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我下岗开摩的，拉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

卦钱

天刚蒙蒙亮，我就把摩托车推出了楼道。引擎打着火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像是一头被吵醒的老兽在闷声咳嗽。后座绑着的雨衣还没干透，昨天傍晚那场暴雨来得急，我在火车站蹲到最后一班绿皮车进站，才拉到一个去七里铺的客人，五块钱，够买两斤排骨。排骨是吃不上了，家里的盐罐子已经见了底。

九四年春天，我三十一岁，棉纺厂裁员的红头文件贴在食堂门口那天，我兜里只剩三毛二分钱。工友们有的托关系去了环卫所，有的在菜市场租了摊位卖豆腐，我把积攒的工龄买断钱取出来，托人从旧车场弄了这辆嘉陵70。跑摩的这行当，在洛阳街头一天比一天多，火车站、汽车站、医院门口，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穿着旧军大衣或褪色夹克的男人，坐在油箱上抽烟，眼睛盯着每一个提着行李的路人。

那天早上我照例去老城十字街口蹲点。街角的胡辣汤铺子冒着白气，老板认得我，每次路过都把头转向另一边。我欠了他半个月的早饭钱，实在张不开口再赊。太阳升到梧桐树梢的时候，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有骑二八大杠上班的，有挑着担子卖青菜的，我一个个看过去，没人朝我这边多看一眼。

快中午了，还是一个客没拉着。我拧开军用水壶喝了口水，水是昨晚灌的，带着铁锈味。正准备换个地方碰运气，看见一个老头从街对面的书店里出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安静。他站在书店门口，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书，像是拿不定主意往哪个方向走。

我犹豫了一下。这年头跑摩的最怕拉两种人，一种是穿制服的，查起证来毫不客气；另一种就是这种戴眼镜的老先生，看着就不像会给高价的主儿。但我今天实在没开张，一咬牙，把车骑过去：“老师傅，去哪？我送您。”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我的车。“去邙山，”他说，“邙山脚下的老君庙，认得路吗？”

邙山离这里有十几公里，一来一回得费不少油。我盘算了一下，正要开口报价，他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递过来：“够吗？”

够了，多了。我接过钱塞进口袋，心里踏实了些。他上了后座，我把雨衣垫在他身下，那雨衣虽然破了角，好歹能隔一隔车座上的灰。

出城的路不好走，过了北关就是土路，前几天的雨把路面泡得坑坑洼洼，摩托车颠得厉害。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老先生一手扶着车架，一手紧紧抱着那本书，眼镜在颠簸中滑到鼻尖，他也不去扶，只是眯着眼睛看两边的麦田。

“师傅是去上香？”我扯着嗓子问，风把声音吹得七零八落。

“不是上香，”他在后面说，声音不大，但奇怪的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到我耳朵里，“我去还一本书。”

“什么书？”我又问。

“《周易》。”他说，“借了三十年，该还了。”

我踩了脚刹车，车子慢下来。“您会算命？”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冒昧，算命先生这称呼在乡下算不上什么好词，多半是些走村串巷的盲人，或者集市上摆摊的半仙。

但他没有生气。“会一点，”他说，“卜卦不是算命，是看势。势在哪儿，路就在哪儿。”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接什么。车轮碾过一块石头，猛地一颠，他的书差点脱手，我赶紧放慢速度。

路两边是大片的麦田，麦子刚抽穗，绿油油的铺到天边。风吹过来，麦浪一层推着一层往远处滚。老先生在身后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九四年的麦子，长得真好。”

到了老君庙，庙门虚掩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把荫凉泼了满地。他把书从怀里拿出来，是一本线装的旧书，书页已经发黄发脆，封面上用毛笔写着两个字，我看不太清。他推开庙门走进去，我坐在摩托车上等他，想着五块钱的油钱能剩多少。

约莫一炷香的功夫，他出来了，两手空空。走到我面前，他不急着上车，反倒打量起我来。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烟盒，递过去一支。他摆摆手说不抽，然后忽然开口：“你眉间有滞气，心里有事。”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跑摩的的谁心里没事？都盼着多拉几个客。”

“不是那个事，”他说，“你眼睛里有东西，像是丢了什么，又不知道去哪找。”

他的语气很平静，没有神棍故弄玄虚的腔调。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想说点什么，可那些话堵在胸口出不来——下岗证还压在枕头底下，老婆在娘家住了一个月没回来，五岁的女儿早上问我为什么不去上班，我说厂里放假。这些事像一团乱麻，我理不清，也不想跟一个陌生人理。

“我给您看个卦吧，”他说，“不收钱，算是还你送我的情。”

他蹲在庙门前的石阶上，从口袋里摸出三枚铜钱，在手心里捂了捂，然后递给我：“你抛。”

我犹豫着接过铜钱。铜钱温热，带着他掌心的温度，上面锈迹斑斑，字口都磨平了，依稀能辨认出“乾隆通宝”几个字。我学着电影里看来的样子，把三枚铜钱合在手心摇了摇，撒在石阶上。铜钱叮叮当当滚了几下，两正一反。

他看了看，让我再抛。一共抛了六次，每次他都凝神看一会儿，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嘴里念念有词。最后一次抛完，他沉默了很久。

槐树的影子移过来，遮住了我们两个人。庙里传来木鱼声，一下一下，慢得像水滴石穿。

“坤卦，”他终于开口，“卦辞说‘君子以厚德载物’。你这一生的根基在厚，在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可是眼下这一爻变了，变成屯卦。”

他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郑重。

“屯卦初九，”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磐桓的意思是徘徊不前，你眼下正在这个地方，走不动，退不回。可是后面那句说，只要稳得住，守得住自己的本分，往后能成事。你这辈子，成也在稳，败也在稳。眼下这步困顿，不是你的错，是势在变。势变了，你站在原地不动，再稳也成了死局。”

我听得半懂不懂，只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闷闷地疼。“那我该怎么办？”我问他。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把那三枚铜钱收进口袋，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卦象说你要往南走。过了黄河，南边有你的机缘。别怕远，也别怕难，你骨子里是个能扛事的人。”

南边？过了黄河就是郑州、许昌，再远就是武汉。我这辈子最远去过洛阳火车站送人，连黄河都没见过。“我在洛阳活了三十一年，”我说，“除了棉纺厂里的活儿，啥也不会。”

“你会开车，”他说，“会看路，会识人。这三样本事搁在哪儿都饿不死。”

他上了车，我发动引擎往城里返。路上他再没说话，我也没问，后视镜里他一直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听风声。到了十字街口他下了车，冲我点点头就往巷子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小伙子，”他说，“我给你说的话，别全信。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今天拉了我，是你自己选的路；往后怎么走，还是你自己选。”

说完他就拐进了巷子，灰布中山装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午后的阳光里。我坐在车上愣了好半天，直到有人敲我的油箱问去不去火车站，才回过神来。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摩托车推进楼道，上了楼，女儿已经睡了。我在床边坐了很久，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下岗证，借着窗外路灯的光看了又看。棉纺厂三个字印在红皮封面上，烫金的，手指摸过去还有点凹凸感。

第二天我没有去十字街口。我骑着摩托往南走，过了洛河大桥，一直骑到关林，路边有个修车铺在招帮手。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看了我两眼问：“会修发动机吗？”

我说不会，但我学得快。他让我当场拆一个化油器，我蹲在铺子门口拆了装，装了拆，弄了一手黑油。他叼着烟看了半天，最后说：“明天来上班吧，管午饭，一个月二百。”

我在修车铺干了三个月，从换轮胎学起，慢慢学会了调气门、换活塞环、校点火正时。老板姓陈，人厚道，看我肯学，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教了我。九四年秋天，他把铺子盘给我，说自己要去南方投奔儿子，临走那天拍着我肩膀说：“你小子有股韧劲，好好干。”

这一干就是七年。修车铺从一间扩到三间，从修摩托车到修面包车、小货车，我带了四个徒弟，还在老城租了门面。女儿上了小学，老婆也回来了，家里重新有了热乎气。

二零零一年，有徒弟跟我说，现在城里人开始买私家车了，修车不如卖车。我想起那年夏天在邙山脚下听到的话——势在变。我没犹豫，把修车铺转出去，加上这些年的积蓄，在龙门大道边上开了家汽车销售店。头两年生意清淡，差点把房子都赔进去，可咬着牙撑到零四年，车市忽然火了，店里的捷达、富康一辆接一辆往外走，数钱数到手抽筋。

后来我又开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二零一零年，我把生意交给大徒弟打理，自己退下来，在洛浦公园边上买了套房子，阳台正对着洛河。每天清晨我站在阳台上看河面上的雾，看钓鱼的老头甩竿，有时候会想起那个灰布中山装的背影。

这么多年，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去老君庙找过几次，庙里的道士说这里没有什么还书的老先生。十字街口的胡辣汤铺子早拆了，变成了一家卖奶茶的店。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那天的事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饿晕了头做的梦。可那五块钱的卦钱——他给我的五块钱——我一直留着，夹在一本旧书里，书页已经发黄，但钱还是崭新的，上面的花纹清晰如初。

那枚卦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明白。坤卦也好，屯卦也罢，其实他说的那些话我早就记不全了。唯一记得的，是他最后那句：“卦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后来常常想，如果那天早上我没有去十字街口，如果我嫌邙山路远拒载了他，如果他说要给我看卦时我摆摆手走了——那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大概还是蹲在街边等客，用那辆嘉陵70一公里一公里地挣盐钱，等到摩托车报废了，再找另一辆破车继续跑。一辈子停在原地，把稳当成唯一的安全绳，直到绳子自己烂掉。

所以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其实不是什么天机卦象，而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稳没有错，可势在变的时候，你得敢往南走。

二零一六年初夏，我开车送女儿去郑州上大学。车子过了黄河大桥，她趴在车窗上看风景，忽然问我：“爸，你以前说过，有个算命先生让你往南走，是不是就是这条河？”

我看着窗外。黄河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灰黄色的光，宽阔得望不到对岸。河面上有船，慢悠悠地往南边去。

“就是这条河。”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