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邂逅》：向上，即便难以向上的人生

1970年，韩国作家朴婉绪参加了由韩国杂志《女性东亚》举办的长篇小说大赛，以长篇《裸木》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不惑之年成为作家的她，在此后四十年的创作中，共出产了15部长篇小说、140余篇短篇小说，以及数量众多的散文、随笔和游记等。她被誉为韩国的国民作家，拿到了包括李箱文学奖、现代文学奖在内的众多文学奖项。2011年，朴婉绪因胆囊癌病逝，韩国政府为她追授金冠文学勋章。

朴婉绪

在国内近年的韩国文学阅读热潮中，朴婉绪的名字或许并不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讨论度也不太高，但从本世纪初到现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她的八部作品，包括五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集。最新出版的短篇集《傍晚的邂逅》集结了作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表在不同杂志上的六个短篇，这些小说都关于韩国民众的家庭生活，透过他们的生活，又折射出韩国社会的历史伤痕与现实问题。

短篇《再离散》的主角是一位名叫江冬秀的男人，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着月租房、靠替人缝纫衣物谋生。某天，江冬秀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男人询问他是否叫梦同必，这个久远的名字让江冬秀有了新的身份——离散家属。朝鲜战争期间，失去父母的梦同必被爷爷送去孤儿院，此后，他以江冬秀这个名字过着困苦的生活。朴婉绪笔下，刻画这种生活的是用石板瓦搭顶的单屋，百分百聚酯纤维的衬衫，以及屋外用半绿色塑料板搭建的厨房，在江冬秀曾经无数次的想象中，唯一能治愈这种困苦生活的，是“来自亲人的拥抱、体温、摩挲、热泪、哽咽……”

然而电话里叔父高高在上的语气，预示着这场认亲不会顺利。江冬秀被对方安排在宾馆单独会面，他想象中亲人互相拥抱的场面没有发生，会面更像一场审讯，一方面是江冬秀对自己离散家属的身份自证，一方面是叔父随意的打断、盘问和数落，“叔父的态度像刀刃一般闪着寒光”。小说在江冬秀一家的登门拜访中迎来高潮。在象征叔父优渥生活的公寓里，江冬秀一家再次受到怠慢和轻视，最后在两家孩子打成一团的闹剧中，江冬秀带着家人离开。小说开篇，那股来自脚底炙热难耐的灼烧感终于找到了归宿，成为填满江冬秀胸腔的愤怒。

KBS《寻找离散家属》节目档案

小说中这场失败的认亲很容易被归结为阶层落差，体现这种落差的除了物质基础、双方在接触中的态度和语气，还有他们对KBS寻亲节目的不同看法。1980年代初，因朝鲜战争失散的战争遗孤和离散家庭在韩国社会开始受到重视，由韩国放送公社（KBS）在1983年推出的节目《寻找离散家属》播出，原本计划两小时的节目因反响空前激烈，连续播出了138天。这档节目也在后来推动朝韩政府达成共识，同意南北离散家属重聚。正是这一历史细节或者说是集体叙事，塑造了小说里江冬秀对认亲的想象，“通过彩色荧幕目睹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他已然将登上节目与亲人相认当作是困苦人生被照亮甚至被重启的希望。然而在叔父看来，上节目不过是作秀，对他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家”来说，等同于羞辱。

通过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离散，在重聚时再离散的经历，作家朴婉绪撕开了媒体和政府在八十年代推动的这种集体叙事的虚假，他们意图用寻亲将战后分裂的国家导向一个国家治愈、民族团结的大结局，这种用意在八十年代初韩国威权主义盛行的政治环境中愈加明显。然而荧幕上的泪水无法填平几十年来分裂和创伤带来的心理鸿沟，如小说中分裂的家庭一样，被改变了阶级、身份和生存方式的亲人，如何能怀着希望和羞辱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坐在一起，出现在节目的聚光灯下？

短篇《悲哀之章》从另一视角回应了这点。八岁时经历战争的“我”在成年后见证离散的母亲和舅舅重逢，在KBS的寻亲节目上看到母亲和舅舅相见的场景，“镜头猝不及防地给两姐弟出奇相像的脸部一个特写”，“我”非但没有被打动，“反而内心涌出烈火一般的愤怒。是谁无情地刺穿了母亲的五脏六腑，压榨着她的血泪还嫌不够，还要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极度悲痛的折磨”。姐弟认亲的场景是真实的，只是在特写镜头般的注视和放大下变成带有煽动性的表演，母亲和她的痛苦被当作这种集体叙事的工具，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悲哀之章》的结局与《再离散》类似，“我”和上门拜访的舅舅一家发生了闹剧，最后不欢而散。但这并不是镜头内的故事需要和关心的，离散家属和战争遗孤内心的创伤、身份认同的隔阂，始终被搁置在集体叙事的边缘。

从这两个短篇可以看出朴婉绪身为作家的国民性（出生于1931年的她，一生几乎完整地见证了现代韩国的诞生和成型），这种国民性不仅仅体现在她丰富的产出和漫长的职业生涯，还体现在她对八十年代弥漫在韩国社会之上的时代情绪的捕捉：这是韩国军政府高压统治下的八十年代，也是韩国民主化改革的前夜，同时正在经历着创造韩国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政治压力和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张力，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这被纳入了上世纪韩国从战后农业贫困国迈向现代化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里将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工业化、民主化及全球化，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迅速变革描述为“压缩的现代性”，这种压缩的现代性又以家庭为基础，向来奉行儒家传统的韩国家庭在它的冲击下，从承担繁衍、情感寄托和宗族文化的伦理共同体，被改造成服务于国家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家庭必须要承担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的义务，要为了实现阶层跃升或避免阶层滑落对下一代全力投资，这又间接造成父母因倾尽全力育儿、耗光了养老资源，而子女由于房价飙升、就业高压难以反哺父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代际关系被功利化、传统家庭观的破裂之下，女性往往是受到最多剥削的，工业化让大量女性有了走进职场的机会，但家庭中的分工并没有减轻，在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养老和育儿责任的同时，她们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支持。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首尔

朴婉绪笔下的八十年代能找到这些社会问题的端倪。短篇《天知地知她知我知》里，名叫城南婆婆的老妇人以继母的名分，给一个首尔家庭当保姆，照顾家里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招她来的儿媳振泰妈承诺，只要城南婆婆照顾公公直到离世，就会将公公名下那套十三坪的公寓赠予她。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城南市

城南婆婆这个称呼已经点明了这个人物的出身背景，她来自首尔南部的城南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片地区是底层贫民的聚集地，为了响应当时朴正熙政府的工业化改革，包括城南市在内的大量周边人口涌入首尔充当低廉劳动力，这种人口迁徙的现象在八十年代达到了高峰。被振泰妈领进门前，城南婆婆是顶着筐子四处叫卖的小贩，小说体现她身为底层人民的身份特征是粗大的嗓门、说话骂骂咧咧、走起路来“臀部总是左摇右摆”。进门后，城南婆婆的这些行为收敛起来，因为她要考虑振泰妈的面子，“您也要考虑下我们家的面子啊”——这是照顾公公的三年里，城南婆婆听到最多的话。

面子成为这个首尔中产家庭维持传统伦理的唯一手段，在外人眼里，振泰家家境优渥，以振泰妈为首的家庭成员们恪守孝道。而城南婆婆的视角揭开了面子之下这个首尔家庭为了金钱利益，如何牺牲掉一个对家庭无用或者说已是累赘的“负担品”：振泰妈对待公公吝啬且独断，泡面和米饭只给半碗，冰箱上锁，为图方便违背公公意愿将他火葬。葬礼上，死后的公公对这个家庭最后的作用就是让振泰妈演一出苦情戏码，来继续守住家庭的面子。城南婆婆的处境也很类似。她没有如愿为自己的儿子换来十三坪公寓，在首尔的家庭和她的家庭里，她都成了一个为了下一代、用自身尊严和血汗当燃料的牺牲品。

城南婆婆的经历可以说是整个汉江奇迹中绝大多数首尔的外来人口的缩影。压缩现代性的金钱洪流下，传统家庭的失守伴随着社会环境里被破坏的良知、诚信和人际纽带。1970年，在首尔和平市场发生的全泰壹事件，是这种经济至上的时代口号下最惨烈的悲剧之一。出生于裁缝家庭的全泰壹在1964年来到首尔和平市场打工，在这个当时韩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和批发中心，聚集了数万名主要来自农村的女性和青年劳工，为了维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都被压缩到最低。力图反抗这种局面的全泰壹在各种尝试都失败后，在1970年11月13日点燃了身上的汽油。他的死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起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

在朴婉绪笔下，汉江奇迹推动下的人口迁徙不光是从农村到城市，也包括从城市边缘到城市中心。短篇《悲哀之章》里，“我”说起自己的丈夫，“作为一名优秀的土木工程师，受到了众多财阀级建筑公司的青睐”，投身中东建设热潮。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超百万的韩国劳工被派遣到中东地区，他们为韩国赚取了高额外汇，让现代、三星等财阀集团通过中东工程完成了资本积累。劳工群体承担着高风险也得到了高回报，占据这个群体80%以上的底层阶级在回国后一跃成为首尔江南区的中产阶级。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东建设热潮中的韩国劳工们。

作为妻子，“我”看到的却是这种“宏伟图景”的另一面。中东热潮退去后，回国的丈夫失业了，因为曾远在中东失去本土人脉的丈夫像“绳子断掉后在空中不停跌落的箱子”，这样的遭遇未尝不是与整个社会的“再离散”。离开本土是作为国家奇迹的一分子，回来后却发现被剔除在外。即便小说里的丈夫读过大学且服过兵役，在社会地位和认知上都高过城南婆婆，他的结局却跟后者没有太大差别。至于“我”，一直希望考取博士，拿到教授职位、过上六十五岁退休的安定生活，这种对安定生活的强烈渴望本身就透露出对外部环境的不安，如果这是一个果真如经济曲线般不断向上的世界，又怎么会引发这种不安？但“我”失败了，唯一保留下来的习惯是每年给曾经的老师池教授拜年。在上门拜访这个细节上，朴婉绪的这篇小说形成了有讽刺意味的互文：“我”对重聚后上门的舅舅一家态度冷淡，却能以近乎谄媚的姿态去拜访池教授。

这就是朴婉绪在八十年代中期这几篇小说里写到的，未被解决的历史问题和因变革不断涌出的新问题塑造出的人物们，江冬秀、振泰妈、城南婆婆、丈夫和妻子……包括短篇《招待》里那位无条件迎合自己招待的客人的丈夫，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去迎合时代唯一的基调：向上，不顾一切地向上——即便难以向上。2015年左右，也就是朴婉绪去世后的四年，韩国年轻一代为就业难、房价高和阶级固化的社会处境发明了“勺子阶级论”：一个人的命运和最终成就，完全取决于出生时父母递给他的是什么材质的勺子，个人的努力在继承的财富面前毫无价值——这也是朴婉绪曾描绘过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