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烽火：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无线电侦察

文/金志宇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在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的艰险条件下，无线电侦察作为中央红军“无形战线”的核心力量，如同在茫茫黑夜中擎起的一盏“灯笼”，于万重围困和迷途困境中指明方向，为突破敌人围追堵截、选择行军路线、保障作战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撑，照亮了远征的道路。

读解天书破重围

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持续一年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苏区范围急剧缩小。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攻占中央苏区北部门户石城。石城作为拱卫瑞金的最后一道战略屏障，其失守意味着瑞金完全暴露于敌军兵锋之下，再无回旋余地。蒋介石也作出了集中各路军队总攻瑞金、宁都的部署。博古、李德决定提前实施早就在谋划中的战略转移，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一部开始从瑞金出发。

此时，蒋介石对红军的这个重大战略行动毫无所知。10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发出《蒋介石对我活动的估计和战局的态度》情报，指出蒋介石急于结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事，但负责前线指挥的蒋鼎文则考虑进占苏区地方较多，红军兵力收缩，担心会集中力量歼灭其一路，所以坚持要稳进。从蒋鼎文报告的红军部署情况可以看出来，由于红军保密工作做得好，身在战地的他竟一点儿也未察觉主力红军已由地方部队从前线替换下来。敌人耳目不明带来的误判使得中央红军长征开局顺利。

自第五次“围剿”之初，国民党军即以“堡垒政策”向中央苏区推进，在苏区周边形成了多道封锁线。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使得担任国民党南路军总指挥的粤军首领陈济棠与红军秘密达成协议。红军方面通过军委二局与他建立了电台联络，在长征开始时并电告陈济棠，因此，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了由粤军在赣州以东沿桃江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西渡桃江进入湖南。

军委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察发现，此时，湘军何键所部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而国民党中央军还远在中央苏区。据此，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沿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界的城口方向前进。但因为在中央苏区出发时把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红军行动十分迟缓，使得国民党军追堵部队得以集结。

军委二局截获远在北平的蒋介石10月31日给陈济棠、何键、顾祝同的电令：“兹特责成伯南（陈济棠）、芸樵（何键）、墨三（顾祝同）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发出《蒋介石关于聚歼红军于湘粤赣边的部署》。11月1日，蒋介石发出的“追剿”及“清剿”中央苏区的方案，也被截获破译，作为我军情报发出。

此时，国民党军仓促间在赣粤和湘粤边界组织构筑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尚不严密。自11月5日至11月15日间，中央红军即连续突破了这两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遂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而周边桂军、粤军、黔军各自承担截击任务，尤以桂军担负红军西进路上湘江一线的防守。

◆1936年，抵达陕北后的曾希圣（后排左一）与军委二局部分人员合影。

11月24日，军委二局破获了前一日由何键发出的给各路“追剿”军的命令，洞悉了敌军企图于湘江东岸围歼红军的计划。已不在中央红军指挥岗位的毛泽东，提出可在湘南敌军无堡垒区域，利用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主动反击敌军，变被动为主动；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提出以红3军团突进湘中，迫使何键两面作战，中央红军其他各部则借机创建根据地。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决心根据军委二局截获的湘军尚未填补桂军沿江防线的情报，在兴安至全州一段桂军防线缺口处渡过湘江。这一决定却未考虑到当时中央红军“大搬家”式转移以致行动迟缓的实际情况，结果造成中央红军血染湘江。

突破敌军在湘江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但如果没有二局提供的情报，红军无法及时抓住敌军湘江防御空虚的江面，不能先敌两天渡过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后果将更为严重。严峻的形势使得军委二局的作用更加突出，自长征出发以来，他们即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确保全天不间断侦收敌电，将30多名技术人员和6部电台分成两个梯队，交替前进、轮番工作。侦察方向更是根据红军转战区域来确定，破译人员则紧跟敌军频繁变化的密码，连续作业，及时报告敌情。

为实现与红2、6军团会合的目的，中央红军行进在五岭地区崎岖险峻的越城岭（即老山界）。在行军途中，军委二局侦译数份国民党军密电，何键在电报中称，“匪循萧匪故道西窜已甚明显”，令刘建绪和薛岳部分别组成第1、第2兵团，“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方面转移”，并在湘西修筑四道碉堡封锁线，张网以待，准备堵截并围歼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的中央红军。12月11日，红军进驻通道县城。在这里军委二局破译了当天敌第1兵团总指挥刘建绪给所部发出的电令，掌握了敌军的具体作战部署。综合情报显示，各路追堵红军的兵力约15个师，是红军的五六倍之多，疲惫的红军若硬闯国民党军的伏击圈，无异于自投罗网。

红军总司令部一局参谋吕黎平回忆，毛泽东在看到二局送给他的情报和红军依旧不变的行动计划后非常生气，激动地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的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哪有把红军投入蒋介石设计好了的陷阱里去自寻灭亡之理？”在通道召开的中央负责人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紧急会议上，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部署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因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革军委一方面命令中央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同时又令红2、6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攻占黎平后，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取消北上湘西计划，决定西进渡乌江北上。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直进黔北，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蒋介石聚歼红军的阴谋也成为泡影。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把守的乌江天险。1月5日晚，红军总部根据军委二局综合敌情报告，向各军团通报了敌军部署安排，判断敌军可能在12日后对红军展开新的围攻。随即红军迅速占领遵义，趁国民党新的围攻尚未展开，召开了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彻底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说：“毛主席指挥了！二局工作也和全军一样，更加有了信心。曾局长经常到军委向首长汇报情况和接受任务。二局的情报，在毛主席的运用下，才发挥充分的作用。”蒋介石开始了新一轮的排兵布阵，敌薛岳所部进至贵州，川军潘文华部由川南方向压迫过来，黔军、滇军、湘军、桂军等部也在重新部署。军委二局侦悉了敌军的部署情况，中央红军为摆脱敌军的围攻，按照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决定迅速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发生激战，因为是与川军首战，情况不明、误强为弱，以致打成拉锯战。当天20时，朱德致电各军团通报军委二局截获敌潘文华命令的情报，“今日进占枫香坝、青岗（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

为求在敌军增援到达前歼灭当面之敌，次日晨开始，红军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香坝、青杠坡的川军发起进攻，虽击溃川军一部，但其主力仍在顽抗。为加快战斗进程，又投入了红2师，双方展开了激战。战至黄昏，形成对峙状态。周恩来、王稼祥亲自到军委二局催要情报，二局侦悉周边敌军正在向土城一带运动准备合击红军。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出奇兵

1月28日，土城之战正在胶着之时，军委二局接到毛泽东的手令，“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二局很好地执行了这个命令，而这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为传奇的“四渡赤水”的开端。

次日，中央红军主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叙永、古蔺地区，试图绕过川军防线北渡长江。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未克，军委二局从川军电报中获悉，潘文华命郭勋祺带3个旅猛追，另有川军5个旅从北面压来阻击红军，中革军委遂改变从川南渡江计划，准备经川滇边界渡过金沙江。而敌人对此已有所防备，二局持续报告敌军动向：滇军龙云电令所部“以雄厚兵力压迫而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及永宁（河）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内”；薛岳命周浑元部3个师和黔军4个团速向古蔺、叙永“蹑匪穷追，非到金沙江不得停止”；川军有7个旅向古蔺、叙永跟进，滇军3个旅已到达滇黔边界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今威信）扑来，红军再次面临敌人南北夹击之势。

2月9日，在扎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此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至川滇边界地带，黔北地区兵力空虚。中央红军借此时机，于2月18日至21日，转兵东进、二渡赤水，再入黔北。

◆长征时期军委二局使用的发电机，现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途中，军委二局再报敌情：遵义只有黔军1个团驻守，敌吴奇伟的增援部队距离尚远。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以南之黔军，乘胜夺取遵义。经激烈战斗，于25日攻克娄山关、28日重占遵义，旋又围歼追击而来的敌吴奇伟部。此役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从长征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毛泽东在此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遵义大捷后，中央红军在遵义赢得了宝贵的10天休整时间。此时，二局通过持续的无线电侦察获悉，蒋介石的新一轮攻势将于3月7日部署完毕，国民党军正逐步向遵义地区逼近，红军再次面临突围压力。在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明确反对这一计划。但会议最终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

会后，毛泽东左思右想，深感这一仗绝不可打，晚上找到周恩来建议缓发命令。而周恩来也逐渐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于深夜再次召集会议，进一步阐明敌情，最终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随即以总司令朱德名义下达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这一决策，再次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

政治局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3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领导全军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3月16日、17日，中央红军实行全军佯动，在茅台镇大摇大摆地三渡赤水，又到四川古蔺县境，作出再次向川南突围的姿态。这一举措成功迷惑了蒋介石，使其下令调动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全部北渡乌江，向川南方向追击，国民党军主力被成功调动。18日军委通报各部，确认吴、周两纵队已全部调至乌江以北，佯动目标圆满达成。于是在3月21日、22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次东渡赤水，此为四渡赤水。红军的行动使得蒋介石认为“共军朱德部又渡赤水河，有向东回窜的企图”，判断可能会进攻遵义，急命各部原地设防。24日，蒋介石亲自飞到贵阳督战；同日，红军总部电令各军团：“敌人企图连接遵仁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我野战军以遭遇敌人姿势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与四渡赤水的行动，将国民党军大部调往乌江以北，遵义至仁怀一线集结了大批国民党军。红军向南通过遵仁封锁线面临极大风险。但是，通过军委二局的侦察，红军对敌情了然于胸，决定由红9军团伪装主力向北行动，“并散布我主力将攻取仁怀的谣言”，以吸引敌军；同时主力迅速向南疾进，决定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但很快军委二局探明这一地域已被国民党军占据，而鸭溪、白腊坎地域则是敌人防守薄弱地区，红军总部立即致电各军团：“我野战军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行动已不可能，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28日，红军主力冒着狂风暴雨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红军主力打算南渡乌江，这时军委二局又侦知“周、吴两敌主力今三十日向泮水、新场前进……今夜或明晨有经苦茶园向安底急进的可能”，但苦茶园、安底距红军拟渡江地点极近，如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到此则可能会拦阻红军渡江，湘江战役一样的血战场面就会再次出现。当此险境，中革军委及时采纳了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的计策，即利用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随即查明，周浑元、吴奇伟果然按“令”行动，红军主力遂顺利渡过了乌江，把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甩在乌江北岸。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前锋则逼近贵阳。这时，贵阳附近国民党军仅有4个团，正在贵阳的蒋介石惊慌恐惧，急令各部火速增援贵阳，并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红军进一步在开阳县清水江西岸架桥，伪装东渡的模样，而主力则集结待命。蒋介石急命各部向东集结追堵。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军委二局又侦知原在滇黔边界的滇军孙渡部被调往贵阳以东后，中革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西进云南。

4月9日，红军主力在贵阳以东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贵阳和龙里间敌军防线的空隙中穿过，而后分左、右两个纵队，以日行60公里的强行军，向兵力空虚的云南大步挺进。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晕头转向，被吸引到贵阳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疲惫不堪，已无力掉头尾追。

在持续两个多月的四渡赤水行动中，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的狭小地域内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于敌重兵集团间游走自如。时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后来回忆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而二局工作人员贺俊侦则自豪地说：“情报掌握就是那个程度，国民党师以上的百分之百，密码百分之百，报文百分之百。”

灯笼引路胜远征

身在贵阳的蒋介石被红军一系列神出鬼没的行动弄得焦灼不堪。4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征以来，今日处境为最甚。”当天，宋美龄强拉他出去散步以缓解心情，回来后，他又在日记中写“对于计画，尽我心力，至于成败，则上帝主制也”。他只能把成功寄希望于老天爷了。

这时，中央红军趁敌军还摸不清动向，自4月18日起隐蔽渡过北盘江，于23日到达云南曲靖。兵锋随即逼近昆明，滇军首领龙云急调省内武装集中防守昆明。结果这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中央红军准备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抢渡金沙江之时，蒋介石却了解到红军拥有高超的无线电侦察技术。4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朱、毛残匪不能在龙里与盘江歼灭，失却良机，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之故，以后应特别慎之。”而5月2日下午，他更接到了龙云发来的电报：“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瞭，知所趋避。”蒋介石随即就此事两次回电说，“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为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并要求所部每日调换密码，“一日一密”。

◆图为蒋介石调动滇军防堵的密电，此电使用已为军委二局所破译的普通密本“劭密”发出。

国民党军确实为保密而开始频繁换用多种密码。以滇军为例，根据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仅在中央红军过云南期间，滇军内部及滇军与中央军等部间通报使用的密码即有50余种。龙云并借红军能破译其密码而使出一招“离间计”，用常用的密码“克密”致电孙渡等滇军将领，以朱德出身滇军来编造其派人“接洽”投降的谣言。但这一伎俩当即为军委二局识破。

敌人换用密码也并没有难住军委二局，无线电侦察得来的机密情报照样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革军委。5月4日，红军抢渡金沙江时，敌万耀煌师已接近红军，如果此时进攻红军，红军就有被敌军截断的危险。关键时刻，二局破译了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耀煌为保存自己实力，明明发现了红军，却向蒋介石谎称没有发现，并决定原地休整。中革军委据此情报命令全军集中由皎平渡过江，于9日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0日，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了解到红军已全部渡江而去，在日记中恨恨写道：“其窜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恶疾之心理。”蒋介石又调遣追至金沙江南岸各部渡江追击，并命川军杨森部固守大渡河，妄图如清军剿灭石达开一般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畔。但中央红军行动迅速，很快通过彝族地区，于5月24日到达安顺场。次日，十八勇士就成功强渡大渡河；29日，二十二名勇士飞夺泸定桥，中央红军随即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图谋。

中共中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此前，原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已全军出动策应中央红军，也正从岷江地区西进迎接。6月8日，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在芦山、宝兴一带防线，随后进至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夹金山下，于12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达维镇胜利会师。

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此后战略问题，经讨论研究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军委二局报告，此时周边敌情仍较为严重。两军遂共同行动北上通过草地，于8月末进攻草地北边的包座，歼包座守敌及援敌5000余人，取得了会师后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企图。

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仍坚持已为中央会议否决的南下计划，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掌握这一紧急情况后，与张闻天等商议，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随即决定中央率红1军、红3军（即原红1军团、红3军团）单独北上。

在这紧张的时刻，毛泽东让叶剑英通知军委二局随同秘密转移。曾希圣沉着冷静地进行了周密安排，隐蔽地将二局人员集中起来，趁夜分批赶到中央机关驻地。迎接他们的彭德怀见到二局人员一个不少，全部脱离险境，顿时松一口气，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并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一大功，既保证了二局全体同志的安全，又保证往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情报供应。”

此后又经过1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成功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长征的辉煌胜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而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无疑为这场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据统计，自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二局相继破译了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密码177本。对此，毛泽东评价说：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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