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16岁少年持刀遭警方击毙，精神障碍者冲突凸显培训问题

警察向精神障碍者开枪巡逻警察经常会遇到精神障碍者，但许多警员并未为这类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警方与精神障碍者接触时，局势并不少见地会升级。

2022年8月8日，16岁的穆罕默德·德拉梅坐在多特蒙德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的内院里。他把一把菜刀抵在腹部。便衣警员上前喊话后，他没有作出反应，警方随后使用了辣椒喷雾。德拉梅手持刀具靠近，警方两次对他使用电击枪，但都没有效果，随后一名警员向他开枪。这名从塞内加尔逃难而来的少年后来在医院死亡。

检方随后起诉了5名警员，并在后续庭审中指出了他们行动中的问题。根据起诉意见，在原本相对静止的局面中，使用辣椒喷雾反而促成了事态升级，让这名处于危机中的精神障碍少年承受了额外压力。而一旦有人持刀靠近，警员自身就会进入正当防卫状态，并被要求开枪。法院认定，警员确实犯了错误，也是在错误判断下采取行动，但不构成有责行为，因此宣告无罪。

为什么警方没有为应对精神障碍者做更充分准备？在德国，警察很少动用枪支。但一旦开枪并导致人员死亡，死者中精神障碍者所占比例往往明显偏高。他们面临特别大的风险。巴登-符腾堡州一项针对警员的调查显示，许多警察认为自己没有接受足够训练来应对这类情形，其中每两人就有一人希望增加相关培训。研究还显示，巡逻执勤中每5次接触就有1次涉及精神状态异常者；如果把成瘾障碍也计算在内，其他估计甚至认为这一比例可达每4次或每3次接触就有1次。也就是说，警方几乎持续不断地与精神障碍者打交道——但仍然没有更好地适应这种现实。

奥利弗·普夫的工作，就是让年轻警察为巡逻执勤做好准备。他是黑森州警察行动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我们会给每一名年轻警员背上一个‘工具包’。”普夫说。每名警员都要学习射击、上铐、使用强制手段、控制、搜查、进入室内空间等诸多技能。普夫在威斯巴登公共管理与安全高等学院接受采访时说，他的目标是让警察学员在压力之下，能够从“工具包”里拿出正确的工具，同时用对语气。

“我们训练的是不可预见的情况”行动训练人员发现，如果学生在上课前就知道将面对什么，他们通常表现不错。比如课程表上写着“使用强制手段”，他们就会按要求处理。但如果年轻警察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情境，他们更容易失误。因此，现在训练更强调开放式场景，让学生在没有预先提示的情况下进入情境，学习如何运用已经掌握的内容。“我们训练的是不可预见的情况。”普夫说。尤其是在应对精神疾病时，这一点格外重要。

普夫举了一个例子：步行街上有一名行为异常的人不断和路人搭话，有人报警，但警方没有得到更多信息。警员到场后发现，这个人在坏天气里赤脚行走，穿着浴袍，还戴着一个铝制头盔。“他有攻击性吗？没有。那我们首先就要以尽可能开放的方式应对。”普夫说，“事情不是只有黑和白。”如果有人持刀试图刺向警员，那当然属于非常明确的情形，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大多数执法场景都是灰色地带。”普夫说，这正是他和同事们希望传达的。

一次身份检查可能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时对方只是出示证件，有时却可能存在未执行的逮捕令，当事人随即情绪失控。“关键是，我们始终要看到对方的双手，保持一定距离，并与被检查者建立良好沟通。”普夫说。这名40多岁的资深警员回忆自己的受训经历时说，那时他学到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就要使用强制手段。“但这会自动导致局势升级。

现在有时也仍然必须这么做，但我们也在努力展示其他通过沟通解决问题的路径。”普夫说。他在会议桌旁亲自示范执勤警员的角色，询问对方为什么不愿意把手拿出来。“如果对方说是因为冷，那么下一步可以问：请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只要对方照做，双手自然也就露出来了——目的就达到了。

如何减少对抗行为2022年，黑森州警方开发了一项旨在改善执法沟通的项目，简称“执勤沟通”。“沟通是每一名警员最主要的执法工具。”心理学家卡斯滕·申克引用这句话作为项目核心。申克是黑森州警察心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该项目的目标，是减少使用暴力的诱因和直接强制措施的发生。经过在各警察局的试点后，这一项目自2023年起被纳入警察学业课程，如今也成为基层警员继续培训的一部分。配套研究显示，接受过这一项目训练的警察，遭遇对抗行为的情况显著减少，因此使用暴力手段的频率也明显下降。

执勤沟通”是黑森州警方应对精神障碍者问题的一部分答案。“警察在执勤中并不负责作出诊断。”申克说。学员在培训中会接触一些典型病症，以便建立基本判断。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被要求尽可能以同理心去理解冲突是如何形成的，并尽量避免冲突发生。

申克强调，大多数精神状态异常者并不构成危险。“绝大多数情况下，危险来自那些并没有精神异常的人。”他说。某些疾病，比如进食障碍，对警方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而精神分裂症或双相障碍，则可能与执法判断有关。“如果在交谈过程中发现一个人存在妄想，警员不会强硬地反驳，因为那会加剧冲突；但也不会去附和对方可能存在的妄想。”申克说。这些处理方式必须在执法训练中反复练习，才能真正进入日常工作。

犯罪学家马丁·蒂内熟悉柏林海神喷泉一案。那起事件当年引发了对警方做法的强烈批评，原因之一是现场有视频记录。“随着手机摄像头的普及，人们看待警务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蒂内说。一方面，这些视频可以成为针对警员启动调查程序的线索；另一方面，它们也会给警方带来公众压力，迫使其调整自身策略，并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

蒂内说，2013年他第一次向各主管部门了解警方如何应对精神障碍者时，往往遭到回避。如今情况已经改变。蒂内曾是一名警察，现在是波鸿大学犯罪学教授。他看到警方在对待精神障碍者问题上正在转变观念，但仍然缺少各州在培训和继续教育策略方面的透明信息。

过去10年里，蒂内一直为警察开设有关精神疾病的课程，包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警察高等学院，以及波鸿大学的一个学位项目中授课。“一谈到精神分裂症这类病症，外界存在很多无知，某种程度上也有恐惧。”蒂内说。外界常说，警员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不堪重负，但他看到的却是高度的兴趣和开放态度。继续培训会占用警员工作时间，因此成本不低

去年8月，萨尔州弗尔克林根一名警察遭枪杀，手段极其残忍。18岁的艾哈迈德·G.曾持一把黄油刀抢劫加油站，逃跑途中被两名警员拦下。他随后夺走了其中一名警察的配枪并向两人开火。34岁的警察西蒙·博尔已经倒地后，他又朝其头部开枪。后来在法庭审理中，一名鉴定人认定艾哈迈德·G.当时处于精神病性妄想状态，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因此被认定不负刑事责任，获判无罪，并被送入精神病院。

警察工会强烈批评这一裁决。对于警员在面对精神障碍者时原本就存在的担忧，这起案件很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西蒙·博尔案发生后，萨尔州警方调整了执法和射击训练。因为案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名加油站劫匪为何能够夺走警用配枪。法院在刑事审判中认定，其中一名警员的枪套很可能没有扣好。

在萨尔州警察的基础培训中，精神疾病属于“贯穿性议题”。虽然面向在职警员也有相关研讨课程，但继续培训并非强制要求。过去，警察工会也曾批评其他州缺乏相关培训。主要问题在于，警员参加培训期间无法执勤，这意味着需要更多警力补位，而这会增加财政支出。

心理学家卡塔琳娜·洛雷说，警察学员往往从实习第一天起，就会接触到处于精神异常状态的人。“这些接触通常发生在急性危机中。”洛雷说。她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警察与公共管理高等学院教授。“而强烈情绪——这往往正是急性危机的特征——又会让到场警员联想到危险或局势升级。

”至于危机在一段时间后会过去、当事人会得到帮助并重新过上正常生活，这些往往发生在执法结束之后，警员通常看不到。洛雷还说，警察培训中经常聚焦那些严重失控的案例。但这会扭曲整体印象，把危险置于中心。实际上，警方与精神障碍者之间每天都有许多处理得当、结果良好的接触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