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真正的老师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辛庄课堂）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于2026年7月1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张岂之先生1926年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自此扎根西部，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和教育事业。先生一生治学育人七十五载，是侯外庐学派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面旗帜。

本文为张岂之先生所撰《真正的老师》，文中先生追忆师道传统，阐发对“真正的教育者”的深切理解。转载此文悼念先生，致敬他作为“真正的老师”的卓然风范与精神品格。文章原载于《精神的魅力2008》，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燕园故事”。

张岂之（1927年11月—2026年7月19日）

数十年过去，我在母校哲学系读书的情景，一直刻印在自己的心上，越是年久，其印象越是鲜明，弥足珍贵。我从这些图景中吸取精神的力量；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们，他们的身教言传一直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在我看来，北大之所以称为北大，是因为作为北大灵魂的老师们有着高尚的人品和学品，薪火相传，谱写了北大110年的光辉篇章。

我读高中时受课外书的影响，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或史学。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已从昆明迁返北平、天津，这一年夏季三校联合招考本科生。我报考北大哲学系，被录取。秋冬之际（开学晚了），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新生在北平沙滩的红楼和北楼听课，我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1946年至1950年夏）。

数十年过去，我在母校哲学系读书的情景，一直刻印在自己的心上，越是年久，其印象越是鲜明，弥足珍贵。我从这些图景中吸取精神的力量；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们，他们的身教言传一直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在我看来，北大之所以称为北大，是因为作为北大灵魂的老师们有着高尚的人品和学品，薪火相传，谱写了北大110年的光辉篇章。

我的这篇短文不提北大名教授们，而从当时哲学系的年轻老师说起，他们是任继愈（讲师）、齐良骥（副教授）和石峻（讲师）先生。

任继愈

我在大二时选读了任继愈先生开的选课《隋唐佛学》，选读的学生只有五位。在我的记忆中，任先生没有请过假。我每听他一次课（两小时），都有收获。他不仅介绍佛教史料，而且在讲课中着力引导我们从史料中抽绎出观点，使这门关于中国佛学史的课具有了理论性，促人思考。这种重视理论分析的治学方法，不是停留于隋唐时期佛教内容的复述，而是力求提到宗教哲学思想的高度进行提炼分析，这为我毕业以后研习中国思想史做了很好的准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任先生不仅是这门课程的老师，而且是我课外的指导教师。这不是系上的安排，当时北大哲学系本科生并不实行导师制。我主动向任先生请教：我是否可以着手阅读关于中国佛教的典籍，任先生劝我暂缓，要我先读先秦诸子书，有了这个基础，才便于研习其他。于是我开始读先秦诸子，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这些都经过任先生的批改，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要我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我不知道当时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是否有今天所谓“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在我的记忆中，教我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

齐良骥

我还要提到齐良骥先生，他开出选课“英文哲学名著选读”，某个学期只有我一个人选读，系里没有因此而停开，齐先生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他对我说，上课时到他家中去听课，这样查书会方便些。齐先生将选读的英文哲学名著（节选的）给我，要我在上课前准备，上课时和他讨论。齐先生通过讲授洛克、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哲学著作的某些部分，指引我一种研究的方法。他说，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首先要把哲学家们使用的概念、范畴研究清楚，然后解剖其哲学思想体系，把握住他们的哲学思想特色，进而理解他们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每次上课，齐先生都要给我提出一些问题，有些我能回答，有些则无言以对，但齐先生从来没有责怪我，他循循善诱，培养提高我的自学能力，我逐渐觉得听齐先生讲课是很有质量的学术熏陶。后来，课程结束不久，齐先生给我一张字条，问我他的讲课有哪些不足，他准备改进；并说，如果他的健康允许，他希望有机会能开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专题课。后来齐先生因身体欠佳，一直没有开出这门课来。他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齐先生于1990年辞世——编者注），因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齐先生。

石峻

接着我要谈石峻先生，1946至1948年，他每年都在北大哲学系开出“伦理学”的必修课，涉及中、外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他讲课的风格和任继愈、齐良骥先生不同，热情奔放，随时发挥，使学生们觉得天地开阔，但也有一点副作用，就是石先生讲课时乡音（湖南口音）颇重，语速较快，有些话学生们听不清楚。我想出一个补救的法子，把听不懂或不清楚的地方归纳成几个问题，给石先生写了一封短信，请他抽时间给我点拨一下。某次他下课要我暂留片刻。他给我几本书，里面夹着纸条，叮嘱我仔细读一读有关的段落。我照着做，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过了几天，我把书还给石先生，并表示感谢。石先生说：“你还想读哪些书，请到宿舍找我。”当时他的宿舍在沙滩北大红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到处是书，我选了几本，写了一张“借条”，石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借条，你看毕还我就是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师生间的这种互信更加宝贵吗？

如果以为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只是在课堂上见到著名教授，那就不够全面真实了。我想举一个例子：当时贺麟先生是哲学系的名教授之一，他为学生们开出《西方哲学史》必修课，又开出一门选修课“黑格尔哲学”（在贺先生之前，张颐老先生曾经开出“黑格尔哲学研究”专题课）。1948年选读贺先生“黑格尔哲学”课的，共有五位学生：杨祖陶、杨宪邦、陈世夫、梅得愚和我。贺先生的讲课方法很有创意：他对黑格尔哲学作了简要介绍以后，说：你们只听教师的介绍是不够的，要直接接触黑格尔的原著，他指定我们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英文译本）。就在这一年贺先生已经把《小逻辑》译成了中文。后来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本正式出版，他在序言里提到我们五位同学的名字。我们五位中的一位杨祖陶从此下决心长期研究黑格尔哲学，他后来成为这方面有影响的专家。还要提到，我们五位和贺先生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而且有着很好的个人情谊。贺先生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日记给我们看，坦露他当年的思想见解和个人生活，仅此一事足见贺先生对我们的信任。这十分难得，要知道，贺先生当年是北大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已有成就，而我们则是毛头小伙，在人生道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贺麟

从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到1950年夏我们毕业离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北大哲学系有许多重大变化。系里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风气，这是师生出自内心的迫切要求。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胡绳先生曾先后到学校文学院讲演。哲学系请艾思奇先生开设“辩证唯物论”讲座，何干之先生主讲“中国革命史”课，侯外庐先生开出“中国思想史专题”课等等。在以上多次讲演和专题课的场合中，我亲眼看到哲学系的教授们和讲师们自觉地参加听课，他们虚怀若谷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一代学人们在时代大变动的历史时刻追求真理的风范。

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下半年贺麟先生为我们开出“列宁哲学笔记：关于黑格尔《小逻辑》笔记”的专题课，采取讨论的方式。在讨论中，贺先生有时回答问题，有时他也提出一些问题，要学生们回答。至今我仍然记得，贺先生说，他是初学辩证唯物论，体会不深，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思考，例如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而同一是相对的论点，在理解上还有一些障碍，将进一步学习和思考。这些折射出前辈学人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社会科学界受苏联学界一些影响，在哲学史研究方面，力求找出“两大阵营”即唯物论和唯心论，并揭示这二者间的斗争，认为唯物论的一方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而唯心论则是社会落后和反动势力的代表。这种认识如果成为一个公式并到处套用，很难有说服力。当时我在此问题上感到困惑，曾经向石峻先生请教。他正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广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准备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汇编》。他这样回答我：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可以看到，当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力求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找到一条出路的进步思想家们，在哲学上也在探索，可能走向机械唯物论，也可能受到唯心论的某些影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这就需要进行研究，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不是一个简单公式所能解决的。

当时学人们用了不少精力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属于哪个“阵营”，特别是关于老子哲学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在学界争论很久，没有一致的意见。事隔数十年，当任继愈先生年届90岁高龄时，他在新著《老子绎读》一书的“附录”中，反思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争论，写下这样令人深思的话：

“ 我一向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总期望把它弄清楚。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两方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如果说方法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任继愈《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载《老子绎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4页。）

这种认真的学术反思精神，表现出一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学术大家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我有很深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