大法官明确指出,这些其他途径对其授权征收关税的“期限、数额和范围”设有“限制”。
过去几个月里,正如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包括我,更重要的是,也包括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大法官在今年2月的反对意见中所作的预判,本届政府迅速动用其他法定权限,试图重建其全球贸易政策的整体框架。
首先,政府宣布,将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恢复许多已被法院否决的关税。该条款授权政府为应对“根本性的国际收支问题”而临时征收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今年5月推翻了这些关税,但政府提起上诉,使其暂时得以继续生效。与此同时,这些临时关税的150天期限将在本周五届满。
一些人原以为,政府会宣布开征另一套实质上相似的第122条关税,以此规避150天的期限。不过,以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为首的特朗普贸易团队,如今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找到了一个新借口:打击强迫劳动。
今年3月,格里尔宣布对59个国家和欧盟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采取行动应对强迫劳动。几个月后,他在一份主张必须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报告中,算是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这份报告列举了几个强迫劳动问题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来自马拉维的烟草、缅甸的大米。
这些具体个案如今被用来为一项广泛措施辩护,即对几乎所有受调查经济体征收10%至12.5%的关税,其中甚至包括挪威。挪威对此感到不满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实际上率先制定了防止全球供应链中出现强迫劳动的法律。
神奇的是,新设的“强迫劳动”关税重新构建了一套与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的制度极为相似的关税体系,尽管当时宣称的目标是解决贸易逆差,而不是监督劳动用工做法。(还是说,当时的目标其实是增加制造业就业?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怎么样。总统第二任期内,制造业就业人数仍在持续下降。)
特朗普的关税把戏还算不上安德鲁·杰克逊式的一幕,即行政部门公然蔑视国家法律。特朗普用各种零散手段拼凑、重建关税体系的做法,符合最高法院判决的字面规定,却不符合其精神。
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宣告,征税权属于国会,任何向总统授予关税权力的做法都“受到严格限制”。面对这些限制,本届政府赌的是,它能够跑赢那些原本旨在约束它的制度。政府借助其他授权征收的新关税,可能还会继续遭到法律挑战,但这些诉讼需要时间才能有结果。在此期间,政府可以不断给旧法律套上新的理据,从而取得大致相同的效果。
这整场关税“打地鼠”游戏,让我想起平常和家里幼儿谈判的情形:我告诉其中一个孩子不许拿铲子打另一个,他转手就拿出一根棍子。(不过,创意还是可以加分的。)
短期内,要遏制本届政府的关税措施恐怕没有多少办法。这些关税既无视经过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也无视对行政权力的明确限制。人们只能寄望于国会最终作出反击,制止行政部门对国会权力的非法侵夺。本应在本周到期的这些关税,原本就只该是临时措施;可如今它们却被延长了,看起来几乎没有尽头。
娜塔莎·萨林是美国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现任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并担任耶鲁预算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兼主席及《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她本科毕业于耶鲁,后获哈佛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2021至2022年,她在美国财政部担任经济政策副助理部长、税收政策与实施顾问,主要推动缩小税收缺口及国税局现代化。她的研究涵盖税制改革、财政预算、家庭金融、银行监管、社会保障与财富不平等。其立场总体中间偏左,主张提高税制累进性、加强税法执行和金融监管,同时重视财政可持续性、行政可行性及政策的意外后果。她的写作善于结合数据、法律制度和生活化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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