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开春之后,希特勒为了确保从瑞典进口铁矿砂的供应线,按照海军的建议,暂时推迟了向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挥师北上,向丹麦和挪威开刀了。丹麦和挪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海军长期以来就在注视着北方。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这个地理事实,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就已经给它的海军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用鱼雷和巡洋舰队,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卡住强大的德国海军,严重地阻碍了潜水艇突破封锁进入北大西洋的企图,并且使德国商船不能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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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外洋舰队从来也到不了外洋。在第一次大战时期,英国海军的封锁,曾把德意志帝国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在两次大战期间,指挥规模不大的德国海军的军官们,仔细考虑了这一教训和这个地理事实,认为将来再对英国作战时,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冲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为德国海面和海底舰艇打开通往广阔海洋之路,从而使德国能够扭转局势,对不列颠群岛实施有效的封锁。为了实现征服挪威的计划,希特勒已经在挪威找到了前任国防大臣吉斯林作为内奸。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希特勒就于1940年3月1日发出"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这样,在1940年4月9日上午5时20分,天亮前一小时,德国驻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使节,向丹麦和挪威政府递送了德国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国的保护"。这份备忘录宣称,德国是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英法两国的占领的。要求挪威、丹麦政府和人民不要抵抗,并威胁说:"任何抵抗将不得不受到一切可能手段的击破,从而只能导致绝对无益的流血牺牲。"德国的期望在丹麦实现了;但在挪威落了空。挪威政府复电柏林说:"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周旋苦战,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了。希特勒虽然征服了挪威,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20艘驱逐舰中损失了10艘,8艘巡洋舰中损失了3艘。主力巡洋舰"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脑"号及袖珍战舰"卢佐夫"号都负了重伤。尽管损失严重,但仍然是希特勒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使德国得到冬季运输铁矿砂的道路,进一步保护通往波罗的海的进出口,使得德国海军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北大西洋,并为它们的潜艇和海面舰只在对英对法作战中提供了优良的港口设备。它还使希特勒的空军基地与主要敌人之间缩短了几百英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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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加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威望,好像它是不可战胜的。继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后,现在又加上了丹麦和挪威,都被希特勒的武力征服了。当时在西方上层人士中,流行着一种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苟且偷安,无所作为。他们哀叹:"未来的潮流看来是属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了。"由于英法出兵挪威惨遭失败,达拉第政府于1940年3月21日倒台。不久,伦敦的张伯伦政府也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时态令人痛心地证明,法国的政党制度应付不了当前的民族危机。达拉第虽已下台,却未离阁。勒布伦总统召见雷诺,请他组阁。但是,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把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条件。雷诺无奈,只好再一次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刚听到雷诺上台的消息时,戴高乐上校满心喜欢。这位唯一热忱支持过他的机械化战争主张的政治家终于掌握了最高权力。雷诺旋即邀请他去巴黎,更使他喜出望外。戴高乐一到巴黎,便受托为总理起草了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声明。那是3月23日。雷诺一字不改地宣读了那篇声明。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情的失望。戴高乐应邀出席了沉闷多疑的议会,这是一次糟透了的会议。政客们勾心斗角,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而是自己党派的私利。雷诺本想请戴高乐在新成立的军事会议任副国务秘书,结果却遭到激进社会党的强烈反对。达拉第并以要辞去内阁职务相挟。雷诺不愿冒新政府垮台的危险,惋惜地撤回了对戴高乐的邀请。由于令人痛心的党派政治的需要,雷诺不得不任用一些与他政见迥然不同的人。他的副总理卡来耶·肖当是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本人当过总理,是个绥靖主义者。他的陆军部长达拉第所主张的正是他一向抨击的防御性的军事政策。他的副国务秘书也是一贯反对他的人。雷诺虽属主战派,却受到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包围,到处受到制约,很难开拓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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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贝当元帅在马德里担任大使,从那里不断传来谣言,说德国人准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让赖伐尔执政,并由贝当出面支持,以保证德国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几千份折叠式传单,印上三张贝当的像,到处散发。第一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第二张是驻西班牙大使;第三张形象模糊不清,下面写着:"明天?"故意涣散斗志,蛊惑人心。戴高乐从巴黎返回驻地途中,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默林将军的总部。这位身材矮小的最高司令宫,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师的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该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戴高乐表示对这一任命感到荣幸,但蔡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优虑。甘默林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在形势日益严峻,大敌即将压境之前,法兰西的军政首脑如此昏庸无谋,戴高乐深感痛心。5月3日,他给雷诺总理兼军事会议主席写了下面这封信; “主席先生:波兰之战及其以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唯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的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烧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革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踌躇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固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乃国家之事,且属头等大事,唯有政治家足以膺此责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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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六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唯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此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适宜的时候,为你效劳。顺致敬意夏尔·戴高乐”就在夏尔·戴高乐把这封信发出一个星期后,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然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场大的灾难将要在法兰西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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