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人”的第八次征途（上）

记者 宋馥李

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先生，还有一个他引以为傲的身份： 《辞海》的学科主编。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熊月之常常觉得，自己与《辞海》，居然有着不解的情缘。

2026年，第八版《辞海》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熊月之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主编，需要首先选定词目单，即决定收录哪些词条，等词条三审确定后，再按照规定的体例撰写释文，同时审核其他作者编写的释文。

熊先生的办公室里，满满一屋子各类书籍，其中各类辞书占据了半数。最近，他正在撰写新增条目释文，并对原有条目释文和图片进行审核和修订。

“我很幸运，年轻时就跟着导师陈旭麓先生参与《辞海》修订工作。”熊月之说，老师查考的资料卷帙浩繁，落笔却惜墨如金。

“《辞海》历史学科的词条，也会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修订吗？”

“新增、补充和修改的情形很多，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熊月之先生说。

第一种情形，是历史研究也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诸如社会历史、城市历史等新的细分学科从无到有，这些新的学术成果作为新知识，当然要新增为词条。

第二种情形，一些原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词条，随着档案整理和史料挖掘有了新的发现，还有一些文集的出版，都需要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尤其是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词条，每次修订都会补充新的重要出版物。

第三种情形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意味，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抑或根据新的史料研究，原来没搞清楚或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些词条当然要及时更正。

熊月之长期从事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最近，他为《辞海》新增了一个历史人物词条【邵作舟】。

邵作舟（1851—1898）清末安徽绩溪人，字班卿。1865年（同治四年）以捐贡入国子监。1867年补弟子员。1868—1870年在杭州读书。后多次参加乡试，均落第。1882年（光绪八年）入天津支应局，协助地方筹款。翌年入津海关道周馥幕。1885年后，有惩于清廷在中法战争中失败，发愤研究经世之学。1887年成《危言》28篇（邵去世后出版，定名《邵氏危言》），从教育、行政、理财诸方面提出变法思想。1895年与王修植代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作《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提出多种变法主张。另有哲学著作《公理凡》。

熊月之认为，邵作舟很了不起，是洋务运动中的思想家。在那个时代，邵作舟在广泛学习西学中，留意到了世界上化学研究的进展，尝试用周易来解释化学物质和分子结构。他的遗作《公理凡》气象博大，试图用西学和传统文化的融合，构建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他是近代西学大潮涌来之时，中国知识人努力汇通中西、打通学科边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尝试。

在熊月之的建议下，【邵作舟】作为一个新增的人物词条，先更新到了第七版《辞海》的网络版中，也即将出现在第八版《辞海》中。

第八版《辞海》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目前由熊月之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共同担任学科主编，他们各自带领研究人员和学生，来编撰这一学科的条目。戴鞍钢是历史学家陈绛先生的弟子，也是从老师陈绛手中接过了《辞海》的编纂工作。

这种师生接力传承的现象，在《辞海》编纂中很普遍。如今，陈旭麓先生的接力棒交到了熊月之手上已经二十多年。

1949年，熊月之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普通的农家，在中学毕业后参军。

1970年代，熊月之在上海市警备区驻守时，枕边常年放置着一本《四角号码辞典》，是他的中学老师送给他的，这是由商务印书馆于1950年代出版的工具书。无书可读的岁月里，这本书里的词条释文，就是他的读物。那里所有的成语，他都抄写过。因为喜欢读书，熊月之常常承担部队交办的文书工作，那本辞典就是他的好帮手。

1974年，正值“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法批儒”。上海人民出版社受命组织一批学者注释法家经典。当时，每个注释工作小组由20人组成，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代表各5人（体现工农兵占领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熊月之被选为5名解放军代表的其中一位，参与对中国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著作的注释。

章太炎的文字曾被公认为古奥难懂。而熊月之参加的注释小组，5位学者分别是蔡尚思（在家注释，没有到组参加活动）、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均是当时顶尖的历史学者和文史大家。那几年，熊月之协助几位教授，从最基础的一个字、一句话开始，查阅海量的工具书，如《辞源》《佩文韵府》等做注，完成了一段扎实的古文献学与训诂学训练。

更为难得的是，熊月之和几位学者同吃同住、朝夕相处，随时请教讨论。这种类似古代书院的亲密治学环境，为他打下了远超一般人的学问根基。为了完成注释工作，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调用上海市所有的图书资料，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特殊待遇”，熊月之由此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1977年，注释工作结束，熊月之也退伍回乡。不久，他等到了恢复高考的机会。1977年江苏省的高考语文试卷，有一道题目便是对一篇古文进行标点和注释。这对熊月之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他详加解释，还指出了那段文字出自《荀子·劝学》篇。

熊月之的试卷由此引起了注意，他也顺利被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录取，1978年入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在他的老师——历史学家董蔡时教授的鼓励下，熊月之直接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研究生。为了备考，熊月之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本未定稿的《辞海》近代史分册来背诵。

得益于那三年的注释工作，熊月之已对近代历史背景比较熟悉，把《辞海》中国近代史篇章中的所有人物和事件通背了一遍之后，他就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导师正是陈旭麓。

研究生刚一入学，陈旭麓先生此时正在参与编纂第三版《辞海》，熊月之立即参与进来。从此，熊月之参加了《辞海》从1979年的第三版到如今第八版的历次编纂工作，从辅助工作，直到陈先生去世后继任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主编，《辞海》的编纂贯穿了他的几乎整个学术生涯。

《辞海》的编纂，也融入了熊月之的学术研究。因为在编写和修订中，要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化为扼要且稳妥的表述，这也反过来不断促进着他的研究，并对相关课题的研究动态和最新学术成果保持关注。

在给熊月之的邮件中，《辞海》的编辑还写到了对于撰修工作的相关要求：在寄呈的纸质稿上进行，期望于8月底前完成，并在稿件首页签名。

百年《辞海》

《辞海》的编纂工作，从1915年算起，已经110余年，这本工具书对几代中国知识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多维度的。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率领大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在行军打仗的极端环境下，毛泽东最牵挂的就是他的几只大书箱。后因实在不便携带，他嘱咐卫士将装满书籍的大木箱藏到附近大山沟的一个小窑洞中，伺战后再来取回，而他随身带的箱子里只留下两本书，一本是《辞源》，一本是《辞海》。

两本书都是工具书。《辞源》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语文性工具书，主要收录、解释古汉语普通词语和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性词语。

清末民初，中国的民营出版业迅速兴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市场上寸土必争，在内容选题上的硬碰硬，又倾注心血保存文化遗产，倡导西学新知的风气。这种“文明竞争”使得两者在博弈中共同进步，一度形成了“双雄对决”的局面。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之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与他的同仁——曾经担任上海道尹的徐元诰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等一同商议，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辞典，并把这部书定名为《辞海》，这将是一部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书。

陆费逵（1886—1941），中国出版家、辞书编纂家

为了编纂《辞海》，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的陆费逵，千方百计物色主持人，最终锁定了舒新城。1920年代初，舒新城已是全国知名的教育改革家。他编写出版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等专著，且与人合编过一部《中国教育辞典》，具备了大型辞书的编纂经验。

从1923年到1928年4月，陆费逵5年中7次相邀舒新城，最终感动了舒新城，答应主持《辞海》的编纂。

舒新城撰写的《编辑大纲》里，提出了综合性辞典的编纂方针，“辞书为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其职责在揭举固有词类之意义及用法，期供给用者以确切适当之解释，俾遇有疑难立得解决；故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

这句话精辟给出了辞典的要义：首先是“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同时也规定了职责所在：“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

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舒新城原计划在两三年内编纂完成，但在几个月后便发现无法实现。以一个民营书局有限的人力来编订一部宏大的辞书，遇到了“选辞之难、解释之难、引书篇名之难、标点之难、校印之难”之五难：编纂工作主要依靠编辑搜集材料，反复查核，甄别去取，然后交主编定稿……此后更是经历了编辑所搬迁，人员变动，几经辗转才进入分类修订、增补、逐批审阅定稿的阶段。

《辞海》的编辑底稿

相较于《辞源》，《辞海》的百科知识是特色和“卖点”。《辞海》的每位编辑要分担许多学科条目的编写任务。例如：陈润泉包干数理化以及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的条目；徐嗣同包干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条目；华纯甫负责宗教、生理、卫生医药以及部分动植物条目；周颂棣分担哲学、文艺、教育、外国历史地理等条目……每个编辑每天完成的词条，少则两三条，多则十余条，以此日积月累。

除了旧有的词条，学科编辑们还须逐日阅看各种报纸、杂志，广泛搜集新词新语（包括外来语）。编辑们经常要参考的书籍，就陈列在编辑室的书柜中，编辑在编写词条时随时取用查考。而百科部分的词条编写，则依靠设在编辑所楼上的中华书局的图书馆，彼时藏书达五六十万册，包含古代、现代、中文、外文的各种书籍。

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历经舒新城、刘范猷、沈颐诸位先生的组织、审核、定稿，更有十四五位编辑长达21年默默无闻的编写，《辞海》于1936年出版了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全书共收录总条目数85803个，正文总字数637万，版面总字数676万。

《辞海》体例参考《韦氏大词典》，收词范围不限于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还收录了当时流传较广的新词和重大历史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协定】【中日之战】【山东问题】等，这在当时日本侵华已步步紧逼的态势下，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但舒新城坚持列目，并勉励同仁：“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之名词，也应存在。”

由于《辞海》的出版晚于《辞源》，收词释义借鉴和吸收了《辞源》的优点，取长补短，后出转精：单字的音义分辨较详，词语的解释比较确切，引证完善（并出作者、书名和篇名），同时体例比较严整，便于读者查考。

《辞海》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争购的“万宝全书”，《辞海》的4个版本，据统计共销售了上百万套，是那一代学人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

作家冰心后来曾说：“五六十年来，我从工具书中获益最大的是《辞海》。这位老师，无所不知，而且随你如何麻烦她，从不生气，因此成了我的最佳伴侣。”

有学者评述认为，《辞海》出版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大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旧有的《尔雅》《康熙字典》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辞海》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从文化上提供了新工具、新思维。这些大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的新词新语，让《辞海》成为那个时代畅销的工具书。

由此，当中国和世界均发生巨大变化时，《辞海》要“推陈出新，顺时以应”，修订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第一版《辞海》，也被称作老《辞海》

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接见了已经退休的舒新城，舒向毛泽东建议，应该重新修订《辞海》。

此时，距离《辞海》出版已经20年。以新的时代立场来看，老《辞海》是“编者立场、观点模糊”，“政治性问题严重”，已经不能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基本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收词、释义和编纂”。

作为《辞海》的忠实读者，毛泽东欣然同意。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就在一旁，毛泽东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

交给上海并非随意。上海是《辞海》诞生的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版业的中心，这里专家学者比较集中，学术力量很强，学科覆盖面也相当广泛，具备修订大型工具书的条件。

从此，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怀，修订《辞海》兼具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意义。

1958年5月1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直接受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专门从事《辞海》修订工作。动议修订《辞海》之际，正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文化建设大步开展之时。新《辞海》已不止于修订，事实上是重新编纂，且被视为一次全新的知识重构。

根据柯庆施的建议，修订《辞海》要集中各方面力量分组包干，这些学术单位以上海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为主，按照学科大体分类包干进行编写。编好后，由辞编所调整词目、加工文字、统一体例，并对初稿作初步审查，然后将初稿送编委会和有关部门审阅修改；最后，报送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决审。

然而，当“大跃进”运动在科学、教育、文艺各领域兴起时，《辞海》编纂不可避免地被时代风气所裹挟，走了一些弯路：接到《辞海》编纂任务的单位将任务层层分解下放，“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使许多不具备修订资格的人参与进来。为了片面追求速度，有的单位组织师生在“一星期内突击完成一千条词目的初稿编写”。

大兵团、群众运动式作战的编写质量显而易见，一些词条的释文干脆就是大批判文章，十之八九都无法采用。

因为初稿质量实在太糟糕，因此有了1961年初春的“浦江集中”。上海市委和彼时的华东局约请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学术界约150名顶尖专家学者在浦江饭店开会，他们经市委特许，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专心审阅稿件……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定量供应，但学者们（其中不少“右派”）享受到了难得的待遇：四菜一汤，另有香烟、糖果供应。

先后三次浦江饭店集中审稿，变成了研究学问的乐园。后来，中医名家裘沛然回忆说：“我们都从早到晚非常认真地进行编写……既有商讨，也有争鸣，还征询一批学有专长的同道意见，以达成共识，往往为一条词目，一句成语，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最后才定稿。”

浦江集中也成就了《辞海》编纂史上的佳话，每个词条的释文须字字推敲、句句锻造。因此，经历了这样的反复之后，“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加入，请他们亲自编写并作为领头人”成为《辞海》的编纂准则。

1960年，舒新城先生逝世。次年，《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继任《辞海》主编。经过数年努力，《辞海》试行本16分册出版，在此基础上继续不断修订，在1965年完成《辞海》（未定稿）的编纂。这一版《辞海》先印制了两万套，内部发行，是为第二版《辞海》。

只是，《辞海》（未定稿）完成时，正值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临之际，其出版命运的周折跌宕已是必然。它被雪藏、弃置乃至批判的过程，难以一一尽述……

单从《辞海》（未定稿）的体例来说，有《辞海》研究学者喻其为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二版《辞海》文字简练，体例严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自1930年代至1960年代初的世界风云变化，无论人类社会活动的变化，还是自然界活动的变化，都作了记载和概括。

为这一版《辞海》组建的编纂队伍可谓空前，作者队伍网罗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赵朴初、张友渔、钱伟长、周予同、裘沛然、苏步青……另一支是一流的编辑出版团队：夏征农、石西民、赵超构、陈落、束纫秋、巢峰……自此之后，这两支队伍各自保持了良好的传承，虽然其间有很多人已经辞世，但是总有新的力量不断充实进来。

不过，第二版《辞海》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井冈山会师】等条目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排在朱德之后、陈毅之前，俨然成为会师的领导人。由于彭德怀受到批判，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等条目，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目中也不提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或领导人。甚至，由于田汉受到“批评”，连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没有收录。

因此，在1976年之后，对《辞海》的再次修订势在必行。大型辞书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用于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中作为国礼互赠。当时，中国的辞书出版一片荒芜。有外国元首来访，以本国成套的大百科全书赠予我们，而我们只能以小小的《新华字典》回赠。

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1978年10月初，中宣部要求《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屈指一算，从任务下达到正式出版，时间已不到一年，而《辞海》再次修订面临的困难却重重又重重。

1977年，陈望道先生逝世。1978年，《辞海》的接力棒交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复旦大学第一书记夏征农的手上，并请尚未“解放”的罗竹风担任副主编并主持常务工作。

当时，在辞海编辑所基础上成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为了完成出版任务，紧急向其他出版社商调了几十名编辑和校对人员，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开始了修订工作。

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巢峰，冒着“再进牛棚”的风险，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大胆否定了编纂中存在的“左”的倾向，突破性地开展词条注释。主编夏征农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后说：“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在这份自拟的“意见”中，很多之前肯定的事物，如“破四旧”“大串联”“夺权”“斗批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等等，一律不收。而一些还未彻底平反的人物如“瞿秋白”“罗瑞卿”“邓拓”“田汉”“张志新”等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

第三版《辞海》终于赶在1979年国庆节前夕出版。这一版《辞海》思想解放，释义新颖，尽可能去除了“左的”批判性的释文，重新回到知识性的轨道上来，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引发了空前的抢购热潮。由于供不应求，书价在黑市上被炒到了原价的两到三倍。一些书店甚至出台了规定：新婚夫妻可以凭结婚证优先购买一册《辞海》。

这本定价55元的三卷本巨著（缩印本也要22.2元，相当于普通人大半个月的工资），成为无数家庭和图书馆争相购置的必备品，极大地满足了国人压抑已久的知识需求，《辞海》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很多人的“无声的老师”。

也正是从第三版开始，《辞海》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形成了10年一修订的惯例，逢九出版，为大庆献礼。同时，《辞海》也不断完善和提升，其收词量、涵盖的学科和总字数也伴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攀升。

第四版《辞海》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清除了“左”的残余。在人物概括语中不再“戴帽子”“贴标签”。在原有的笔画查字表、音序索引、外文索引以及部首查字法之外，增加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

第五版《辞海》改黑白本为彩色本，实现了图文并茂，完成了从按汉字部首到按词目音序编排条目的重要变革。同时删去了一些不再活跃或意义不大的词目和释文，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

第五版《辞海》

第六版《辞海》系统性提高了引用书证的质量，增收了大量现代汉语词条和网络科技新词，系统增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系列，增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并首次推出数字化手持阅读器。

第七版《辞海》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次设立多个新兴学科，大量增收反映新时代发展的新词新义；同时在形态上同步推出网络版，融合音视频、三维模型等多媒体资源。

如今，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档案馆、大事记和里程碑”的《辞海》，已经开启了第八次征途。

“三分编写，七分组织”

敢于突破“左”倾之风的巢峰先生，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他在一线具体主持了4个版本《辞海》的编纂出版，是国内公认的辞书出版家。

巢峰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得到了辞书界的广泛认同——大型辞书出版工程是“三分编写，七分组织”。这是在说，对于大型辞书来说，辞书编纂体例的确立、编校人员的组织和编纂流程的管理，对于成书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担任《辞海》编委的唐克敏先生，在1998年—2015年之间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已经退休11年了。在一篇追忆巢峰的文章中，唐克敏深情回忆道：“我追随巢峰同志近三十年，始终以他为师，在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在5月份记者到访上海辞书出版社时，出版社特意邀请唐克敏先生回到《辞海》编辑部，畅谈关于《辞海》的编辑往事。

“《辞海》的编纂难，您觉得主要难在哪里？”

“《辞海》的编纂，远比写一本个人专著要艰难得多，它考验的是庞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极致的文字提炼功夫。”唐克敏说。

《辞海》是百科全书，要编好它，先是要找对人。这些“对的人”是兼具学术与组织能力的“学科主编”，学科主编须是该学科顶尖的知名学者（多来自各大高校或科研院所），更要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因为光自己学问好还不够，还必须能把本领域的作者队伍拉起来、统得住，形成一个高效的自主组织体系。

同时，每一版《辞海》的编纂，要在顶层设计时“定调子”，要明确新版的特点和创新方向，并把这些意图贯彻到学科主编的脑子里，而这一步并不容易。

要培训和引导作者实现从“写专著”到“写词条”的转变，需要反复磨合。顶尖学者往往习惯于洋洋洒洒地写论文和专著，但《辞海》的要求，却是高度浓缩的“干货”。这就需要作者明白词条的体例限制——“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按需撰写，字斟句酌。

《辞海》的体例，是经过历次版本的积淀、几代编辑的经验积累后形成的释文规范，包含了词条条目的分级和字数、释义的方式和交叉、义项的分合与排序，配图原则、图名和图注的表述原则，对文字的技术规格（格式、字体和字形、注音、纪年、今地名括注、引文、外文和译名、别称、参见、标点符号、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等方面，特别是对人物条目的释义内容和顺序加以了规范，列明了需要注意的统一用语。

因而，《辞海》的体例，常被形容为《辞海》的“法律”，编纂要有法可依，还要执法必严。“体例”由辞海办公室编印为一本《辞海编纂手册》，发给全体参与《辞海》修订工作的编辑和作者，用以参照执行。

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曾担任《辞海》的副主编。苏先生曾经说，他搞科研在行，但未必能胜任《辞海》词条的撰写。这固然有苏先生谦虚自嘲的成分，但也同时能说明，词条撰写的难度很大。每个词条的平均字数篇幅是140字，要用简明的字数把一个词条解释清楚，非常考验撰写者的学术功底。

因此，在《辞海》的编写中，“试写”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过程，为了避免大规模铺开后出现返工，必须先写“样条”（样板条目）：作者写好一两条后，先由学科主编把关，认可后再交给出版社编辑从体例角度进行审视和提升。经过几个来回的反复修改，确认作者的撰写符合要求了，才能全面铺开。

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保证了全书的质量统一。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训练：深入的理解和极简的表达。

那么，如果这些都进展顺利，下一个核心步骤便是组织和统筹。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松散结构下，协调上千人的编纂队伍的有序、高效的协同和协作，必须依赖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

1950年代，可以依靠行政指令，将编纂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学者身上。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大环境为之一变。《辞海》的编委会和作者的关系，回归为本质上的契约合作关系。

这带来一个协同上的难题，在百科词条的编纂中，各学科的学者们，无一例外面临着繁重的本职工作和编写词条的具体冲突。尤其是当下，顶尖学者往往事务缠身，面临着本单位的繁重事务，有科研项目、有教学工作、有学术会议，还有要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让他们来参加词条编写，就成为一件颇为“分心”的事情。如果是一位新作者，前期的培训、试写和反复磨合，客观上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

上海市当然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矛盾。1980年代，上海市委宣传部曾专门发文，倡导承担《辞海》编纂任务的学术单位，将这一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计划，视修订成果为科研成果，并在人力和时间上给予切实保证，以此推动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编写工作。

这仍然是一种倡导性的“软支持”，保持《辞海》的编纂质量和进度，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学科主编的威望和人脉，他们要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个人魅力，去感召、组织作者投入这项浩大的工程，并保持步调一致。

因此，编纂工作也形如一场紧张的“战役”。巢峰曾在会场张贴进度表，整整“霸占”一面墙，每个学科插上小红旗标明进度，协调几百人同时工作。

第七版《辞海》有近170位学科主编，列名作者多达1800人，平均每位学科主编有10人的编写团队。作为最了解本领域学术动态和知识体系的专家，学科主编在“收词”这个环节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哪些词该收、哪些词该删，基本由他们来定夺。

但这不可忽视“编辑把关”的重要性，学科主编会与《辞海》的对应学科编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共同协调和推动本学科的编写进度，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确定词目单、撰写释文、配图、审稿、编辑加工、义项合并……

《辞海》各编辑室的编辑，同样需要跟踪学科的学术动态，重点审查“新增词目”，如果发现某个新兴领域收录得不够充分，就会向学科主编提示和建议。这种提示往往能相互激发、相互启发，从而把词目单打磨得更加完善——这对编辑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在大量的词条的具体的编辑中，在责任编辑的“严”和作者的“专”的碰撞中，发生“矛盾”几乎不可避免。

对于作者来说，词条撰写须严格依“体例”执行，不能掺杂个人的痕迹与文风，这与学术著作强调个人创见截然不同。而作者作为某一领域的学者，常常会陷入专业的本位主义，“写起来收不住”，认为某个词条的释文用140字难以解释清楚，须加长篇幅；或者认为本领域收词太少，难以呈现本学科的面貌。

显然，多收词条和释文超长，都会让《辞海》膨胀得无法控制。这样，在编辑一再严格要求删减下，很多作者就会不高兴。

“有时我们的编辑一不小心话说重了，就会让作者不高兴，不再理睬编辑。这时候，编辑室主任、社领导们常常会带着编辑去拜访作者，充分沟通，耐心解释，让作者心意回转，配合我们完成编纂。”唐克敏笑呵呵地说。

因此，日常的编辑实践，更考验《辞海》编辑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辞海》的上千位作者，是真的“千人千面”。可以说，每一对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合作关系。有的作者实在太忙，就不得不由编辑完成大部分编写工作，由作者审核确认。

《辞海》的7个版本

当词条释文撰写完成后，查重工作就是接下来的重头戏。这体现在一些交叉学科，诸如医学心理学，一些词条医学科目里收录了，心理学学科里也收录了，这就要编辑查重，妥善放置在某个学科里。当然，也可能某个词条两位学科主编均认为很重要，那便分别撰写释文，最后会稿，由编辑加工为一个词条。

因此，在这个工作中，编辑的作用十分关键，起到了统筹和调度的作用。

《辞海》编纂的复杂性，或许集中体现在专为这本书设立的“辞海办”，这是一个集项目管理、内容质检、产品开发、行政协调于一体的综合性职能部门。

辞海办公室副主任刘琼，是在第六版《辞海》的后期参与进来的。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在参与第六版专项检查过样工作前，社领导特意找她谈话，强调《辞海》工作的重要性。而她也觉得，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被“选上来”做这个工作的。

“在您的岗位上，《辞海》编纂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

“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编纂过程中的‘变动性’，无论是编辑团队，还是作者队伍，都面临着新老更替，诸如离职、退休，或因种种原因退出编纂工作，如何平稳完成新老交接，保证编纂工作的接续和质量，是我时时要应对的挑战。”刘琼说。

因此，每一版《辞海》在启动前，必须先确立大致的时间节点，以保证整体进度，但在具体执行中，却不能将计划定得过死，而是根据进展预留弹性空间。《辞海》10年一修订，编辑团队各部门在各阶段参与度不同，因此常有变动，但辞海办需要保持高度稳定：从头到尾负责到底，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并承担“管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