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维喜 高江涛：陶寺遗韵：解密尧舜古都之谜

#记录我的2026#2021年10月，陶寺遗址以独特的文化面貌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宝贵遗址，蕴含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宏伟的城址与完备的都城要素使其成为四千多年前中原大地上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早期国家的万邦时代，埋藏在这座陶寺遗址下，等待人们的解密。

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是其兼容并蓄吸收多元文化因素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之一包容性的典范。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上承五千多年先行文明，下接四千年王朝更替，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重要节点。陶寺遗址同浙江良渚、陕西石峁以及河南二里头遗址并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性遗址。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之地

尧舜禹，这三个名字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他们是夏王朝建立前，中原大地上各部族推选出来的首领，见于《史记》《尚书》等各类古籍记载，他们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

随着陶寺考古工作的展开，尧舜禹时代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时代”，而应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信史。陶寺遗址分布范围和地望与文献所载的“尧都‘平阳’”以及“唐虞及夏同都‘冀州’”相吻合。并且，陶寺遗址的年代是距今4300—39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大禹建立夏王朝的时间节点是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之前的200余年可能正是大禹之前尧舜所处的唐虞时代。此外，陶寺遗址出土的诸多文物也与尧舜密切相关，比如龙纹陶盘、“文尧”扁壶、测影“圭尺”等等，不一而足。

陶寺遗址发现于1958年，并于次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随着寻找夏文化热潮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陶寺遗址所处区域开展调查工作，明确了陶寺遗址的釜灶、直口肥足鬲、扁壶等日用陶器极具地方特色，随后在1978年展开了历时七年半、共15个季度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将陶寺遗址首次真正呈现在大众视野内，确定四千多年前临汾盆地存在一群独具文化特色的部族，即陶寺文化。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发现不同规格的墓葬1300多座，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分化特征，出土特磬、鼍鼓等礼乐器的高等级“王墓”数量极少，不足百分之一，平民墓占据绝大多数。除了墓葬，发掘出土的遗物有龙盘、鼍鼓、彩绘木器、铜铃、玉石钺、绿松石头饰以及成组的石镞、骨镞等，尤其是蟠龙纹陶盘、铜铃、鼍鼓和朱书扁壶等器物，将与之相关文化遗物的历史往前提了数百至一千年。至此，陶寺遗址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遗址，凭借其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掘结束转入室内整理十余年后，陶寺考古迎来了新纪元。为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寻找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为重心，再次启动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周期较长，从1999年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墙、遗址功能分区、宫城三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连续几年钻探辅以试掘的模式，逐渐摸清了陶寺城址的规模与布局。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结构趋于成熟，形成完善的“双城制”，内有大致呈长方形的宫城，面积近13万平方米，外有较为方正的外郭城，面积高达280余万平方米。

宫城内钻探发现有十余处大小不等的夯土基址，可能有规范化的宫殿建筑群，并且配有池苑作为景观。已发掘的1号建筑基址总面积约6500平方米，整体大台基，其中一座主殿保存状况最好，留有三排18个柱洞，面积可达450平方米。1号建筑基址的北侧和东南方向分别又发现配套有疑似储冰的“凌阴”和烹饪“东厨”建筑遗迹。宫城外围区域也被有效地规划利用，宫城的东南方向不远处，设立有仓储区，成片的窖穴用于储藏，可能专供王族使用。外郭城的东南角不但有早期和中期的王族墓地，还营建了用于观象授时或举行祭祀活动的观象台；外郭城的西南角设有专门用于制陶、制石、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区；外郭城的西北角则是普通居民区。

“和合”与“创新”理念的源头与展现

宏伟广阔的城址、井然有序的布局、等级森严的阶级、精美绝伦的玉饰等等，无一不显示陶寺文化的繁荣鼎盛。陶寺文明的形成离不开陶寺文化的两个核心理念，“和合”与“创新”。两大理念既是陶寺文化强盛的根本，又是其文化内涵的特质，更是其独特魅力所在。

“和合”理念蕴藏着多层含义，其中“和”寓意和善、包容，“合”则蕴意融合、多元，和合理念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大一统”观念。陶寺文化“和”的理念主要体现在强而不战、盛而不扩。从陶寺文化的聚落分布来看，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临汾盆地，没有十分明显的文化强势扩张的态势。

陶寺文化中期“王级”大墓M22的出土遗物也折射出“和”的思想。M22随葬品极其丰富，仅墓室就出土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M22墓葬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竖立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下颌两侧各对称排列三件彩柄玉石兵器，而南侧壁龛中出土的漆木器内放置了两件象征兵器的“玉戚”。这种随葬方式与《周易·大畜卦》所载“豮豕之牙”和《易传·昭力》所载“夫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相符，体现了卫兵弗用、修兵弗战的和善思想。

此外，文献典籍如《尚书·尧典》“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和《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等等，诸如此类称赞尧以“合和”为政的德行，与陶寺文化强盛而不扩张的“和合”思想相一致。以“和”为政的理念始于陶寺，承于后世。《孟子》云：“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可见商周时期的汤与文王也以仁德兼爱天下，王都面积亦不过百里，却使各方诸侯为之臣服。经过四千年“和合”思想的熏陶，“和”以待人的理念深入国人的骨髓，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交际注重以和为贵，待人和善亦能招财进宝，和气生财。

陶寺文化协和万邦的同时，也吸纳融合四方文化的精华与特质，展现出“合”的思想。陶寺遗址出土的高等级玉石器如玉璧、玉琮、玉钺以及玉兽面等，并非晋南地区本土原有。其中玉璧、玉琮常见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石钺则明显含有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特征；而玉兽面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陶寺遗址出土的日用陶器除了本土庙底沟二期文化面貌，也展现出复杂的多源性，既有大汶口文化的大口罐、高领折肩尊，又有石家河文化的粗体觚，还有关中龙山文化的单把鬲，等等。陶寺文化墓葬中常见随葬绿松石饰品的风俗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极其相似；陶寺文化建筑常用白灰皮装饰墙体与地面的方式也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密切相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陶寺文化对周邻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使其成为自身文化内涵的底色，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皆受其惠。

陶寺文化兼收并取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并非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有所扬弃或改造，可谓推陈出新，展现出陶寺文化的创新理念。散见于陶寺文化的玉琮、石琮，大多形态矮小，纹饰简单仅见阴刻线纹，未曾见到良渚玉琮上繁缛的兽面纹。良渚文化流行的神人兽面纹和鸟纹装饰玉钺的方式也被陶寺文化所摒弃，转而使用素面玉钺，并且玉钺有从宗教法器向装饰品转变的倾向。扬弃创新并非仅见于玉石等高等级遗物，也普遍存在于日用陶器方面。在陶寺中期陶寺人群还“研发”出“无领平唇鬲”作为鬲模用于批量生产陶器，尽管由于工序复杂被迅速淘汰，但为后世的模范铸铜工艺提供了蓝本，反映出陶寺人群不凡的创新精神。

陶寺文化的“创新”理念，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在制度方面的建设也突破了以往时代的束缚，对都城规划、宫室营建、礼乐用器、丧葬风俗等都有开拓创新，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陶寺遗址的都城是典型的宫城—外郭城“双城制”，一改五千年原始文明的单城制，为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开辟了新思路。“双城制”即注重“筑宫城以卫君”，又兼顾“造郭城以护民”，对普通平民提供庇护或许是陶寺城址有别于其他早期城址的独特理念，体现了政权首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并且，陶寺城址的城内规划已经初具模型，宫城、王陵区、礼制建筑区、大型仓储区、手工业区以及普通居民区等根据功能不同分区而建，是二里头夏都遗址九宫格布局，乃至唐代里坊制度的源头。作为城址核心区域的宫城，其内部宫殿营建也颇有讲究，成片的夯土建筑基址组成宫殿建筑群，尽显王族气派。此外，还形成同一夯土台基修建一组建筑群的规制，且建筑群则多以主殿和庭院为核心，增加廊庑、门塾等配套建筑，必要时甚至设有凌阴建筑，丰富建筑群的功能性。

不同于其他早期遗址零星出土的乐器，陶寺遗址出土的乐器种类繁杂且可组合使用，与《舜典》所载“八音”密切相关。鼍鼓属八音之革，特磬属八音之石，陶埙属八音之土，铜铃属八音之金，木柷属八音之木。丝竹之类的乐器难以保存，故暂未在陶寺遗址中发现。陶寺遗址出土乐器是特定场合使用的礼仪性乐器，为上层贵族所独有，是后代礼乐制度的发轫，也是维护政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具有显著的阶级性。陶寺墓葬的发掘反映了陶寺社会的丧葬制度。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根据墓葬的尺寸规格以及随葬品数量可划分为五个等级，并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葬具豪华、随葬品数量丰富的王族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数量极少，处于社会最底端的贫民数量众多但葬具简陋且无随葬品。不同等级的人群采用不同规格下葬，等级森严，阶级分化显著。

陶寺遗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是衔接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四千年王权国家的关键节点。作为中华文明主脉的核心，其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和合”理念与“创新”理念的萌发。陶寺遗址所展现的宏伟城址和精美器物，无疑证明了这一时期文明的辉煌与繁荣。然而，它们终将随着岁月的流失埋藏在滚滚黄沙之下，唯有理念思想代代相传。纵观陶寺以后四千年王朝兴衰，盛世无不以“和合”治天下，以“创新”强国力。

原文刊于《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 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