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难以与唐纳德·特朗普会面，这可能被解读为单纯的外交挫折，但越来越多分析人士认为，这背后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
对以色列而言，这场博弈关乎的并非一场双边会晤，而是能否直接接触总统，并在特拉维夫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影响美国对伊朗战略的能力。
据媒体援引的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万斯团队担心内塔尼亚胡会利用这种私人亲近关系，促使特朗普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阿克西奥斯已证实，以色列方面的坚持至今未在白宫获得积极回应。
万斯代表MAGA运动中一个派别，该派别从一种更具交易性质的民族主义出发理解外部联盟，不大愿意接受无限期的军事承诺。这并非一股反对以色列的潮流：副总统声称他与以色列政府部分成员保持良好关系，并承认这位盟友的重要性。他的思路在于，将这种关系置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格解读之下，限制战争成本，并保持华盛顿面对外部伙伴压力时的自主权。
路透社指出，万斯与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共和党内立场部分对立：前者曾质疑可能阻碍外交努力的以色列行动，而后者则更坚定地捍卫以色列继续其行动的权利。
这种不那么亲以色列的倾向在共和党内尚未成为主流，但也并非边缘，并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占据上风。以色列在保守派选民中仍保有相当支持，尤其是在年长共和党人和福音派中。代际差异十分显著。
皮尤研究中心3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0岁以下共和党人中，57%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而年长保守派选民则大多给予正面评价。盖洛普发现，70%的共和党人仍更同情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但这一比例自2024年以来已下降10个百分点，处于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伊朗的谈判已将这一意识形态演变转化为一场直接的外交政策冲突。内塔尼亚胡认为，任何无法以可核查方式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导弹计划并维护以色列军事行动自由的协议都是不够的。
而万斯则指责以色列政府成员试图诋毁外交途径，并让美国卷入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时代》周刊根据美国关于外国代理人的记录披露，特拉维夫每月花费150万美元（约 1017万人民币），雇佣了特朗普前竞选负责人布拉德·帕斯凯尔的公司，专门针对年轻人和保守派媒体生态开发内容。帕斯凯尔承认，这项行动旨在阻止年轻共和党人与以色列疏远，但他否认参与了破坏特朗普政策的运动。
这场争斗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有其国内维度。除了万斯和鲁比奥在以色列、伊朗及军事行动持续性上的对立立场外，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也加入其中——他并不总是遵循稳定的外交原则：他对以色列的政治亲和力、与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关系，与他希望展现自己作为能结束战争并达成协议的领袖的愿望交织在一起。
在这种极端个人化的总统体系中，直接接触到特朗普可能改变一项决策。因此，争取或阻止这场会晤的博弈，其重要性远超一次简单的日程争执。
双方关系的后果已经显现。万斯甚至公开警告以色列部长们，该国正处于孤立状态，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则试图淡化这一明显裂痕：他坚持与特朗普共同目标——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但同时警告，如果华盛顿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以色列将自行采取行动。
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军事与战略同盟可能在核心上依然有效，但其运作已变得不那么自动，内部质疑增多，且更易暴露在公开争论之中。
此事揭示的是，副总统万斯——至少是他——为特朗普主义中一个真实且日益壮大的派别提供了制度性代表：一个对长期战争持怀疑态度、拒绝由盟友决定美国优先事项、并与比上一代更少认同内塔尼亚胡的共和党新生代产生共鸣的民族主义右翼。这一现象对美以关系构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并非因为它立即威胁到根深蒂固的军事与战略同盟，而是因为它正在侵蚀数十年来几乎毫无争议地支撑该同盟的社会基础。
当然，右翼内部的这种代际疏远之外，还有左翼对以色列政府及犹太复国主义日益强烈的敌意——尤其是在加沙遭受破坏以及以色列面临种族灭绝指控之后：2025年，77%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政府持负面看法，60%认为其在战争中的行动已走得太远。
因此，以色列的危险不仅在于当前与白宫的摩擦，更在于美国对它的支持正逐步从跨党派共识转变为依赖一个日益老化、狭窄且脆弱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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