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盛年患癌，一个老年痴呆，这对华语电影天花板，太可惜了！

01

台北济南路二段69号，那是杨德昌父亲留给他的老屋。

杨德昌没想到，这里会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根据地”。有段时间，侯孝贤、吴念真、柯一正、张毅、朱天文……一帮年轻人挤在这里，喝着便宜的酒，聊剧本、争镜头语言，常常聊到天亮。

当年，杨德昌刚从美国回来，说话带英文，穿一件印着“荷索·布烈松·杨”的T恤。侯孝贤呢，刚拍完《风柜来的人》，还在摸索风格。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像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工程师，一个像从城隍庙打完架回来的街头混混。

这对同年出生、祖籍同为广东梅县的男人，将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共同撑起台湾新电影的天空。

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

先说侯孝贤，少年时代的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导演。

1947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出生不久后，就随父亲移居台湾高雄凤山。父亲是广东梅县的教育科长，受老同学邀请， 来台湾做主任秘书，没想到“从此就回不去了”。一家人在城隍庙附近住下，侯孝贤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玩铁弹珠、打泥巴、偷钱买糖、赌博，混迹于城隍庙周围的巷子里，和本地流氓同学厮混，他甚至还参与过一个叫“双环”的帮派。

侯孝贤打架非常厉害。“常常是一出手对方眼睛就花了。”打起架来，他从不退缩。他还偷钱，连维持全家生计的存折都敢偷。偷来的钱，主要花在赌博上，只玩赔率最大的。哥哥姐姐都觉得他无可救药。

但他喜欢看电影。

侯孝贤《童年往事》

侯孝贤初中时开始混电影院，没钱买票，就拉着大人的袖子混进去，再大一点，就爬墙、剪铁丝网、做假票，最多一天赶4部片子。

“我专注地‘偷’着，能感觉到风在吹，蝉在叫，所有的细节一一刻进脑海，时间被拉长了——其实那就是电影时间了。”

12岁那年，父亲去世。17岁，母亲又去世。他彻底沦为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赌博。

20岁，兵役通知单来了。当兵的时候，他决定从事电影行业。

1969年，服完兵役的侯孝贤考入国立艺专电影科。毕业后的八九个月，他只能做一份电子计算机推销员的工作。直到1973年，导演李行要找场记，学校教师推荐了他。一个街头流氓，就这样进了电影圈。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

02

杨德昌的人生是另一条轨迹。

1947年，杨德昌生于上海，1949年随父母迁台。小学时功课不太好，和老师关系冷淡，在60年代的台湾度过了孤寂的少年时代。

他有个哥哥，受哥哥影响，杨德昌迷上了漫画。

从台湾本地漫画到日本手冢治虫系列，他都看。不仅看，还自己编画，中学时自编自画的漫画故事，已经在班上传阅。

杨德昌

1965年，杨德昌考上新竹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大学时，他已经深受西方思潮影响，迫切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70年赴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拿到计算机硕士。1974年，他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课程。但他讨厌那里的好莱坞商业气息和种族歧视，没修完就离开了。

此后7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附属海军国防反潜研究所，做计算机软件设计。在西雅图，杨德昌接触到了德国新电影，尤其是赫尔佐格的作品。

赫尔佐格证明了一件事：精彩的电影，可以一个人做，不必依赖巨大投资。

35岁那年，杨德昌“决定与他的前半生切割”。

杨德昌年轻时

他辞掉了工程师的工作，回到台湾，开始拍电影。

“他带回来的是一双眼睛，”侯孝贤后来说：

“看透了他成长的地方——台湾种种社会结构。”

1982年，台湾“中影”出品了集锦式电影《光阴的故事》，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杨德昌负责第二段《指望》，讲述一个少女的成长与觉醒。这部电影，被视作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

第二年，侯孝贤加入。他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了《儿子的大玩偶》，改编自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的同名小说。这时的侯孝贤，已经拍过三部票房不错的爱情片。票房很好，但他“明显还没找到自己”。

两人相识，就发生在这一年。

杨德昌从美国带回来的“洋派”作风，和侯孝贤从片场摸爬滚打出来的“土法子”，第一次碰撞。两人一见如故。

杨德昌是个控制狂

很快，杨德昌的日式老房子，成了这帮人的据点。门从来不锁，杨德昌觉得“没什么可偷的”。黑板上写满了“国片反动大本营”和各种拍摄计划，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霸气。

杨德昌后来回忆：

“我们有相似想法。没人给我们投资，但分享着彼此对电影的梦。”

台湾新电影，正是建立在这种志同道合的热血与共同进步的情感之上。

03

1983年，侯孝贤拍出了《风柜来的人》。

在此之前，他对电影形式没有太多考虑，写好剧本就拍。是编剧朱天文建议他去读《沈从文自传》。侯孝贤后来说：

“沈从文的作品生动感人，尤其是他对家乡、对生死的描述，一下子打开了我看待外部世界的视界。我突然发现看待世界的角度、视野还有这么多、这么广。”

《风柜来的人》很大一部分是侯孝贤自己在城隍庙前“耍流氓”的故事。妈妈持菜刀砍中儿子大腿，父亲葬礼后儿子席间摔饭碗，都是他自己的经历。电影中钮承泽的角色，几乎就是侯孝贤本人。

初版配乐用的是李宗盛，票房惨淡，七天下档。

杨德昌、蔡琴、侯孝贤

下片后，杨德昌觉得“太可惜了”。

他主动提出帮侯孝贤重新配乐。侯孝贤觉得，电影已经赔了钱，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个新版本？同是制作的陈坤厚无法理解。

杨德昌坚持，侯孝贤配合。在已经亏损的情况下，侯孝贤又花了二十万新台币，把几条轨道重新混声。杨德昌选用了维瓦尔第《四季》交响乐，和影片中台湾少年的粗粝青春，形成奇异的“疏离感”。

朱天文说， 这是两个惺惺相惜的导演玩的一场“不计代价”的配乐实验。

侯孝贤后来说，那一刻他领悟到电影音乐与影像的关系是“对位的”。

1985年，杨德昌拍第二部长片《青梅竹马》，资金严重短缺。侯孝贤看完剧本，觉得剧本太好了。他不仅答应出演男主角，还抵押自己的房子筹钱。这是侯孝贤导演生涯唯一一次领衔主演，他在片中与蔡琴饰演一对情侣。

凭借此片，他入围了第22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周润发。

《青梅竹马》上映四天，便因票房不佳下档。

侯孝贤的钱也赔了，但他没有抱怨。

拍完《青梅竹马》后，杨德昌与侯孝贤都穷得叮当响。侯孝贤抵押出去的房子直到几年后才赎回来。多年以后，在侯孝贤的大力推动下，《青梅竹马》被选入马丁·斯科塞斯的“世界电影计划”修复重映。

两个大师的友谊，就这样写在了一部电影里。

04

80年代末，两人事业迎来高峰。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第46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这是台湾电影第一次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

投资高达7000万新台币，在当年可以拍10部普通电影。剪辑花了四个半月。影片上映后卖了上亿元新台币，侯孝贤此前的欠债慢慢还清。

侯孝贤拍《悲情城市》时

金狮奖让全世界第一次正视台湾电影。影片中梁朝伟饰演的哑巴摄影师林文清，在九份的山城台阶上无声走过，背后是1947年台湾的悲情岁月。

侯孝贤拍出了一个时代。

就在两年之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映。拍这部电影时，主演张震只有14岁。杨德昌对演员的要求极其严格，是在喜欢“念三字经”的片场暴君。当时有一场戏，要拍张震看到死人时的反应。杨德昌知道张震演不出来，开拍前，把张震拉过去一顿骂，关进小黑屋，面壁思过半个小时。

出来后，张震的眼神变了。后来张震回忆：

“他会用尽一切方法让你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这部电影后来被公认为杨德昌的巅峰之作，名列英国电影学院影史百大。

杨德昌和张震

准备《悲情城市》和《牯岭街》时，两个人曾一起组织“电影合作社”，但投资者觉得“这几个人都不太好搞”，就撤了。后来，侯孝贤找到资金拍了《悲情城市》，拿到了金狮奖。杨德昌看到侯孝贤起来，内心有了压力。

《牯岭街》卖得也不错，但没追上《悲情城市》。

从那时起，两人的路开始分岔。

疏远发生在90年代初期。具体原因，外人并不完全清楚。

侯孝贤的官方说法是：

“不是不和，而是价值认定的不同。”

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说，侯孝贤曾形容杨德昌是“水清无鱼”。他觉得杨德昌的格调、性子很高标，造成了他周围没有朋友。侯孝贤的话，本来没有贬义，但杨德昌可能解读到了负面东西，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

朱天心曾引述杨德昌的一句话：

“最后你们还是选了孝贤……”

据说这是他对蔡琴说的：

“他们还是选了孝贤。”

当年一起战斗的人

吴念真说，杨德昌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高，性格尖锐、情绪化，侯孝贤温柔能隐忍：

“在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后，不可避免地关系开始疏远。”

是枝裕和曾描述两人的差异：侯孝贤非常中国，“果然是东方人啊”；杨德昌很西化，走美式路线，包括公司组织模式、对员工的教育方式。

总而言之，曾经两个一起战斗的友人，各自拍出代表作后，就这样渐行渐远。

05

2000年，杨德昌的《一一》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这是台湾导演首次获此殊荣。

吴念真在片中饰演男主角NJ。因为拍摄时间很长，NJ很多疲惫的表情“不是演出来的疲惫，而是真的疲惫”。杨德昌用三个小时，讲述了一个台北中产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婚礼、葬礼、出生、死亡、初恋、背叛……

影片最后，八岁的小男孩洋洋站在奶奶的灵堂前说：

“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也老了。”

这部电影让全世界看到了杨德昌的温柔。

此前，他像手术刀一样，不断拍摄着与台湾社会弊病有关的杰作。《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都是冰冷、批判的，锐利入骨。

但这一次，他的冷峻解剖背后，藏着对生命最深的悲悯。

据说拍摄《一一》时，侯孝贤和他的关系有所恢复。但是也没能恢复到最初两人刚刚起步的阶段。杨德昌去世前几年，一直在筹备动画片《追风》，资金始终不到位。他曾与侯孝贤一起呼吁政坛重视台湾电影纪录。当时侯孝贤也没感觉到杨德昌身体有异样，杨德昌从不透露自己的病情。

杨德昌遗作《追风》线稿

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因结肠癌在洛杉矶去世，享年59岁。

侯孝贤收到短信得知消息，“很震惊也很感伤”。

杨德昌去世后，台湾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他的感情经历——蔡琴、彭铠立，甚至追溯到与侯孝贤的“不和”传闻。侯孝贤愤怒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脸色沉郁地说了几个字：

“不要消费杨德昌。”

2007年12月，第44届金马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杨德昌。侯孝贤与张震一同上台颁奖。侯孝贤引用朱天心《写在春天》的句子追念杨德昌：

“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离，三杯上马去。”

2023年10月，侯孝贤被家人证实罹患失智症，正式隐退。

那个在凤山城隍庙前打架的少年，那个和杨德昌聊电影聊到天亮的男人，那个在威尼斯领奖时意气风发的导演，从此也远离了他热爱的电影。

两个大师，相识于微时，一个帮对方重新配乐，一个为对方抵押房产，一个扎根乡土，一个解剖都市，共同筑起了华语电影世界的一座高墙，都在世界电影之林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侯孝贤开枝散叶，影响了毕赣、是枝裕和等一大批导演，杨德昌也用《牯岭街》和《一一》这样的神作，名垂影史。

在那个充满理想光辉的岁月里，他们共同撬动了华语电影的世界版图。侯孝贤的镜头凝视乡土与历史，为台湾电影摘下了第一座威尼斯金狮奖；杨德昌的手术刀剖开都市与人性的肌理，在戛纳赢得了最佳导演的殊荣。

如今，侯孝贤因病隐退。那段充满热血的岁月，终于被时光一同封存。但他们留下的光影，连同那段惺惺相惜的往事，将永远在时间的长河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