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希特勒行动82周年：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 - 英雄、叛徒，还是糊涂虫？

编者按：

本文由李珂女士创作，网名keke，历史学硕士，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硕士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曾翻译《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钻石黄金与战争：大英帝国、布尔人与现代南非的形成》等书，文章见于键睿智库、环球时报、青年参考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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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德国军官冯·施陶芬伯格携炸弹前往“狼穴”指挥所，试图炸死希特勒和一众高官，然后发动政变，推翻纳粹政权。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政变也被扑灭。

近年来，历史学家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在《施陶芬伯格：一部家族史》（Stauffenberg: a family history, 1905–1944），记者露丝·霍夫曼（Ruth Hoffmann）《德国的托词：关于“施陶芬贝格刺杀案”的神话——1944年7月20日事件是如何被粉饰的》（Das Deutsche Alibi:Mythos »Stauffenberg-Attentat«–wie der 20. Juli 1944 verklärt und politisch）里披露，720政变的参与者，早年大多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冯·施陶芬伯格尤为热情。

他不仅参与侵略战争，还负责招募伪军。后来他恐惧战败的后果，又对战争受害者感到内疚，因此发动政变。二战结束后，各方势力对“720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读，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这件事已经过去81年，但仍有很多谜团有待解开……

《施陶芬伯格：一部家族史》

《德国的托词：关于“施陶芬贝格刺杀案”的神话——1944年7月20日事件是如何被粉饰的》

一 政治“花孔雀”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1907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冯·施陶芬贝格（Alfred von Stauffenberg）伯爵是符腾堡国王的宫廷大臣。

1918年德国革命后，符腾堡国王正式退位，改称公爵，其父仍然担任其“宫廷议长”，直至1928年退休。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早年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退学疗养两年后，虽然经补课勉强通过高中毕业考试（Abitur），却放弃进入大学。在家族的人脉帮助下，1927年，他进入军校学习，在1930年正式成为军官。

施陶芬伯格家族的家徽

根据传记作者乌尔里希·施利（Ulrich Schlie）的说法，虽然作为德国国防军的一员，施陶芬贝格被禁止参加任何政治示威或加入任何政党，但他一生都对政治感兴趣。

另一个传记作者哈拉尔德·斯特凡（Harald Steffahn）也表示，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施陶芬贝格中尉像许多德国军官一样，同情阿道夫·希特勒，认为希特勒是一位行动派，有潜力将人民团结在他周围，超越阶级和党派界限。

在1932年4月的选举前夕，施陶芬贝格公开支持希特勒认为两人的政治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

“领导理念……与民族共同体理念、‘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则、反腐败斗争、反对大城市精神、种族主义思想以及建立以德国为主导的新法律秩序的意愿相结合，在我们看来，对未来是健康且充满希望的。”

施陶芬贝格的夫人-玛格达莱娜·妮娜·冯·莱兴费尔德(1913年8月27日- 2006年4月2日)，摄于1929年，时年16岁

1933年9月26日，施陶芬贝格与尼娜·冯·莱兴费尔德（Nina von Lerchenfeld）举行婚礼。

妮娜曾问施陶芬贝格为何选择她，他回答说，他认为她适合做他孩子的母亲。他还告诉未来的岳母，根据腓特烈大帝的说法，军官的妻子是必要的恶。

1933年夏天，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中尉和妮娜·冯·莱兴费尔德在班伯格家中花园露台上合影，不久后二人就订婚了

尼娜的父亲冯·莱兴费尔德男爵曾是德国外交官，曾在沙俄治下的立陶宛任职。而妮娜的教父教母是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夫妇，长期从事沙俄复辟活动。

早在军校就读时，施陶芬伯格就在闲暇时学习俄语，对东欧的领土野心勃勃，占领波兰后，更是宣称“我们必须波兰进行系统的殖民”。

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后，施陶芬贝格对其大规模扩军的计划非常着迷。根据传记作者彼得·霍夫曼的说法，

“施陶芬贝格会滔滔不绝地谈论纳粹主义，以至于陆军学院的同学们要求他如果想和他们同桌吃饭，就不要谈论政治话题”。

施陶芬贝格的表兄凯撒·冯·霍夫阿克（Caesar von Hofacker）与他一起为纳粹党奔走呼吁，参加游行，甚至主张“以进攻手段”征服德国边境以东的土地，“彻底废除选举，以独裁统治取代国会”。

施陶芬贝格妻子尼娜的一位亲戚说，1944年7月他发动政变未遂时，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惊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纳粹主义者。

施陶芬伯格相貌英俊，扮演了一个政治“花孔雀”的角色，频繁出风头。1933年，冲锋队请雕塑家弗兰克·梅纳特（Frank Mehnert）设计纪念碑，居然选择了施陶芬伯格做冲锋队员的模特，计划安放在马格德堡大教堂前。

自1934年3月，梅纳特来到班贝格，为他作雕塑，直到6月30日罗姆在“长刀之夜”中垮台。后来，梅纳特又为马格德堡市政府创作了一座工兵雕像。

施陶芬伯格和梅纳特一致认为，雕像不能雕成一个普通士兵，面容不能过于“平庸”，以免显得智力低下，坚持要采用“施陶芬伯格的五官”。

这座雕像于1939年12月2日揭幕，安放在马格德堡的易北河大桥旁。

梅纳特以施陶芬伯格为原型设计的士兵雕像

施陶芬伯格这一系列政治活动，除了为满足虚荣心，还为谋求前途。1936年，施陶芬贝格被选派到柏林的陆军学院受训。

尽管在学术上有瑕疵（建议用骑兵与坦克协同，并且插手伞兵问题），但在1938年6月23日在毕业典礼上为纳粹德国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后，他还是两天后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作为第一轻步兵师的作战参谋，他于1938年10月参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年9月，他又率军入侵波兰，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

“那里的人民简直是乌合之众，犹太人很多，混血儿也很多。他们只有在枷锁之下才感到自在。成千上万的囚犯对我们的农业来说将是很好的资源。在德国，他们肯定会很有用……。”

第1轻装师的指挥官们合影于1938或1939年，中间者为第1轻装师师长弗雷德里希-威尔海姆·冯·洛伊佩尔少将（ Friedrich-Wilhelm von Loeper ）、右五为时任时军需参谋（(Ib Quartiermeister）的斯陶芬贝格骑兵上尉

这里指的除了犹太集中营，还有“东方劳工”计划，即从东欧抓捕斯拉夫居民，送到德国做奴隶。

但是，施陶芬伯格很快就展现了性格中的另一面。1939年9月4日，一名德国军官怀疑两名波兰妇女向波兰炮兵阵地发信号，无凭无据就枪杀了她们。

施陶芬贝格虽然平日与他交好，却不依不饶，将他送上军事法庭审判。让施陶芬伯格感到不愉快的是，这名军官虽然被降级，却获得了大赦。

1939 年 10 月在波兰的第1轻装师军官。右起第四位是师长洛佩尔少将，正在吸烟并面对镜头的是施陶芬贝格。两人都佩戴着肩带（schulterriemen），这种穿搭在一年后因被认为在战场上不实用而被德军废除

二 反叛与密谋

1939年11月，施陶芬伯格正式调任总参谋部工作。在这里，他依旧处事高调，不仅时常朗诵诗歌，还把希特勒的大幅画像挂在办公桌后面，但“有人觉得他似乎在过着某种双重生活”。

德国在1941年入侵苏联后，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此前，纳粹宣传机构抹黑苏联，称其为一小撮敌视西方文明的“犹太人”统治的国家，一旦被德军进攻便会崩溃。然而，德军遇到了苏联军民的激烈抵抗，美国又向德国宣战。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德国成了众矢之的。

施陶芬贝格在1942年8月告诉朋友约阿希姆·库恩（Joachim Kuhn），犹太人和其他平民遭受的待遇是骇人听闻的，希特勒在战争起因上撒了谎，因此必须被除掉。

他预感到，战败后自己也将作为帮凶接受惩罚，曾说：“作为总参谋部军官，我们都必须承担责任。”他的表弟彼得·约克·冯·瓦滕贝格伯爵（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也供认，之所以反叛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

1942 年夏，乌克兰文尼察，驻乌克兰德军司令部。同在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第2处（Organisationsabteilung des Generalstabes Oberkommando des Heeres）任职的施陶芬贝格少校和阿尔布雷希特-里特-默茨-冯-基尔海姆少校。两人是亲密战友，也都是 1944 年 7 月 20 日密谋的成员，均于 1944 年 7 月 21 日被处决

施陶芬贝格开始拉拢德军将领。1943年1月26日，曼施坦因在日记中记录了与施陶芬贝格的谈话，战后回忆录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他告诉施陶芬贝格，会尝试说服希特勒做出改变，但施陶芬贝格只寻求用武力推翻希特勒。

曼施坦因威胁说，如果再不闭嘴，就要逮捕他。密谋者试图说服古德里安，克鲁格和冯·伦德施泰特等人，但也失败了。

由于多次对希特勒发表不满言论，施陶芬伯格留在总参谋部对他的同事和他自己来说都十分危险。他告诉妻子，他“陷入了困境”，必须到前线暂避风头。1943年2月中旬，他抵达北非，告诉师长他在总司令部惹上了麻烦，很高兴能远在非洲。

1943年2月20日，抵达北非后不久的施陶芬贝格中校，在位于托尼斯凯赛林火车站的德军第10装甲师师部与师长弗里德里希·冯·布罗伊希少将交谈

当他抵达突尼斯前线时，德军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1943年4月7日，在部队撤退途中，施陶芬贝遇到轰炸，失去一只手和一只眼睛。

施陶芬贝格生前的最后一组全家福照片，于1943 年夏在巴登符腾堡州劳特林根城堡母亲家中休病假时拍摄。他在突尼斯失明后戴上了眼罩。照片中残缺的右手清晰可见。从左至右海默兰（儿子）、瓦莱里娅（女儿）、伊丽莎白（侄女）、阿尔弗雷德（侄子）和弗朗茨-路德维希（儿子）

但他因祸得福，不仅洗脱了嫌疑，还成了“战争英雄”，伤愈后重返总参谋部。1944年6月中旬，他出任后备军司令（Befehlshaber des Ersatzheeres）的参谋长。

1944 年 6 月 14 日摄于于勃兰登堡州波茨坦的克拉姆普尼茨骑兵和装甲兵学校（Kavallerie- und Panzertruppenschule Krampnit）。根据反纳粹同谋阿尔布雷希特-里特-默茨-冯-基尔海姆（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写给妻子信里描述，这是在一次马术表演后不久，军官餐厅里举行的一场简单的晚宴和酒会。是为施陶芬贝格上校举行的 "欢送会 "的一部分，他将于 7 月初从 陆军总务处（Allgemeines Heeresamt）调任 为后备军总参谋长（Chef des Generalstabes des Ersatzheeres）。这两个机构都位于柏林本德勒街区的蒂尔加滕（Tiergarten）建筑群内。但不晓得什么原因，照片里施陶芬贝格仍戴着中校军衔标识，而从1944年4月起他就已经是上校了。此图站在中间的高个子是他原来的上司陆军总务处参谋总长维克多-林纳茨中将（Viktor Linnarz）

德军在1941年制定了“女武神”计划（Unternehmen Walküre），原本用于镇压“东方劳工”和苏联战俘的反叛。

1944年2月11日，施陶芬贝格签署了一项重要修改指令，使得该计划可以抽调多支部队，夺取关键职位。此外，在施陶芬伯格的倡议下，组建了听命于纳粹德国的伪军——俄罗斯解放军（РОА）。

达本多夫学校（Дабендорфская школа РОА）于1943年建立，设置在柏林以南40公里处。这所学校的职能是，不仅开设了军事课程，还开设了政治课程，训练沙俄遗老遗少和苏军战俘。

从1943年到1945年，有多达5000人在达本多夫接受培训。苏联叛将安德烈·弗拉索夫（АндрейВласов）是这支伪军的头目。

1943年5月5日，弗拉索夫名义上领导着约40万至60万名志愿兵（Hiwi）。加上白俄哥萨克，总计有100万至200万名俄国流亡者在德军中服役。

弗拉索夫在向伪军训话

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冈察连科（О. Г. Гончаренко）和美国历史学家达林（Alexander Dallin）等人的研究，在720事件发生之前，消息就已经在许多圈子里尽人皆知，甚至包括俄国流亡者。可能是后者利用了施陶芬伯格对斯拉夫人的同情，说服他亲自动手，并承诺会提供支持。

1944年7月20日上午，施陶芬伯格在“狼穴”的会议室里安放炸弹，然后匆匆离去。下午3点45分左右，他抵达柏林，谎称自己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死亡。然而，炸弹并没有炸死希特勒，只是让他受了轻伤。

可能是关于720事件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也是唯一一张施陶芬贝格和希特勒同时出现的照片，摄于 1944 年 7 月 15 日，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元首大本营“狼穴” （Wolfsschanze），从左往右的是施陶芬贝格、元首及国防军总司令海军副官(Adjutant der Kriegsmarine beim Führer und Oberster Befehlshaber der Wehrmacht)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Karl-Jesko von Puttkamer ）、德国空军总司令部与元首大本营联络官（ Verbindungsoffizier zwischen dem Oberbefehlshaber der Luftwaffe und dem Führerhauptquartier）卡尔-海因里希·伯登沙茨航空兵上将（Karl-Heinrich Bodenschatz）、希特勒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施陶芬贝格原本计划拍摄当天引爆炸弹，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计划，因为他接到了柏林的电话，得知海因里希-希姆莱不在希特勒身边。但到了五天后的 7 月 20 日，当他再次企图暗杀希特勒时，希姆莱也不在场

政变在谋划和执行中本就存在严重缺陷，此时纷纷暴露出来。例如，施陶芬伯格从德军总部向各军事区发送电报，花费了数小时，而且与“狼穴”发出的电报相矛盾。狼穴方面在下午4点就做出反应，宣布柏林方面发出的命令无效。

由于局势混乱，包括本肯多夫学校、柏林郊外的白俄哥萨克在内的大多数势力都采取了观望态度。密谋者们发来的电报基本上被忽略了。

当天深夜，政变失败，施陶芬伯格等密谋者被处决。虽然俄国流亡者在紧要关头抛弃了施陶芬伯格，但盖世太保早已掌握相关信息，仅在柏林就逮捕了超过50人。”

720爆炸后 一片狼藉的“狼穴”会议室

1945年1月25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瑞士站站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致电华盛顿称，720密谋者、原德国情报官员汉斯·贝恩德·吉塞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逃往到瑞士，向自己报告：施陶芬贝格曾计划在德国与苏联单独媾和。

杜勒斯继续说道，如果西线德军的抵抗不能尽快瓦解，苏联军队可能会趁机深入德国腹地。吉塞维乌斯甚至宣称，施陶芬伯格希望俄国占领德国。

德国秘密警察也进行了深入调查，希望证实720密谋者犯下了叛国罪。但警方的调查结果却恰恰相反：施陶芬贝格误以为，通过科伦泰和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获得了保证，俄国将给予“公平的和平”，还幻想自己在未来的德国掌权，成为国务秘书。

但他们与任何外国势力都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密谋者冯·特罗特曾尝试与英国、苏联驻瑞典特使柯伦泰接触，都无果而终。

苏联对纳粹德国清算态度最为坚决，没有与720密谋者达成妥协。但俄国流亡者利用施陶芬伯格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利益。

冈察洛夫在《星星与万字之间的白俄侨民》里写道：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失败了，弗拉索夫在德军内部反希特勒阵营中的大多数盟友要么被处决，要么失去了对德国政府的所有影响力……然而，‘俄罗斯解放军’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数万名俄罗斯人不仅摆脱了铁丝网的束缚，而且还获得了武器。”

俄国伪军势力已经坐大，纳粹无意追究他们在720中的投机行为，而是想把他们的实力消耗在对苏战争上。

1944年11月14日，在捷克的的布拉格城堡，纳粹德国支持俄罗斯伪政权“俄罗斯各民族解放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КОНР）正式成立。1945年4月4日，弗拉索夫又确保了自己的一些同伙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监狱获释。

720事件的本质，是纳粹德国失败前夕的一次内讧。施陶芬伯格发动政变，除了恐惧战争的后果，还有对占领区人民的同情。

但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的俄国盟友并没有到来。

随后的混战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破坏，让1944年的柏林提前上演布拉格的这一幕：1945年，德军战败前夕，弗拉索夫的伪军以“响应捷克起义者”的名义在布拉格反水，大肆残杀城中的德意志族居民。

“关于德国士兵和平民遭受骇人听闻的虐待的报告铺天盖地而来。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是，德国人被倒吊在路灯柱上，然后被点燃。”

讽刺的是，伪军的投机再次失败，捷克拒绝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弗拉索夫也被苏军俘虏，在1946年被绞死。

在苏联法庭上受审的弗拉索夫

三 失败与复活

露丝·霍夫曼写道：

“1951年夏天，西德政府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0%的西德人仍然谴责刺杀希特勒的未遂事件。另有30%的人对此没有意见或一无所知。只有40%的人持积极态度。

几乎一半能够谈论7月20日事件的人都对阴谋者持负面评价……研究人员记录到，无论党派、年龄或社会阶层，人们都发表了诸如‘在我们最危难之际背后捅刀的叛徒’、‘懦弱的恶棍’、‘这些人是德国最黑暗时期最大的罪犯，只要他们还活着，就应该受到惩罚”之类的言论’。

研究人员告诫说，这项研究的发现应该引发“严肃的政治思考。”在西德，1970年，只有39%的人对720密谋分子持积极态度。47%的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日期代表什么，1964年上升到了71%。

在冷战时期，东德方面认为7月20日的政变是反动、帝国主义和反苏精英发动的起义，他们试图保全自身，本质上是反动的。

此外，苏东阵营还有意忽略俄国流亡者与施陶芬伯格合作的不光彩历史。为了与东德互别苗头，西德的政府和媒体逐渐把抵抗运动与720划上等号，其他抵抗组织充其量只是被顺带提及。

在纪念720事件40周年的演讲中，德国总理科尔宣称：德国人无辜地落入了一群肆无忌惮的匪徒的掌控之中，而这群匪徒的真实意图无人能够辨识……从未有过比1944年7月20日“为正义所展现的勇气和牺牲”更多的时刻。

他断言，在那一天，人们曾短暂地燃起推翻独裁统治，代表着“将德国及其邻国从全面战争的最终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希望。”然而，科尔高估了他们。

第一本720亲历者回忆录《至死方休》

720幸存者吉塞维乌斯的自传《至死方休》（Bis zum bitteren Ende）于1946年在瑞士出版，1947年出版英文版，由杜勒斯亲自作序。该书是第一本从内部视角记述720抵抗运动的书，但对施陶芬贝格等同谋者不乏批判之辞。

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对7月20日密谋者的调查和分析同样令人不安。施陶芬贝格等人并非自由民主社会的榜样。

仔细审视后会发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和宪法方案带有专制色彩。克劳斯-于尔根·穆勒（Klaus-Jürgen Müller）和赫尔曼·格拉姆尔（Hermann Graml）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此外，他们一致认为。许多720密谋者此前都是坚定的纳粹分子，长期支持纳粹政权并认同其意识形态。

露丝·霍夫曼更是强调，希特勒最早、最坚定的反对者来自左翼：他们是来自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男女成员，他们拒绝接受正在发生在他们国家（包括迫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事情。他们战斗到被噤声或被杀害为止。

施陶芬伯格的住宅班贝格舒岑大街20号（Schützenstraße 20）

德国坊间流传，战后施陶芬贝格的遗孀妮娜常常在班贝格的住宅里招待驻德美军，“特别致力于德国人和驻德美军的共存”，还为长子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Berthold von Stauffenberg）谋得了联邦德国国防军少将的职位。

美国人对贝特霍尔德十分器重，让他服役38年，成为合同制盛行的联邦国防军里最年长的军官。

但贝特霍尔德矢口否认自己和家人是任人打扮的傀儡。他称，他们在班贝格的别墅是被美国情报部队强行征用，并严重破坏——直到1953年才归还，而且他们不得不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才赢回了大部分家族财产。

贝特霍尔德还回忆起了五味杂陈的一幕：1945年，11岁的他在火车站看着弗拉索夫军的残部被赶上火车。

讽刺的是，他的父亲曾参与组建和装备这支部队。而这些叛徒正在被遣返回国，接受苏联的惩罚。

施陶芬伯格的长子贝特霍尔德

战后的西德是美苏阵营对抗的前沿，这一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何720事件在主流公共叙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抵抗运动备受怀疑。尽管这实际上是规模最大的抵抗力量，但却被忽视或抹杀。

而施陶芬贝格及其同谋者最初被视为叛徒，后来却被塑造成英雄。但当我们审视真实历史时，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是英雄或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