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號 |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基于东北国营煤矿的考察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党的文献）

煤矿工人是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最具代表性、劳动强度最大、职业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旧社会是底层的“煤黑子”，而在新中国则是“矿山主人”，社会地位实现了从被压迫者到国家领导阶级的历史性转变。这种政治身份的转变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加以保障。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的抚顺、阜新等作为煤炭工业的核心基地，下辖着为全国提供“工业粮食”重任的大型矿区，尤为重视构建工人生活福利体系，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福利的研究比较零散，虽有个别成果涉及，但整体关注较少。针对这一时期煤矿尤其是东北地区国营煤矿的生活福利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拟以东北国营煤矿为考察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作一系统探究。

一、工人生活福利体系构建的缘起

东北国营煤矿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基于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综合选择。

（一）旧社会的生活困境

从历史困境看，旧社会矿工生存状况恶劣。一是工资收入微薄，资本剥削变本加厉。例如，1937年抚顺煤矿坑内采煤工人的日均工资为1.887 元，1940 年降至1.825元。几年来，矿工收入不仅未见增长，反而有所回落，甚至出现“工作以后倒找钱”的极端情况。如辽源矿务局矿工墓的工票记载：工人牛世清1942年11月出工30日，应得工资32.34元，当月扣除27.20元，加上月欠9.38元，共计扣款36.58元，除当月工资抵付外，到死还欠资方4.24元。二是居住条件简陋与饮食供应匮乏。矿工住宅大多是矮小鸽子笼似的土房，这类房屋因房顶上有一层石油残渣，亦被称为“臭油房”。单身工人住宿拥挤不堪，一间房占地150平方米，通屋大炕，住七八十人。人均居住面积狭小，卫生状况令人不堪忍受。矿工的主食常是窝窝头，副食为咸菜、生葱、大酱，豆腐即是“上等品”，且数量极少。因吃不到粮米，矿工时常饥肠饿肚，只能以豆饼和糠皮充饥，导致“大人小孩吃的跑肚拉稀，面黄肌瘦”。三是医疗保障权益缺失。矿工患病或负伤后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以致小病拖成大病甚至死亡。如大成矿瓦斯爆炸使11名矿工受伤，但由于没有及时抢救，导致9人死亡。

一首民谣形容了矿工的苦难生活：“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北风冒烟雪，无米又无柴；天冷肚子饿，小鬼来逼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病，使改善生活成为矿工最亟待解决的诉求，也成为在新生人民政权领导下，东北国营煤矿构建生活福利体系的重要原因。

（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客观需要

煤炭是支撑国家工业建设的能源命脉，煤矿工业“是重工业中主要部分之一，它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光荣地担负着‘先行工业’的使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中国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一战略方针，赋予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建设重工业基地的重大使命。这客观上必然会对煤炭资源进行大规模的优先开发。东北地区作为国家能源供给的绝对核心区域，1949年煤炭产量就达112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3%，贡献了全国近半数的煤炭资源。东北地区的煤炭产出直接关系到钢铁冶炼、铁路运输、火力发电等关键部门的运转，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工业化进程。因此，保障东北地区煤炭生产的稳定与高效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然而，囿于糟糕的工作环境和极低的工资条件，长期处于营养不良与职业病困扰下的矿工身体健康状况普遍堪忧。劳动能力受损，成为制约煤炭生产的重要因素。以抚顺矿区为例，井下工人中患风湿症者占比高达35%以上，肺结核、慢性胃肠炎等疾病亦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工人的出勤率与劳动效率。与此同时，煤矿生产始终面临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恶性安全事故的威胁，尤其是历经敌伪长期掠夺与蓄意破坏，个别煤矿已不具备基本安全作业条件。如鸡西矿区被破坏设备多达1169件，坑口多数塌陷，坑内存满积水。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损耗与生产的不稳定性。这一现实困境与工业化建设对煤炭的紧迫需求形成了突出矛盾。要保障煤炭的可持续供给，必须尽快改善矿工的生存与劳动条件，以此促进生产发展。1950年，燃料工业部明确指示：“要发展生产，就必须关心工人的生活；只有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生产积极性才能提高。”这深刻揭示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保障煤炭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使生活福利成为关系工业化建设全局的重要议题。需尽快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推动矿工增强身体素质，促进生产发展。

（三）巩固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政治要求

人民政权的建立，使工人阶级的政治身份发生了根本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就指出：“他们已不是被统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翁。”然而，政治地位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真正实现，需要从制度规定转化为工人可感知、可享有的生活实践。

在东北国营煤矿中，受旧观念影响，部分工人仍将矿山视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将自己定位为雇佣劳动者，对新生人民政权缺乏正确认识，甚至有工人存在着“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论谁来，我们还不是挖煤吗？人家还不是当官吗？”的认知偏差。加之部分行政干部存在“只搞生产、不问群众生活疾苦”的工作偏向，不仅影响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更制约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真正确立。

构建生活福利体系，给予工人实际利益，是实现“工人当家作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决定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这种地位的确立，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宣示层面，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加以体现和落实。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劳动总局局长唐韵超强调：“今天我们的矿山是人民的矿山，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所以，我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安全福利事业，是不应当有任何疏忽和怠意的。”保障工人福利既能体现新中国的阶级性质，又是对“工人阶级领导”条文的遵循。另一方面，构建工人生活福利体系是巩固人民政权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东北煤矿工人数量庞大、分布集中，他们不仅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生人民政权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正如朱德所强调，“要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就必须“关心工人的生活和福利”，“要有物质的奖励”。陈云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时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关心工人生活”。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深刻把握这一逻辑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党管理工业、办好工厂的基本思想”，要求“关心和逐步地改善工人中的劳动保护和日常的物质文化生活及福利事业”。由此可见，生活福利体系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将阶级基础转化为政治认同的“政治工程”。

二、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东北国营煤矿通过制度制定与资源投入，构建起一套以收入保障、住房配套、医疗健康与教育文娱为主要内容的生活福利体系。

（一）构建风险保障与薪金增长体系

东北国营煤矿立足煤炭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推行劳动保险制度和改革工资制度，着力提高工人收入水平，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充分体现了新生人民政权对矿工生活的务实关怀。

针对煤矿作业的危险性和职业病多发等特点，东北国营煤矿为使工人生活有兜底性保障，较早推行了劳动保险制度。早在1948年1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就颁布《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各公营企业管理机关须按月缴纳等于本企业工资支出总额3%的劳动保险金”，用于支付工人的退休养老、疾病工伤、生育抚恤等费用。次年 4月正式实施，当月即为 2383名职工支付保险金1.16万元。此后，劳动保险工作有序展开。例如，抚顺矿务局到1949年10月，支出劳保基金418590工薪分，有4053人享受劳保待遇，截至1953年末，该局劳保费用约合东北币19506600万元，覆盖范围越趋广泛。到 1956年，仅抚顺西露天煤矿就已有175人享受退休养老保险、364人享受在职养老保险、219人享受停薪留职保险、48人享受供养亲属抚恤保险、3500人享受生育保险。

煤矿还设立企业救济金与职工互助金，为工人织牢抵御生活风险的“安全网”。以抚顺西露天煤矿为例，该矿企业救济金由矿企业奖金的5%和工会会费基金的20%组成，至1956年9月累计使用救济金2149937元，成功救济8485人次。职工互助金则通过工人自愿缴纳会费的形式，帮助遭遇疾病或有困难的矿工渡过难关。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到1956年7月，有互助会员9765名，互助基金45600元，平均每个互助会员4.67元，经过互助得到帮助的有7991人次。这些专项保障基金为矿工解决生活困难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党和政府积极调整和改革工资制度，提高工人收入。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公营企业工人、技术人员工薪及改行八级工资制的决定》，废除原有的13等39级工资制，改行八级工资制，按照生产劳动的不同和技术熟练度划分等级，明确了工资标准，更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推动工人收入大幅增长。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全员年均工资从1949年的261元增至1957年的910元；双鸭山矿务局更为突出，工资总额从1949年的32.8万元增至1957年的1685.75万元，人均年工资从168元增至1012元，均实现倍增。在区域整体上，工资同样实现普遍增长。如吉林省煤矿系统的人均年工资，1949年为195.82元，1950年至1952年增至470.4元，“一五”时期进一步增长到744.8元。

除薪资上涨外，工资结构更加多元化。在基本工资的保障之上，还新增或提高奖励性工资和津贴。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工资总额从1949年的258.6万元增至1957年的1338.6万元，其中计时工资从202万元增至642.3万元，计件工资从6.5万元增至494.3万元，奖励和津贴等重要补充工资也大幅增长。奖励工资还将奖金与生产安全、效率和质量直接挂钩，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将电力无事故奖、安全火药管理奖、超额完成任务奖、原煤节约奖等10种奖励均纳入奖励工资。津贴工资则是对长期在高温、高湿、粉尘等环境中作业的矿工实施补偿，其中支出较高的是保健津贴。各矿务局遵照东北人民政府颁发的《东北国营工业有害健康工作职工保健津贴暂行支付办法》，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如从1950年起，阜新矿务局对井下矿工免费发放保健食品，50年代年均支出保健费用约73万元，有6754人享受该福利。煤矿还设有其他多种津贴工资。如1957年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津贴工资占工资总额近十分之一，达107.6万元，包括加班津贴15.17万元、工作条件困难补助津贴24.59万元、冬煤津贴21.2万元、夜班津贴20.57万元、煤贴18.8万元、工长津贴4.31万元、房租用电津贴1.26万元及其他津贴1.72万元。

（二）构建住宅与生活配套设施体系

居住环境的改善与生活服务的配套是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国营煤矿通过大规模建设住宅和完善生活服务配套设施，使矿工的居住条件与生活便利性有了质的改善。

“安居方能乐业”，东北国营煤矿始终把解决和改善工人住宅问题作为企业福利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1952年毛泽东发出“在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后，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报告》，强调“各地党委应督促政府和企业管理机关以及资本家认真地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逐步解决和改善工人的居住问题”。东北各国营煤矿遵照中央指示，改建旧有住宅，新建家属住宅和集体宿舍，不断扩大房屋规模。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在三年恢复时期“新建职工住宅118栋，计29232平方米”，有效缓解了房屋不足的问题。该矿在“一五”时期，为进一步满足工人住房需求，新建17栋楼房和362栋平房，使总建筑面积从1951年的8735平方米增至1957年的43739.5平方米。经过大规模建设，该矿实有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30021平方米扩充至1957年的126740平方米，增长超过3倍。吉林省通化、蛟河、辽源等煤矿也大力建设住宅，至1957年末全省职工家属住宅面积达345151平方米，比1949年增加74286平方米。这些住宅内普遍配备电灯、自来水、洗脸室，有的还带专用厨房，进一步方便了工人及其家属日常生活。

在改扩建住宅基本实现工人有房可住的基础上，生活配套设施的完善更极大提升了其生活品质。

首先，在伙食供应方面，各煤矿大力建设职工食堂。如1957年底阜新矿务局共建有26处食堂，总面积10250平方米，可容纳16000人就餐。在满足职工就餐的同时，伙食也逐步得到改善，主食可吃到大米、白面，做到粗粮细做、细粮精做，副食可以吃到猪、牛、羊肉以及鸡、鱼、蛋等。其次，在洗浴设施方面，1949年东北煤矿总工会“建议行政增设澡塘，做到坑内工人升井后，能洗澡”，各煤矿积极修建浴池。1952年辽宁省煤矿浴池发展到90个，其中抚顺龙凤矿还设有 1处女工浴池和 1处硫磺浴池。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的建设更为突出，到1957年全矿浴池已发展到18个，总面积3423平方米，可容纳750人。抚顺露天煤矿还专门建有太阳灯浴室，装设10台太阳灯，降低了矿工因缺少阳光照晒而患风湿病的风险。再次，在育儿方面，煤矿通过建立托儿所、幼儿园，解决职工的子女照看问题。1950年7月，东北妇联和东北总工会联合颁布《东北国公营工矿企业日间托儿所幼稚园试行办法》，推动托幼机构的兴办。以吉林省为例，全省煤矿到1957年有托儿所12处，入托儿童871名。这项福利将传统由家庭抚育幼儿的职责纳入单位的福利体系，有利于工人更加专注劳动生产。最后，在养老方面，国营煤矿针对从事工作直至退休、失去劳动能力且独居无依靠、生活有困难的老工人，建立专门性的养老机构。以中国煤矿工人阜新养老院为例，该院接收来自辽源、鹤岗、北票、沈阳、阜新等地区煤矿系统的矿工，为其提供集中安置与生活照料，1953年入院高峰期时共收容鳏孤老人120名，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退休矿工的关怀与保障，提升了他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此外，东北国营煤炭工厂还设有合作社、理发所、俱乐部等，以满足工人的其他生活需求。

（三）构建治防兼顾的医疗卫生体系

健康的身体是高效劳动最基础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医疗资源匮乏和煤炭行业职业病高发的情况，东北国营煤矿大力建设医疗卫生体系，使矿工的健康水平明显得到提升。

1949年底，东北地区全部煤矿仅有医院11所、医疗所52处、病床1515张、医师和医助330人。以抚顺矿区为例，当时有矿工数万人，平均每名医护人员需服务数百名矿工，医疗资源匮乏可见一斑。医疗用品尤其不足，如鸡西煤矿滴道医院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手术刀。为扭转这一局面，各煤矿加大投入，拨出专款兴建医院、诊所、卫生保健站、坑口急救站等机构，构建起“医院—诊所—保健站”的三级医疗网络，配备医护人员和器材设施。到 1952年，辽宁省各矿务局除建有总医院外，还有19处卫生所、16处井下急救站及多处专科防治休养所，医务人员从1949年的359人增至943人，病床从393张增至 685张。“一五”时期，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医疗水平大幅提升。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在1953年建有1所医院、2个诊所和 3个保健站，至1957年保健站数量增至7个，医护人员从49人增至69人。吉林省煤矿系统的医疗器材更为先进，至1954年末全省已有13台X光机、8台超短波电疗器及37台紫外线太阳灯，患者治愈率达72.1%。黑龙江省煤矿系统的医疗技术明显精进，如鹤岗矿区医院从最初只能做截肢、阑尾炎等小手术进步到能进行胃切除、肾摘除等复杂大手术。

煤矿还将防治尘肺病和肺结核等职业病作为工作重点，成立专业诊疗机构，组织工人定期体检，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如1952年抚顺龙凤矿和老虎台矿各对100名岩石掘进工人展开身体检查，分别有23人和17人患有尘肺病。为从源头上减少病发率，煤矿为矿工配发防尘口罩，在采煤工作面和选煤厂设洒水喷雾装置。医护人员还采用枸橡酸钠疗法和体操疗法对患病者进行治疗，收到较好效果。结核病防治工作也同步展开。如抚顺西露天煤矿设立防痨诊室，收容住院治疗的病人，并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法：比较严重的开放性肺结核患者到结核疗养所隔离治疗；轻微的患者调转适当工作或予以投药和生活指导；中度的患者则予以休息治疗。这样更具针对性的举措使患者得到精准治疗，治愈率得以提升。

此外，为使矿工身体得到康复，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煤矿建立了自办业余疗养与外地脱产疗养相结合的机制。各矿区遵照东北煤矿总工会颁布的《东北煤矿工人业余休养院试行章程》，试办疗休养机构。以抚顺西露天煤矿为例，1951年建立职工业余疗养所，设105张床位，有大夫和护士各1名，至1957年共办疗养53期，参加人数达5635人，其中4567人收到明显医疗效果。该矿还组织工人到大连、汤岗子、北戴河、牡丹江、兴城等煤矿疗养院及抚顺市职工疗养院进行脱产疗养。经过一定时期的疗养，矿工体重普遍增加，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四）构建文化教育与文娱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国营煤矿针对矿工文化水平低、技术能力差、精神生活匮乏的普遍状况，通过开展扫盲教育、技术培训和文娱活动的方式，将昔日文盲矿工逐渐塑造为有文化、有技术且精神饱满的工人阶级主体。

在旧社会，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1948年辽宁省各煤矿中文盲和半文盲约占职工总数的80%。1949年3月，东北局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与文化技术水平”。1950年，中央明确指示：“首先必须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并着手培养工农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这些指示要求为煤矿开展职工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随即，阜新、本溪和抚顺等矿区大力开办夜校识字班，工人参加学习后大部分能认识1300-1400个常用字，能阅读报纸、撰写简单书信和便条。到1951年3月，东北煤矿工人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降至61.5%，有两万名文盲在当年10月底取得初小毕业资格。在此基础上，各煤矿不断完善扫盲教育体系，组建文化学习班和业余学校。到1951年底，抚顺西露天煤矿有20个车间学习班、207个工人识字班及8个正规文化补习学校。1953年 11月，抚顺西露天煤矿正式成立职工业余文化学校，至1957年共有3100人脱盲，1500人高小毕业，750人初中毕业，114人升入高中班，109人参加中专班，36人参加业大。经过一段时期教育，矿工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在开展文化教育的进程中，煤矿系统组织矿工学习技术，进行多工种的技术培训。一方面，大力举办技术训练班，既快速填补技术人才缺口，又增进在岗工人的技能水平。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的实践最为典型。该矿在1950年破土动工时没有一名技术人员，到1953年6月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成功培养694名技术工人，其中有425人掌握高度机械化的露天操作技术。在1953年7月正式投产后，该矿继续开展技术培训，仅 1954年上半年就培训1351名技术工人和技术管理干部，1955年上半年又组织电铲、信号、搬道、机电检修等27个关键工种技术学习，成立训练班61个，参训人数达2707人，极大地提高了矿工的专业知识和实操能力，有效减少机械事故发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成立专业技工学校，通过更加正规化、系统化的技术教育，有计划地提高矿工技术水平。1952年抚顺煤矿技术工人学校成立后，配备理论教师98人、生产实习教师11人，开设车工、钳工、铆接工、电焊工等多工种学习班，当年招收750人，为煤矿乃至整个工业系统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人才。

为了丰富矿工的业余生活，煤矿系统广泛组织开展各类文娱活动，投入专项资金，修建职工俱乐部、体育场等文体场所。以阜新矿务局为例，1950年该局已建成4个露天剧场和9个文化活动室。至1957年，又陆续新建和改建了10座俱乐部，普遍设有图书室和棋牌室，定期组织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和各类比赛，仅1957年全局就放映电影1920场，观众达82.9万多人次。该矿区还成立专业文工团和业余剧团，先后创作《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恩人》等节目70多个，多次进行文艺演出。职工体育事业亦蓬勃发展，如鸡西矿区有篮球、足球、田径等多支队伍，仅1955年就举办体育竞赛233次，参与矿工2.4万多人。这些文体娱乐活动，既充实了矿工的闲暇时光，更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要。

三、工人生活福利体系构建的成效与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国营煤矿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对工人个体、煤矿生产以及新生人民政权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提升了工人的生活幸福感

东北国营煤矿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在多个层面根本性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被工人形容为“短时间内梦一般的巨大转变”。

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煤矿工人实现了从“腰里围着麻袋头，夜间睡觉棚里头，吃些橡面窝窝头”到“橡面换成大馒头，住在雪白楼里头，置了一套新行头”的转变。工人工资持续增长，购买力明显增强。1956年5月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工人平均工资达74元，折算成购买力，能购买优质布料50米或面粉160公斤，许多职工家庭开始购置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无线电等设备。工人生活水平实现了从维持基本生存向追求品质的转变。工人住宅从初期以平房为主（1951年平房占比100%）逐步发展为楼房与平房并存（1957年楼房占比56.6%），人均居住面积增至3.5平方米。饮食上，工人享有营养可口的食物。如抚顺矿务局不仅把食堂设在坑口，还提供清真伙食，更让矿工可以吃到比市价低25%至40%的饭菜。“吃得好、花钱少”成为矿工可得到的实惠。

从健康保障层面来看，工人实现了从“缺医少药”向“治养结合”的转变。国家对工人实施了一套完整的集预防、治疗与休养于一体的系统化保障举措，使矿工摆脱了疾病困苦，身体素质得以提高。如辽源煤矿工人业余休养所接收的2161名休养员，在休养后人均增重2.5公斤，77.5%的休养员认为疗效明显。更重要的是，健康保障还增强了工人的政治认同。因工截肢的鹤岗煤矿刨煤工纪米田在入住休养所后感慨道：“受伤的时候，真不想活了……谁知国家对我们这样好，到什么时候吃什么饭，到什么季节换什么衣裳，真是比家还强。”

全面的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使工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这在矿工的婚姻状况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解放前，由于生活极端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且生命无保障，矿工普遍存在“成家难”的现象。而随着新中国生活条件的彻底改善，工人社会地位提高，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成为广大矿工群体的人生常态。以抚顺龙凤矿为例，其未婚矿工比例从解放前的70%以上降至1954年的30%以下，不少家庭“儿女满堂”。这一案例并非偶然，而是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生命价值从被漠视到被尊重的最直观的社会表征。

（二）增强了国营煤矿的生产动力

东北国营煤矿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增强了工人积极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和人力支撑，进而对东北工业基地建设乃至国家工业化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是生活福利体系激发工人劳动热情，保障了出勤率，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煤炭产能迅速增长。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朱学范说：“劳动保险的实施，解除或减轻了职工群众生活中最感困难而无法解除的顾虑和困难，减少了职工的疾病，增进了职工的健康，保证了职工的出勤率，因而提高了职工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抚顺西露天煤矿为例，其劳动效率指数以1949年为100计算，1952年达153.7，1953年升至212.9，1957年进一步提高至310.1；出勤率亦从1949年的90.5%提高至1955年的95.5%。二者协同提升，共同推动了原煤产量的显著增长，产量指数以 1949年为 100计算，1952年已达399，1957年更攀升至684.9。大量煤炭的产出，为发电、冶炼、运输等行业提供了重要能源支撑，有力保障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是生活福利体系催生了工人的巨大智慧，促进其成为煤矿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以1953年抚顺西露天煤矿工人为例，在合理化建议运动中，“一个半月就提出了3127件合理化建议”，1954年“出现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2201件，被批准采纳的有1004件”，1956年“提出合理化建议 2075件，其中在采纳件数里实现的有558件”，创新创造持续活跃。完善的生活福利体系还间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如工人张锡昌在身体恢复后，生产劲头高涨，创造出以“人字架”代替“老门架”的方法，一次就为国家节省价值4000多万元（旧币）的木材。这些技术创新，既是工人技能提升的证明，更是其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自觉贡献才智的生动体现。

三是生活福利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煤矿工人的生存逻辑与职业认同，实现了工人队伍的稳定，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专业人才。这一体系为工人们提供了旧社会无法想象的“安全网”，当他们亲身体验到“生、老、病、残、死都有了保障”，认为“有劳动保险比有儿子还好”时，便转向对国家与单位的信赖，有效消除了个别工人跳厂或返乡的消极现象。如当时鹤岗、西安、赛马等煤矿的部分工人想辞职回家，但切身体验到生活福利后，彻底稳定了工作情绪，安心投入生产。生活福利体系还使煤矿超越了单一生产单元的范畴，成为国家工业化人才的输出基地。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在“一五”时期向其他地区输送 352名干部，专业覆盖行政管理、工程技术和卫生医护等关键领域。这种成建制的人才输出，已非简单的劳动力流动，而是将成熟的管理模式、技术规范乃至福利制度向外传播，有助于新兴工业单位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较为完整的运营体系。

（三）夯实了人民政权的阶级认同基础

东北国营煤矿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通过煤矿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使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更加具体可感，个体权益的获得与国家体制实现了紧密结合，为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一是通过实现工人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巩固了工人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支持和拥护。新生人民政权面临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社会现实的艰巨任务，东北国营煤矿的生活福利实践为此提供了一条关键路径：通过将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进行制度化分配，使工人享有较为完善的日常生活体验。当生活有了保障，工人便自发认同并拥护新政权。有老矿工说道：“我们在旧社会被当做窑花子，老了只得披着麻袋片沦落街头乞讨。如今翻身了，住上了洋楼，有吃有穿，这都是托共产党的洪福啊！”这种源于切实获得生活改善的认同，比单纯的政治宣传更为有力。煤矿工人成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二是构筑了以“单位”为载体的组织机制，推动了工人命运与国家体制的牢固联结。党和政府创造性地将与工人有关的生活事务纳入企业的职能范围内，使煤矿超越了生产单元，成为集政治领导、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于一体的组织，成为连接国家与个人的制度化“桥梁”与治理“黏合剂”。工人对各项生活福利的获取，均通过“单位”得以实现，使工人对国家的认同从抽象的政治情感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福利，由此进一步强化了煤矿工人群体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三是提供了地方经验与制度范本，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豪感。东北作为国家工业化的先行地区，率先对工人生活福利体系进行了探索。它所创制的劳动保险条例、八级工资制等经过实践检验和调整后被吸收、提炼并发展为全国性的政策法规与制度安排。如1948年施行的《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直接为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出台提供了参考。这种“先地方施行、后国家推广”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回响：工人看到自己所享有的生活福利模式成为全国标准，意味着他们不仅是生活福利体系的受益者，也进一步成为了制度经验的贡献者。这种身份赋予，使工人阶级将对福利保障的满足感升华为对国家体制的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东北国营煤矿工人生活福利体系的构建，有力地改变了工人长期以来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了工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营煤矿产能大幅提升，保障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其中所创制的多项制度为其他地区乃至新中国福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这一实践深刻表明，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始终蕴含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基因，使劳动者既参与生产，也获得相应权益。其中所体现的通过制度构建激发劳动者主体性的治理智慧，对当前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