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荣：浮夸还是原生态 滇国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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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2年，从西域满载而归的博望侯张骞为汉武帝带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在大汉帝国的南面，有一条不为人们熟知的古老通道，可以经过身毒（今印度）直插匈奴人的身后。这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信息，使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很快做出决定，派出使者，打通西南夷的交通，实现对强大敌人匈奴的战略包围。《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遗憾的是，太史公对滇国的记载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滇王究竟是何人？滇国究竟是什么样？他没说清楚。滇国就很快在史书中失去了踪影，其后班固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补充道：“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

滇国的历史犹如滇池上空掠过的一片云，人们似乎已经淡忘还有这样一个神秘古滇国的存在。2000多年以后，考古学家重新揭开了古滇国神秘的面纱。从晋宁石寨山开始，再到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和官渡羊甫头等墓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这些文物生动地展现了2000年前滇国及其社会生活情况。其中1956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M6的棺底发现了一枚篆书白文的金质“滇王之印”，从实物上证明了在滇池地区确曾有一个古代王国的存在。史料记载的滇国的确存在，尘封了千年的古滇国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晋宁石寨山

1955~1960年,先后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1座,年代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第2次发掘的20座墓葬中有多座规格相对较高的大墓,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量精美随葬品,尤其是“滇王之印”金印的发现,确认了此处为古滇国的王族墓地,在当时引起轰动,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石寨山的考古活动揭开了古滇文化的神秘面纱,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的探索以及该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川李家山

1972年历时60天的第一次发掘,出土文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800件,著名的“牛虎铜案”就是这次土文的。这批文物是典型的滇式器物。1992年上半年,第二次大规模发掘的2万余件文物中,青铜器3000件,部分精品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引起强烈反响。兵器有矛、戈、剑、斧、钺、戚、镞、啄、弩机、盔甲、剑、狼牙棒等,如手持剑形戈,右手反握剑柄作戈援,腕部手臂内空为銎,光亮而锋利,造型奇特,为兵器中罕见之珍品。生产工具有锄、削、铲、鱼钩、镂孔器等,其中镂孔器锄和蛇形柄镂孔器很稀少。纺线工具有经杆、刷形器、弓形器、钺形器等。生活用品有壶、杯、罐、勺、尊、銎等;乐器有编钟、铜鼓、葫芦笙等。

呈贡天子庙

在1974~1997年间先后5次清理发掘了东汉时期古滇墓80座，清朝古墓30多座。其中M41、M33号墓规模最大，其余为中小奴隶主和平民小墓。特别是于1980年发掘的M41号墓，墓坑长6米、宽4米、深4米，据考证为战国时期墓葬，距今约2300年。出土文物有：杀牛祭柱铜扣、铜房子、铜虎头、五牛贮贝器、铜鼓、铜牛、铜鱼、三足铜盆、铜矛、铜啄、铜斧、圆足陶尊、直口陶罐、玉石玛瑙饰品及人牙、人骨等。依照墓葬型制及出土文物看，该墓应早于石寨山西汉末滇王墓。

官渡羊甫头

从1998~2001年分3次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各时期墓葬846座。其中,滇文化及汉式墓葬839座,明清墓葬7座。滇文化墓葬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金银器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随葬品有青铜工具、兵器、农具和大量漆木器、玉石器、金银器等4000余件，特别是M113出土的大量完整的漆木柄兵器、工具、农具和一组造型各异的漆木雕，色彩鲜艳、保存完好，为云南地区首次出土，填补了云南出土文物中漆木器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滇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农具和兵器的木柄如何与金属头安装成一体增加了实物依据。该墓地时代跨度较大，清楚地显示了滇文化逐渐被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为研究滇池区域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

青铜文化滇文化类型分布图

今天考古学家在当时滇国范围内发现的青铜器中，最能够体现其特色的是贮贝器。贮贝器是古代滇人的一种器物，为贵族存放用作货币的海贝。在这些青铜器上，云南的古代先民用一种巧妙而又生动形象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就是在青铜器上铸造和刻画各种图形，使我们借助青铜文化走近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各种社会生活,如战争、祭祀、耕作、畜牧、纺织、建筑以及当时各民族的形象。

祭祀诅盟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从来都是古代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大事。礼仪与典章一旦依附在不朽的金属中，历史就永恒了。斑驳陆离中，点点皆是古滇国曾经的宏大场面。杀戮，之于古滇国到底是野蛮还是进化？

祈年播种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贮贝器”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播种贮贝器”表现的是一种希望恢复土地生产力的“祈年播种”祭祀活动。“杀人祭铜柱场面贮贝器”器盖上雕铸了34个人物，中央有3个叠置的铜鼓，人物活动可分为两部分。左边内容主要描写滇王妇“躬耕”的队伍：骑士在前面开道，马前躺着一具无头死尸。行进队伍前面有肩扛铜锄的人，旁边有犬跟随。后面是坐步舆的滇王妇，其身后有侍卫、仆役、持盂者、提篮者、头顶种子筐者、手执点种捧者，两侧又有迎谒、进食、观礼等人。右边为“祈年”，主要描写血祭仪式，地上躺着一个无头人，铜鼓旁跪立着一人，有一铜柱，上面绑缚一个人，赤身裸体，旁边另有坐立者、跪者、提篮者、捧物和骑马等数人。有学者认为这些人物是在祭铜鼓，冯汉骥先生则判定为滇人在举行“祈年”的开土春播仪式，如同中国封建帝王的“亲耕”仪式。“播种贮贝器”也表象了主持完祭祀仪式的女主人正在前往田间“躬耕”，而祭柱仪式已不再杀戮活人，这大概与汉文化的不断传入有关。

孕育祭祀

在不少贮贝器盖上都有鲜明的铜柱，有人认为其上缠绕蛇是“土地”、“繁殖力”的象征，是一种希望作物生长、来年丰收的“孕育”祭祀活动。同时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表达生者的一种愿望，希望死者能像生前一样生活。

晋宁石寨山“祭祀场面贮贝器”盖顶装饰了127个圆雕人物，狗和猪各一只。盖面中央有1个铜柱，柱顶立有一只老虎，虎身缠两蛇，柱上蛇正吞食1人。盖子两侧各有一铜鼓，柱子在中间。柱旁立一牌，牌上绑缚一裸体人，旁有一握剑者，前有带枷者、双手背缚者和脚手背缚者。还有干栏式房屋，屋内正中坐一个梳髻的妇女，后面站立一位侍从。周围有提篮者，篮内盛有鸡、鱼和其他物品，另外也有担柴者、持筐者、持盘者、杀牛羊者、抱鱼者、握蛇者、饲猪者等，另外腰部刻饰有持矛、钺、弩等其他人物。舆内坐的是墓主人，随葬这件贮贝器，是希望死者能像生前一样，坐舆参加祭祀活动。有人认为这个画面祭祀活动是祭柱，柱即祖，也有人认为表现的是一种庆祝丰收仪式的“报祭”活动。冯汉骥先生最早对此图像进行研究，认为图像的主题是“诅盟”，不过他又提到也可能是一种庆祝丰收仪式的“报祭”活动的看法。

战争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上简单的22个人物和5匹马形象表现了激烈的战争场面。人物形态多种多样，骑马者披甲戴盔，手持长矛正向躺在地上的人刺杀：地上的人物，有的左手支地、右手上扬作挣扎欲起之状，有的持盾、佩剑、持矛刺杀，有的正从马上坠落，有的双手举弩欲射，有的跪在地上似为投降者，有双手被捆缚的俘虏者，也有无头裸体者。败者虽然处于劣势，仍继续浴血苦战。这是为争夺领地、水源、金帛还是奴隶？亦或是部落的生死存亡之战？真相已不重要，资源的转手还是政权的变更已化作云烟随风逝去，留下的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与一次次艰难的角力。

进贡或赶集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纳贡场面贮贝器”，出土时装满了贝，上鼓已残。鼓边饰有17个圆雕人物，三头牛和一匹马。人物行走方向是从右向左，形态各异。第一人为男子，头顶挽一发髻，着短衣长裤，左腰下配一剑；第二人为一老年男子，须长至胸前，亦左腰下佩剑，右手握杖；第三人为一中年男子，背着箩兜；第四人亦男子，脑后挽一尖角髻，左边挂一布袋，手中牵着一头牛。牛后面有男子4人：最前面和最后面的男子两人头戴圈状帽，后衣襟甚长，拖于地上，左腰间佩剑，中间两男子发髻挽于顶上，短衣系裙；饰发髻，穿短裙，其后面是妇女三人，一人身背装有猪腿的篓萝，两人梳两辫长发，拖在脑后，其后跟随一长尾牛。牛后面有妇女二人，亦梳长发辫，一人左腰间佩剑，一人右肩扛盾。后面又有4个男子:一人披毯佩剑；一人已残缺，两人头戴圈状帽，戴耳环，佩剑，其后牵着一匹马，马后面跟随一头牛。浩浩荡荡的人们牵牛赶羊、提篮负物，好不热闹。是赶集？还是纳贡？不过能被动用“吉金”以记之，当是重之又重的大事吧。“八方来朝”好不威风荣耀，于是滇王抑或贵族甚是满意，诏令铸器纪念。

纺织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盖面铸有10个人物，皆为女性。中央是一个通体鎏金妇女双手扶膝高踞坐在铜鼓上，两侧放置有壶、豆和盘，后面一位奴役为其执伞，左前一人为其捧上食物盒，一人跪坐在前方。周围六人的发式和服饰不尽相同，二人面面相对，一人坐地一人站立在理线。在贮贝器上饰纺织场面反应了期望死者希望还能像生前一样，有人为其织布做衣。“事死如事生”，无论中原还是边疆皆同理。独一的鎏金技艺突出了女主人的重要地位，强化了她的身份和与众不同。众人的努力是在“为谁作嫁衣裳”抑或是“临行密密缝”都已不重要，使用和支配只属于那些肉食者。等级已区分，各司其职罢了。那针针线线下的丝绸布帛在如梭的岁月中反倒永存了。

“纺织场面贮贝器”

在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中后期，滇人的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已出现专业作坊和手工业大户。或许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当时滇人的纺织发展情况，其整个画面把织布的各个工序及操作过程（绕线、穿梭、打纬）表现的惟妙惟肖。而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被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继续使用……

物竞天择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狩猎场面贮贝器”器盖上表现了三人猎鹿的场面。两位佩剑的滇族武士骑着马，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执长矛向下刺去。他两前面有一着作奔跑状的鹿，鹿显得膘肥体壮。另一武士徒步双手握一件长兵器，刺杀一只奔跑的鹿，其前后各有一只猎犬向两鹿扑去。两位骑士的马下各有一只奔跑的兔子和狐狸。整个场面紧张而又激烈，动感而又精致。鹿儿要不断奔跑才能摆脱丧命的危机，马儿也要奋力追逐才能免于鞭笞，一切都处在武力的环境，这是充满竞争的世界。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虎牛鹿贮贝器”盖子中央圆雕一立牛，牛周围圆雕一虎犊和三只小鹿。牛膘肥体壮，犄角粗长，尾巴下垂，虎犊头低着往前走，三只小鹿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的。此刻整个画面显得很悠闲，一幅虎牛鹿和谐相处的情景。或许没有外力的进入它们是可以悠哉无争的，或许又是忙于本命前的喘息与假象？

晋宁石寨山出土贮贝器盖上饰圆雕牛的有11件，其布局各异，数量不等，有饰1、3、5、7头，最多者达8头，一般一牛位置居于中央，多站立在一铜鼓上，其他牛围绕在其周围。牛数量的多少可能是人们不同社会地位的标志，有学者认为牛数的差异可能是对某一年景丰歉的反映。如江川李家山“五牛贮贝器”器盖上铸五牛，牛头仰面，肉脊很高、犄角很长、尾巴下垂，中央铸一小铜鼓，鼓上站一圆雕牛，牛颈系有铜铃，其余四牛环绕在其周围，头向均向右排列。

“贮贝器的出现,以大量海贝的出现为前提,而大量海贝的出现,是滇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历史必然。”立体饰物的出现，表明滇人对贮贝器的审美要求和利益要求的提高。从贮贝器的虎形耳把手到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主体深刻的场面铸像，从早期的功能作用到纯粹的饰物，贮贝器的装饰艺术也达到了顶峰。场面铸像的出现更是迎合了滇王及贵族好大喜功的浮夸心里，滇王的礼仪规范和权力统治诉求目的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五牛贮贝器”

“八牛贮贝器”

贮贝器饰物场面里滇人社会有发达的定居农业基础和畜牧业，有明确的社会化专业分工，有作为国家暴力机器象征的城邑，有实行阶级压迫的分层等级系统。或许当时的古滇国与外面已有较频繁的贸易与交通，与汉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势不可挡，此时的滇国已经处于较为高级的奴隶制社会。所谓“和而不同”，独特的贮贝器承载着古滇国的厚重，那些异样的场景谁又能断言它是浮夸，还是原生。

（作者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

文中器物图片来源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14 卷·滇、昆明》，文物出版社，199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