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忽必烈的制度设计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能得天下

文 / 子玉

和军事、政治一样，制度也是研究历史的一条线，比如，历史上忽必烈以王子的身份喜提大汗、皇帝的身份，建立元朝，我们都可以围绕制度这条线将其说清楚，本篇文章子玉就来聊聊忽必烈是如何利用制度的力量改变自身命运并左右天下局势的。

据史书记载，忽必烈在做王子时就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仅潜心研究汉文化，身边更是聚集着一群汉人精英，文有姚枢、许衡、窦默、杨惟中等人，武有张弘范、史天泽、廉希宪等人。

至于这些人为何会站队忽必烈则是因为，蒙古控制中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蒙古诸王中选择一个潜力股，利用文化、行为影响对方，利用语言改变对方，使其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并按照他们的设计来发展中原。

当然了，这也是因为历任蒙古大汗不重视汉地，在汉化和蒙古化之间不断摇摆，让汉地始终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所导致的。

忽必烈也有利用汉地建功立业、成为能左右蒙古帝国局势的实力派的想法，他与汉地精英的结合属于双向选择。

窝阔台在位期间，为了笼络诸王就将中原分割成碎片分封给诸王，忽必烈获得了邢州的封地，在治理邢州期间，忽必烈听取了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建议，通过降低赋税，吸引人口的方式将邢州治理得非常好，并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回报。

在吃到红利之后，忽必烈就对汉化有了信心，也更愿意与汉人精英合作，以实现自己在帝国中崛起进而左右局势的目标。

更幸运的是，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去世后，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在金帐汗国的拔都的支持下喜提大汗之位，蒙哥为了强化家族实力以维护其汗位就将中原和西亚的土地分配给了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

你想，忽必烈本来就志在中原，身边又聚集着一群汉人精英，更重要的是，他还积累了治理汉地的相关经验，蒙哥这个任命属于是将忽必烈送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从忽必烈的案例中子玉总结出了这么一个道理：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机会都只会留给那些早有准备的人，因为，匹配是宇宙的规律之一。

忽必烈为了治理汉地，也在金莲川打造了自己的政治机构。

由于有汉人精英的助力，再加上之前的经验积累，忽必烈在受封关中之后就在其地设置了宣抚司的政治机构，当时的京兆宣抚使是孛兰、杨惟中。在攻克大理之后，忽必烈又将关中的制度复制到其地，以刘时中担任宣抚使。

与蒙古历任大汗和诸王所不同的是，忽必烈是用制度将封地和新开拓地作为了其造血基地，保证了他能从后方持续获得补给，为什么忽必烈能夺取汗位、开拓天下，原因就在这里。

可以说，能不能在开拓天下的同时构建、更新治理天下的系统，能不能打造稳固的根据地，决定了乱世枭雄能走多远，能否笑到最后，这是历史经验，就单从制度建设这一个层面来看，忽必烈的成功都是必然。

1259年，忽必烈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年，大汗蒙哥在攻宋前线去世了，蒙古出现了权力真空，经过深思、权衡，忽必烈最终决定与留守哈剌和林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这是忽必烈个人的诉求，也是汉人精英的意志，因为，只要阿里不哥坐稳了汗位，中原就会再次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中，忽必烈的个人命运也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

这一点和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是一个道理，向前走一步是秦王李世民的个人诉求，关东诸将也想通过拥立李世民为帝保障自身利益，属于双向选择。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改元“中统”，四月，他就设立了两个宣抚司，陕西四川等路宣抚司和西京等处宣抚司，两个宣抚司的人事任命情况为：前者的宣抚使是廉希宪、商挺，赵良弼任参议；后者的宣抚使是粘合南合、张启元。

五月，忽必烈继续复制其成功经验，在中原大力推广宣抚司制度，设置了十个宣抚司，分别为：燕京路宣抚司、益都济南等路宣抚司、河南宣抚司、北京等路宣抚司、平阳太原路宣抚司、真定路宣抚司、东平路宣抚司、大名彰德等路宣抚司、西京路宣抚司、京兆等路宣抚司。

当时的宣抚司属于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抚使的职责是：负责当地民政；负责收税；负责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可见，宣抚使是同时具备行政和财政权力，同时还可以通过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来影响军事。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行省才是当时处理地方事务的最高机构，不是宣抚司。这里，子玉也解释一下。1260年七月，忽必烈在燕京设立了一个新的政治机构——燕京“行”中书省。

设置中书省的机构是汉人谋士借用耶律楚材中书令的称号打造了一个可以指挥全国政务的机构，之所以加个“行”字又是因为，当时身在哈剌和林的阿里不哥毕竟是正统，为了区别故而加了个“行”字。

实际上，燕京行中书省就是忽必烈真正的中书省，是后来元朝中书省的前身。

八月，为了应对蒙哥旧臣阿蓝答儿和浑都海在关陇地区的反叛，忽必烈又设置了秦蜀行中书省，以廉希宪担任中书右丞行省事，这是忽必烈第一次在地方上设置行省机构。当年九月，关陇的叛乱被成功平定。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秦蜀行中书省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是为了应对关陇的叛乱，方便整合、调配当地资源而设置的，任务完成后，这个机构也就撤销了。

行中书省是在后来才变为正式、常设的机构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子玉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261年，南宋的刘整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内斗就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就及时在四川地区设立了夔府路行中书省，让刘整负责，并让他兼任当地的安抚使。

正是因为忽必烈得到了汉人文武精英的支持，又通过制度建设能从中原获得稳定的后勤，所以他就在当年的十一月两次击败了阿里不哥，阿里不哥甚至不得不放弃哈剌和林。

当忽必烈占据哈剌和林之后，他也就拿到了所谓的正统。

可以说，忽必烈之所以能打败阿里不哥就是因为，他利用制度优势在发展中原的同时又能整合汉地资源，利用制度优势所转化的资源优势耗死了阿里不哥。

打仗在一定程度上打的就是钱、资源，这已经被历史无数次验证。由此就更可见忽必烈重用汉人、实行汉化的重要性。

阿里不哥代表的是蒙古本土势力

按照正常逻辑，忽必烈之后会不断复制成功经验，以宣抚司制度来消化新征服的地方，但令人意外的是，忽必烈在击败阿里不哥后却废除了宣抚司制度，将之前所设立的十个宣抚司全部撤销。

至于忽必烈为何要撤销宣抚司制度，子玉总结了以下这么几条原因：忽必烈的第一身份属性是蒙古人，所以他就必须得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尤其是在他成为大汗、击败阿里不哥后，更多蒙古人站队他的情况下；其次是，忽必烈必须以蒙古武力来维护其权力，所以他就更得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军事之外，忽必烈还必须得在政治层面证明其合法性，他就更得得到蒙古贵族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他还要得到外围汗国对他汗位的承认，如此他就必须坚持蒙古本位；再就是，忽必烈在打败阿里不哥之后其权力是同时覆盖中原和草原，如此，他就必须得照顾到蒙古贵族的利益。

而现实情况又是，宣抚司制度是与汉人深度绑定的，当时的十个宣抚司的主要官员除了赛典赤、孛鲁海牙、粘合南合这三个人是胡人之外，其他的都是汉人。

如此格局，忽必烈是不可能对十个宣抚司的人事进行大换血的，所以他才想到了将宣抚司撤销的办法。

如此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忽必烈撤销宣抚司既有将蒙古贵族引入权力核心的考虑，更是为了稀释汉人精英的权力，因为，这些人在中原都有家世积累，有些人还是掌控一定武力的世侯，如史天泽、李璮等人，出于集中权力、维护汗权的考虑，忽必烈就决定将这些中原实力派边缘化。

可见，忽必烈撤销宣抚司的主要目的为两点：摆脱中原实力派的束缚，集中汗权；推行其蒙古本位的政策，将蒙古贵族引入权力核心。

当然，这种大的调整要想顺利落地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担任益都行省长官的李璮的叛乱，忽必烈用了好几个月才将叛乱平定。

随着宣抚司被撤，李璮的叛乱被平定，忽必烈也就顺利解除了汉人世侯的军权，进一步集中了汗权。

在撤销宣抚司之后，忽必烈为了治理地方就设立了宣慰司这个机构，和宣抚司所不同的是，宣慰司只有负责民政的权力，而没有收税权和军事权力。如此，忽必烈的权力就更加集中。

值得一说的是，宣抚司这个机构也并没有从元朝历史中消失，当蒙古人新征服一个地方后会设立宣抚司来消化当地，当完成对当地的消化后，宣抚司也就随之撤销。

当然了，对于那些长期不稳定的边地，宣抚司则成为常设机构。

总结一下：忽必烈在中原精英的支持下设计了一套成熟的以宣抚司为核心的地方治理体系，在发展中原的同时又整合了当地的资源，正是凭借资源优势，忽必烈才能最终打败代表蒙古正统的阿里不哥。随后，他又利用制度的更新改变了帝国的权力格局，集中了汗权。

只能说，制度的设计、更新才是忽必烈崛起，建立元朝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