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行 思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所谓“文心”，是贯穿文脉、承载情志的用心与修为。千年之后，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人类社会、重塑文明形态，这句古老的文论也映照出一个更深邃的时代命题：当机器开始模仿人类的言语与思维，它是否也应拥有一颗“文心”——一种浸润着文化体温、恪守人文道义的内在灵魂？
人工智能有“文心”吗？这问题看似科幻，实则早已进入工程实践的腹地。科学家们努力通过“价值对齐”的技术路径，将人类伦理与文化偏好“内嵌”于算法之中。海量原始数据预训练如同童蒙博览诵经，监督微调的算法定向塑形仿若师者传道授业，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则近似于长辈不厌其烦的言传身教，层层完成机器的价值校准与心智塑造。一台不识字的老式织机尚且承托着千年的经纬智慧，何况今日以“智能”为名的大模型？
在近期于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四点核心意见，为全球智能产业良性发展、完善AI治理体系给出中国方案。若将这四点意见置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语境细细咀嚼，便会发现，它们恰好对应了人工智能应当修习的四重“文心”境界，是技术向善、科技载道的东方修为。
第一重，谓之“日新”。开放共赢、驱动创新，秉承的是《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生生之道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胸襟。若AI只知闭门造车、固守一隅，便辜负了技术的天命。它应当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像当年的青铜与丝绸，赋能千行百业，在经世致用中实现自身价值，在持续迭代革新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第二重，谓之“忧勤”。《周易》言“安而不忘危”，《礼记》讲“凡事预则立”。这种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忧患审慎意识，投射到AI治理上，便是坚持安全可控、底线思维，确保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部分西方技术浪漫主义思潮片面追逐技术“奇点”，极致突破技术边界；而植根中华文脉的主流技术观，则始终看重人伦秩序、以人为本的核心底线。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科技不应成为割裂世界、构筑壁垒的砖石，而应化作联通各国、普惠众生的通途桥梁。
第三重，谓之“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将其阐发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下，西方主流大模型以英语语料为核心基底，不经意间成为消解文明多样性的隐形压路机。而中国主张AI发展不能侵蚀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倡导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智能体系的内核灵魂。这无异于在算法的冰冷逻辑中植入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古老智慧——AI应当成为沟通多元文明、消解认知隔阂的桥梁，而非抹平文化差异、固化单一范式的碾盘。
第四重，谓之“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礼记》描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襟怀，共同构筑了中国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厚文化底色。中国始终主张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完善全球AI治理体系，助力“全球南方”弥合数智鸿沟、共享数字红利，其深层动因是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的传统“义利之辨”。此理念旨在规避新的数字发展不公，杜绝人工智能革命沦为“第二次数字殖民”，这份对全球科技公平正义的执着，饱含着绵延千年的人文历史体温。
综上观之，中方四点治理意见，正是以中国的整体论世界观、忧勤审慎的风险思维、中和包容的文明理念、天下大同的格局胸襟，为人工智能勾勒出一套完整的“心性图谱”。它传递着一个久远而清醒的东方判断：技术从来不是绝对价值中立的冰冷工具，技术必须载道前行、向善而行。(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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