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瓜片只有一百年吗？档案里的真相是……

从梅片到Bing的茶路

揭秘瓜片前世今生

民间传说六安瓜片创制于1905年前后，彼时流传着评茶师拣叶或祝家取悦袁世凯等轶事，距今不过一百余年。但这些更多指向“瓜子片”之名的定型与工艺精细化，而非这类片状茶真正的起点。档案里的记载，却指出一条更长的路。

一、清宫里的“梅片”：贡茶名单上的常客

图一、二、三：清代宫廷有关六安梅片茶进贡及赏赐记录

图四：清代陆廷灿《续茶经》

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霍山县志》“货属”里，六安茶的品第写得清清楚楚：

“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仅取枝顶一枪），次曰雀舌（取枝顶二叶之微展者），又次曰梅花片（择最嫩叶为之），曰兰花头（取枝顶三五叶为之），曰松萝……”

——乾隆《霍山县志》卷之七“货属”

“梅片”，就是后来的瓜片前身：一样只用嫩叶、不去梗不揉捻，自然成片。

陆廷灿在《续茶经》里引康熙《江南通志》也说：

“霍山有梅花片，乃黄梅时摘制，色香两兼而味稍薄。又有银针、丁香、松萝等名色。”

——清·陆廷灿《续茶经》“茶之出”

到了嘉庆十年（1805）的宫廷进单里，梅片仍是正式贡品。在《嵩年奏档》影印原件的贡单页中，明确记有：

“银针茶四十瓶，雀舌茶四十瓶，梅片茶四十瓶，珠兰茶九桶”

——嘉庆十年《嵩年奏档·安徽巡抚年贡单》（影印原件）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时，也随手记下“烹了一壶梅片茶”；袁枚《随园食单》同样列有“六安银针、毛尖、梅片”。从方志、小说到宫廷档册，“梅片=六安嫩叶片状绿茶”这条线，在清代前中期是一以贯之的。

此外，梅片还大量出现在清代文人的书信往来与诗文题咏之中。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自述“予少年嗜六安茶”，其子张廷玉亦在尺牍中屡屡提及“梅片”为馈赠佳品。嘉庆、道光时期的文人唱和诗中，也常见以“梅片”寄赠酬答的记载。这些散见于文集、信札、诗稿中的记录，从日常生活的侧面印证了梅片在清代士大夫阶层中的流通与接受——它不是偶然出现的贡品，而是融入文人风雅生活的常客。

丁以寿教授在《六安瓜片茶创制历史钩沉》里把这个脉络说得很透：六安瓜片经历了徽州松萝 → 六安（霍山）松萝 → 六安梅片 → 六安瓜片的过程；梅片创制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才因外形似瓜子改名“瓜片”。所谓1905年创制说，其实是把“定名”当成了“起源”。

参见：丁以寿

概念澄清：

此“片茶”非彼“片茶”

《宋史·食货志》有关片茶记载

有论者援引唐宋文献中“片茶”的记载，将六安瓜片的历史追溯至明代以前。这里有必要厘清一个关键的概念差异——

唐宋时期的“片茶”，指的是一种紧压团饼茶。《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一片即一饼，属于蒸青压制而成的饼状贡茶，如宋代北苑的龙团凤饼。这种“片茶”与六安瓜片在工艺、形态、饮用方式上均无任何关联。

而六安瓜片所属的“片茶”传统，始于明代废团改散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散茶工艺自此大兴。所谓“摘片”“去筋”“断蒂去尖”的松萝法，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并风靡全国。六安梅片（梅花片）采用的“择最嫩叶为之、杀青不揉、自然成片”的工艺，正是松萝法传入皖西后的产物。

因此，明代以前文献中的“片茶”是饼茶，与瓜片无关。

二、伦敦账册里的“Bing”：1722年的250担片茶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有关片茶记载中英文对照

当梅片在清宫里按瓶进贡时，同一种茶已经顺着广州十三行走出了国门。

美国学者马士（H.B. Morse）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系统整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留存在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IOR/G/12系列）里的商馆日记与采购合同。书中记载，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8月10日，广州商馆与行商“寿官（Sequa）”签订货单，其中有一条：

Tea — Bing 250 pecul at 35 tael, Bohea 2000 pecul at 27 tael, Congho 500 pecul at 38 tael, Pekoe 250 pecul at 38 tale, Singlo 1500 pecul at 19 tael.

译文：茶叶——片茶（Bing）250担，单价35两；武夷（Bohea）2000担，单价27两；工夫茶（Congho）500担，单价38两；白毫（Pekoe）250担，单价38两；松萝（Singlo）1500担，单价19两。

“Bing”，就是西人对“片茶”的音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中译本（区宗华初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将“Bing”译为“瓜片茶”，这是以后出名回溯前物的便利译法。郭红军先生在《近代以来中国茶业研究及图鉴》中引述这一数据时，直接沿用了这一既有译名，该译本经与马士英文原版校勘后确认无误。

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郭红军《近代以来中国茶业研究及图鉴》相关章节引证。

郭红军等著《近代以来中国茶业研究及图鉴》有关片茶出口记录

再看更早一点——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随船医生约翰·奥文顿（John Ovington）在《苏拉特航行记》里已把中国茶分成三类：

Bing, Singlo, and Bohea……Bing is the largest of all, and accounted the highest in price among the Greens.

译文：“片茶（Bing）、松萝（Singlo）和武夷（Bohea）……片茶叶片最大，在中国绿茶中价位最高。”

——John Ovington, A Voyage to Suratt (1696)

在他笔下，Bing叶片最大，是绿茶中价位最高的，这和六安梅片/瓜片“单片肥大、价重于松萝”的特征完全对得上。

此后1736年、1737年东印度公司账册里，仍断续出现“Bing（瓜片）”几十至几百担的记录，说明它不是偶一现的试验品，而是18世纪上半叶稳定的外销绿茶。

此外，瑞典哥德堡号（Gothenburg）沉船货单里，也载有“Bing 10 chests”（约345公斤）的安徽产绿茶，时间和英公司记录彼此咬合。

参见：瑞典国家档案馆藏哥德堡号货物清单（1745年沉船前装船单）

三、档案里的真相：从梅片到瓜片的三百年

左图：清代吴敬梓著《儒林外史》

右图：清代金张著《老编年诗钞》

关于六安瓜片的起源，流传最广的一直是民间口述传说。

最普遍的说法是1905年前后，麻埠镇的评茶师从绿大茶中拣取嫩叶，剔除梗朴，意外制成了一种新茶，形似瓜子，遂称“瓜子片”。另一个版本则与袁世凯有关——麻埠祝家为取悦这位北洋权贵，雇人专采春茶第一二片嫩叶，精心炒制，袁世凯大加赞赏，瓜片由此声名鹊起。这些传说情节各异，但都将六安瓜片的“创制”指向了清末民初，距今不过一百余年。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传说移开，转向书面的档案记载时，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

乾隆《霍山县志》里明确写着“梅花片（择最嫩叶为之）”，将其列为六安贡茶之一。陆廷灿《续茶经》引康熙《江南通志》，同样记载“霍山有梅花片”。嘉庆十年的宫廷进单上，“梅片茶四十瓶”赫然在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下“烹了一壶梅片茶”，袁枚《随园食单》也将“六安银针、毛尖、梅片”一并收录。清代文人的书信诗文中，更不乏以梅片寄赠酬唱的记录。

这些材料——方志的记载、贡单的明细、小说的描写、文人的吟咏、西方的贸易账册——单独看，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一条此前未曾被串联起来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在“瓜片”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六安地区早已存在一种以嫩叶制成、不经揉捻、自然成片的绿茶。它在清代叫“梅片”或“梅花片”，是贡茶名单上的常客；它在西方档案里叫“Bing”，是18世纪初远销欧洲的外销茶；它在六安当地人口中，一直简单地被称为“片茶”。而1905年前后流传的那些故事，解释的正是这种片状茶在清末民初进一步精细筛选、改称“瓜片”的定名过程。

这不是要用档案去否定传说，也不是要宣称某种“新发现”。只是把这些散落于不同时空、不同语言、不同载体中的记录，一一捡起，按时间的线索排列，让它们自己说出一个连贯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六安片状茶从梅片到Bing，再到瓜片，走了三百多年。

把几条线索叠在一起，六安瓜片的历史脉络如下：

明末清初：松萝制法传入皖西，演变为六安（霍山）松萝（全叶、不去尖柄）；再从中析出梅片（梅花片），择最嫩叶、杀青不揉、自然片状，入贡清宫，见于《霍山县志》《续茶经》。按丁以寿考证，梅片创制于明末清初，品类起源距今近四百年。

1696—1737年：西文文献与东印度公司账册持续出现“Bing”，对应六安片茶，1722年一次便是250担、单价35两，高于松萝（19两），外销实证坚实。此为目前可见的实证记载起点，距今三百余年。

清末民初（约1905年前后）：精制改良后的六安梅片因外形似瓜子，改称“瓜子片”，后简称为“瓜片”。瓜片之名比梅片更通俗、更形象直观，逐渐取代梅片流行开来，产地也从霍山县扩大到六安县及立煌县（今金寨县）。

当代：六安瓜片成为中国十大名茶，工艺入非遗，而“梅片”作为前身，仍留在旧方志与清宫档案里。

所以，1905年解释的是“瓜片”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工艺怎么再精细一步的；而六安片状茶这条线，从梅片到Bing，再回到瓜片，已经走了三百多年，甚至可以往上追溯到明末。

学术考证的意义，不是要用一种记忆去否定另一种记忆，而是尽可能还原这条轨迹的全貌。从明末清初的梅片，到17世纪末出现在西方文献中的“Bing”，到1722年东印度公司的大宗采购，再到清末民初“瓜片”之名的定型和推广——每一步都有迹可循，每一段都有据可查。

六安片状茶的历史，不是从哪一年突然开始的。它是几百年间，在茶园里、在贡单上、在船舱中、在茶杯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四、解开密码的那把钥匙，藏在六安人的方言里

文章写到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一提。

在六安当地，老一辈人说起“瓜片”，一般习惯称为“片茶”。在六安当地，“片”的发音并不是普通话的“piàn”，而是更接近 “pìn”——短促、干脆，像是“片”字在舌尖打了个滚就出来了。

这个读音，三百年来一直在茶农嘴边流传，从未变过。

直到你翻开英国东印度公司1722年的那份账册，看到那个让学者们琢磨了很久的词——“Bing”。

把它和六安方言里的“pìn”放在一起，谜底一下子就亮了：哪有什么神秘代号？那就是三百年前的广州口岸，英国大班照着六安茶商的发音记下来的 “片”字罢了。

“Bing”就是“片”，“片”就是“瓜片”的魂。

从清宫贡单上的“梅片”，到伦敦账册里的“Bing”，再到今天茶杯里那一抹翠绿的瓜片——这根线从来没有断过。它不只是写在纸上，也一直活在六安人的乡音里。

所以下次有人问起六安瓜片到底有多久历史，除了方志、档案和账册，还可以告诉他：

“去听一听六安人怎么说'片'字——那个读音里，藏着三百年前的答案。”

（作者：高勇）

来源：六安州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