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论策：坚决抗战，反对妥协

七月日记·文明之殇

——“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细节

（张重宪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

坚决抗战，反对妥协

【7月23日，凤凰山】

1937年7月23日，一早，蒋介石便在小红山官邸召集何应钦、张群、程潜、徐永昌等核心军政负责人开会，讨论宋哲元报告的中日双方在平津达成的协议。

会后，蒋介石立即电复宋哲元：“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七）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中共中央书记处继21日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后，当日又发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了！……我们绝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7月17日蒋介石先生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同日，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在延安凤凰山麓定稿。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他号召第29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让步，拥护坚决抗战。他要求蒋介石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反对妥协让步，实行坚决抗战，”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毛泽东指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些办法主要有：（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他指出，还有另一套办法，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他指出了两个前途：“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的结论是：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当日，已有8个师团的日军约计16万人抵达平津地区或正在驶华途中。军用品亦源源运来。日军飞机50架，重爆部队轰炸机一中队已经由日起飞，传将航空兵视为“机动炮兵”的临时航空兵团第1飞行团长仪峨彻二少将随机飞来。

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以强邻压境，特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请转呈中央，明令出师，复兴民族，还我山河，愿率十万藏民，誓为后盾。

自卢沿桥事变发生后，各地华侨极端愤慨，顷由马来半岛恩吉洪惠关汇来国币15000元，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闻已照数汇交29军核收。暹大年华侨捐3000元，槟榔屿华侨捐150元，已汇寄侨务委员会收转29军，借示慰劳。

天津警察局奉日本军部旨意，命令“南大全体学生立即离校，否则日人将自由行动”。因此，南开大学在校学生陆续回家或到乡下，只剩下六七位，搬到了秀山堂地下室暂居。

当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在南京鸡笼山南麓教育部举行宴会，宴请各大学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和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广东三位大学校长出席。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周炳琳作陪。

席间对今后教育改进方针，有所商谈，当日多数校长的共识是；长期抗战需要持续培养人才，不能简单解散大学、疏散学生，尤其不能令学生全部从军；高校应当调整办学方案，而不是关门。

这些共识后来成为教育部“战时教育维持方案”的基础。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