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茶陵的客家人,尤其是桃坑那一带,老一辈人心里都有本账,但这本账翻出来,各说各话。
你要问桃坑那些讲客家话的老表从哪里来,十个茶陵本地人,九个会撇撇嘴,丢出一句:“广佬牯呗。”
在他们眼里,桃坑客家人就是南方来的,说话像唱歌,尾音拖得老长,住得又偏,藏在山里,所以还有个绰号叫“山里牯”。
这个“牯”字用得蛮有意思,在茶陵土话里,带点蛮实、带点力气,也带点外来的生分,意即从南边闯进来的一群公牛,闷着头开荒、垒屋、生崽。
茶陵人这么认,不是没道理。你听桃坑那片的腔口,跟广东梅县、福建龙岩那边的客家话,调子上确实沾亲带故,很多老词儿一讲,两边都能听懂七八分。加上他们的老谱牒上,动不动就写“自粤东迁此”,所以茶陵民间讲“南方来”,讲了几百年,讲成了铁板钉钉。
但另一个说法更大,毛委员在《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写道: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这个土籍即本地原住民,客籍即客家人。
他老人家当年带着队伍在茶陵、遂川一带转战,跟山里的客家人打交道多,他在文章里明确提过,井冈山(包括茶陵山区)的客家人,祖上是从北方迁来的。
他讲的北方,不是随口一说,是有根有据的。你看客家祠堂里供的堂号,“陇西堂”“太原堂”“颍川堂”,哪一个不是黄河流域的老地名?
他们的族谱,往上翻几十代,落脚点全在河南、山西、陕西那一带。为什么往南跑?历史上那些大乱子。五胡乱华、黄巢起义、金兵南下,北方一打仗,整村整族的人就挑着箩筐、赶着牲口,往南边山里钻。先到赣南,再到闽西,再到粤东,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有一支在明末清初折回湘东,落到了茶陵的大山里。
毛委员在队伍里搞社会调查,那是最扎实的,他听那些客家战士讲家史,脉络清清楚楚,源头就在中原。所以北方说,不是空穴来风,是翻过族谱、走过脚印的。
两派争来争去,争了几十年,祠堂里吵架、酒桌上拍桌子的事都有。但我个人想得蛮简单,茶陵客家人这潭水,早就不是“南方”或“北方”两个词能装下的。
实际上,它更像是四面八方的水都往这个山窝里汇。说个不好听的大实话,现在的桃坑客家人,户籍本上写的是客家,但血管里的血,早就混得跟米汤一样稠了。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父亲是长沙市苏家托人,湘江边上的城里郊外,祖上跟客家八竿子打不着;我母亲是衡南县黄竹乡人,讲的是衡阳那边的湘语,也不是客家。
但我父母年轻时阴差阳错定居在了桃坑,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张口就是桃坑的客家腔,红白喜事随的是客家规矩,你说我是哪里人?我这一户,就硬生生把长沙的辣、衡阳的蛮、桃坑的山,搅和到了一锅里头。
推己及人,桃坑那些姓李的、姓张的、姓钟的大屋场,你挨家挨户去问,十户里有三四户,祖上都不是纯粹的闽粤赣转来。有的是江西吉安那边做木材生意扎下来的,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上山伐木、修水库留下来的职工,还有的是解放前从四川、贵州那边逃壮丁躲进来的。时间一久,都讲客家话、都住土楼围屋、都拜祖先牌位,外人看着没区别,但自家爷爷那一辈的口音里,还残存着一点湘赣官话的尾子。所以非要从地理上划一条线,说是南方还是北方,这线划不直,也划不清。
毛委员当年讲北方来,是看大脉络、大迁徙;茶陵本地人喊“广佬牯”,是听口音、看近祖,都没错,但都只讲对了一半。
如今的茶陵客家人,更像是一棵老树桩子上发出来的新枝子,底下的根确实扎在黄河流域,树身子在岭南闽西长粗了,但到了茶陵这方水土,又接了湘东的地气,旁边还挨着本地人不断嫁接、插枝。争来争去,争的是祖先从哪里启程,却不看这一路上捡了多少行囊。
我常跟朋友讲,别问我从哪里来,问我爸是长沙人、我妈是衡南人,可我在桃坑出生长大,拜的祠堂就是桃坑的祠堂。你说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我就是茶陵客家人。
所以,与其纠结一个“来自哪里”的标准答案,不如说茶陵客家人来自“路上”。南方的山给了他们落脚的地,北方的谱给了他们认祖的根,而像我这样四面八方凑过来的杂姓人家,又给这锅老汤添了新料。
茶陵桃坑那一片炊烟底下,既飘着中原古音的残片,又混着粤东闽西的山歌调,还夹杂着茶陵本地话的尾音。
这才是真相,争了几百年的南北公案,到最后,都融进了山里那一碗糯米酒里头,喝下去,就都是桃坑的人了,所以桃坑客家人来自四面八方大约是真的。
(李苏章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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