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位大诗人才华横溢让人望尘莫及，但人品却实在见不得人，真是有才无德的典型代表

长安，开元十一年。

一个来自汴州的年轻人踏入京师，怀里揣着诗稿，眼里闪着光。

他叫崔颢，这一年进士及第，春风得意。

没人想到，这个才华横溢的才子，日后会在史书上留下这样一行字：“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

才华与人品，从来不是同一本账。

盛唐的诗坛群星璀璨，却也暗影丛生。

有四位诗人，他们的诗句千年传诵，可翻开史书，另一面却让人不忍卒读。

大唐是诗的国度，也是仕途的竞技场。

从太宗朝开始，科举取士便为天下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门。

到了盛唐，诗歌不仅是风雅之事，更是通往权力中枢的阶梯。

王维以一首《郁轮袍》打动玉真公主，一举夺魁；李白虽未走科举之路，却也凭借诗名被玄宗召入翰林。

诗写得好，可以名动公卿；诗写得好，可以被举荐入仕；诗写得好，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然而，诗坛上行走的并非都是真性情的诗人。

有人以诗为心，以文载道；也有人以诗为梯，以文谋私。

唐诗的灿烂星空下，既有杜甫那样“穷年忧黎元”的赤子，也有元稹那样在宦海中起伏的投机者；既有王昌龄那样“一片冰心在玉壶”的高洁之士，也有宋之问那样把无耻刻进骨子里的钻营之徒；既有白居易那样“唯歌生民病”的诤臣，也有李绅那样晚年卷入冤案的重臣；既有孟浩然那样“红颜弃轩冕”的隐士，也有崔颢那样放纵半生、一诗封神的天才。

这四位诗人，恰好站在这条分界线的另一边。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

论出身，他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后代，算得上名门之后。

但到他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

八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带着他远赴凤翔，投靠舅族。

幼孤家贫，郑氏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元稹九岁便能写文章。

十五岁，他考中明经科。

明经科比进士科容易，但也足以让一个孤儿走出困境。

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被授秘书省校书郎。

同年，他娶了京兆韦氏的女儿韦丛。

韦丛的父亲韦夏卿当时是朝廷高官，这门婚事对元稹而言，是仕途上的一块重要跳板。

婚后七年，韦丛去世，年仅二十七岁。

元稹写了三首《遣悲怀》，悼念亡妻，其中“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读来令人泪下。

然而，写下最深情的悼亡诗的人，未必是最深情的人。

在娶韦丛之前，元稹曾有一段著名的情事——故事被写进了《莺莺传》。

那个“莺莺”的原型，据考是他在河中府任职时结识的一位崔姓女子。

元稹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张生，讲述了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

在小说结尾，张生还振振有词地说，像莺莺这样的“尤物”，不祸害自己，也会祸害别人，所以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忍情弃之。

一段始乱终弃的感情，被他包装成了道德自律。

宋人赵令畤在《侯鲭录》中引述苏轼的话说：“元稹、李绅、张籍辈，皆以淫词亵语，自暴其丑。”

韦丛去世后不到一年，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剑南东川。

在成都，他遇到了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的薛涛。

薛涛比元稹大十一岁，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才女。

两人一见如故，诗词唱和，度过了一段缠绵的时光。

但元稹离开蜀地后，便断了与薛涛的联系。

薛涛终身未嫁，晚年遁入空门。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途经江陵时，他又结识了另一位女诗人——刘采春。

刘采春是有夫之妇，丈夫周季崇也是梨园中人。

元稹却毫不避讳，赋诗《赠刘采春》，赞美她的美色与才艺。

他花钱从梨园买断了刘采春，纳其为妾。

共同生活七年后，元稹时来运转，升官回京，便抛下了刘采春。

传说刘采春投河自尽。

元稹一生与莺莺、韦丛、薛涛、安仙嫔、裴淑、刘采春等六位女子有过感情纠葛。

他写的悼亡诗和情诗，篇篇动人，可他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却一次次印证了“薄情寡义”四个字。

感情上的不检点，只是他人生的一面。

政治上的投机，才是他更大的污点。

《旧唐书·元稹传》说他“性锋锐，见事风生”。

初入仕途时，他确实有直臣的风骨。

元和元年（806年），二十八岁的元稹参加制科考试，对策第一，被授右拾遗。

他“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

元和五年（810年），他与宦官争宿驿舍正厅，被宦官鞭打伤脸。

一个敢于与宦官正面冲突的官员，看起来是有骨气的。

然而，贬谪之后，元稹变了。

他开始依附宦官，在江陵结交监军崔潭峻。

《旧唐书》记载：“稹既放志娱乐，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

从抗争者变成了依附者，从清官变成了贪官。

长庆二年（822年），元稹在宦官的帮助下拜相，但仅仅三个月就被罢免。

大和五年（831年），元稹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去世，时年五十三岁。

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

他的诗歌成就毋庸置疑，但这个人，实在让人爱不起来。

如果说元稹是“薄情”，那宋之问就是“无耻”。

宋之问，字延清，汾州隰城（今山西汾阳）人，约生于唐显庆元年（656年）。

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宋令文在高宗朝为官，以有勇力、工于书法、善属文被称为“三绝”。

宋之问是长子，继承了父亲的文才；二弟宋之悌善书法，三弟宋之逊孔武有力，“世谓皆得父一绝”。

宋之问本人仪表堂堂，“伟仪貌，雄于辩”。

上元二年（675年），年仅二十岁的他进士及第。

凭借过人的才华，他很快在文坛声名鹊起。

他与沈佺期并称“沈宋”，共同完成了五言、七言律诗的定型。

《新唐书》评价他们：“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

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

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

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中也说：“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然而，这样一位诗艺卓绝的人，为人处世却毫无节操。

武则天时期，宋之问先是谄媚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

他替张氏兄弟代笔写应制诗，参与张昌宗主编的宫廷诗集《三教珠英》。

更令人不齿的是，张易之兄弟有“溺器”之需，宋之问竟亲自为张易之捧持尿壶。

一个进士出身的朝廷官员，为了攀附权贵，甘愿做这等卑贱之事，其无耻程度，在唐代诗人中堪称之最。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

张易之兄弟被杀，宋之问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参军。

贬谪并没有让他反省。

据《新唐书》记载，宋之问在赴贬所途中，经过襄阳，住在朋友张仲之家里。

张仲之此时正在密谋除掉武三思，宋之问得知后，竟然向武三思告密。

张仲之全家被杀，宋之问则因此被擢升为鸿胪主簿。

出卖朋友换来的官职，他坐得心安理得。

还有一桩悬案，让宋之问的名声更添污点——杀甥夺诗。

刘希夷是宋之问的外甥，也是一位诗人。

他写了一首《代悲白头翁》，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

据说刘希夷把诗拿给舅舅看，宋之问非常喜欢这两句，知道这首诗还没有公开，便恳求刘希夷把这两句让给自己。

刘希夷一开始答应了，后来又反悔。

宋之问大怒，竟“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然后据为己有。

《全唐诗》和《唐才子传》都记载了此事。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宋之问真的杀了人，但这个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恰恰说明时人和后人对宋之问的人品已经没有任何信任。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宋之问再次被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

《旧唐书》记载：“先天中，赐死于徙所。”

《新唐书》则说：“赐死桂州。”

这个才华横溢却无耻至极的诗人，终于结束了他令人不齿的一生。

宋之问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没有他和沈佺期对律诗的定型，唐诗的黄金时代或许要晚来几十年。

但他的人品，却让后人不忍细读他的生平。

如果说宋之问的恶是写在脸上的，那李绅的争议则复杂得多。

李绅，字公垂，大历七年（772年）生于湖州乌程（今属浙江湖州）。

六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居润州无锡。

他长得“形状眇小而精悍”——矮小却精干，自幼博学多识。

元和元年（806年），三十四岁的李绅考中进士。

在此之前，他写下了那两首后来家喻户晓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另一首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两首诗让他名垂千古，也让后人把他想象成一个同情百姓疾苦的诗人。

然而，真实的李绅远比这复杂。

会昌五年（845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和强娶民女。

时任淮南节度使李绅接手此案。

他派观察判官魏铏审理。

调查结果是：吴湘贪污“程粮钱”属实——程粮钱是官府发给因公出差人员的粮食补贴折价——但数额不大。

依照《唐律》，罪不至死。

至于强娶民女，吴湘确实娶了颜姓女子为妻。

唐律禁止地方官在辖区内婚娶治下女子，但这是行政违规，并非死罪。

然而李绅坚持判处吴湘死刑。

朝中御史崔元藻认为有冤情，请求复查。

唐武宗派崔元藻到扬州复查。

复查结果与魏铏的调查一致：贪污属实但数额不大，强娶民女确有违规但不至死。

但李绅的靠山——宰相李德裕——在朝中极力维护李绅。

最终，武宗同意将吴湘处死。

吴湘为什么会被盯上？

问题的根源不在吴湘本人，而在他叔叔吴武陵。

吴武陵年轻时得罪了李德裕的爷爷和父亲。

两家的仇，算在了侄子头上。

而李绅之所以对吴湘如此苛刻，是为了报答李德裕的知遇之恩。

他用一条人命，还了一份人情。

会昌六年（846年），李绅病逝于扬州，享年七十四岁。

他死后被追赠太尉，谥号文肃。

然而，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吴湘的哥哥吴汝纳上诉鸣冤。

新皇帝重新审理此案，确认是冤案。

李绅虽已去世，仍被追削三官，子孙不得仕。

关于李绅，后世还流传着许多离谱的谣言。

有人说他每餐要吃三百只鸡的舌头；有人说他骄奢淫逸到了极点。

但这些说法在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

据学者考证，“李绅吃鸡舌”的故事最早出自2007年一篇缺乏史料佐证的小文章。

而“鸡舌”在唐代其实是一种口香糖——丁香，官员上朝时含在口中以避口臭。

至于说李绅奢靡无度，正史中也不见记载。

李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写出了最同情农民的诗歌，却也制造了一桩冤案。

他的才华不容否定，但他的过错也不该被遗忘。

如果说前面三位都或多或少沾染了政治与权力的泥淖，那崔颢的问题则更私人、更性情。

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约为704年至754年。

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及第。

《旧唐书·文苑传》把他与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列，称“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

一个二十岁左右就中了进士的年轻人，前途本应一片光明。

但他有个致命的问题——人品。

《旧唐书·崔颢传》的记载毫不留情：“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

崔颢虽然有卓越的才华，却没有士大夫应有的操行。

他喜欢赌博，喜欢喝酒。

到了京城，娶妻只挑漂亮的。

稍不满意，就抛弃，前后共有四次之多。

《新唐书》的记载也大致相同。

更糟糕的是，他还得罪了当时文坛的权威——北海太守李邕。

李邕听说了崔颢的诗名，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崔颢去了，献上自己的诗作。

第一首是《王家少妇》（又名《古意》），开头便是“十五嫁王昌”。

李邕读后勃然大怒，说：“小儿无礼！”

当场拒绝接待崔颢，拂袖而去。

这件事对崔颢的仕途影响极大。

李邕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一句话就可以断送一个年轻人的前程。

崔颢早期的诗风确实偏于浮艳，多写闺情。

但据唐代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记载，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

他后来到过边塞，诗风变得雄浑刚健。

一个人的诗风可以改变，但他“有才无行”的名声却没能洗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史书指斥为“无士行”的人，却写出了一首让李白搁笔的千古绝唱。

黄鹤楼，位于武昌蛇山。

崔颢登楼远眺，长江浩浩汤汤，烟波渺渺。

他提笔写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价：“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本想赋诗一首，看到崔颢这首题诗后，赞叹不已。

据说他感慨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然后搁笔而去。

后人在黄鹤楼修建了“搁笔亭”以纪念此事。

这个传说未必是史实。

但李白确实曾两次模仿崔颢《黄鹤楼》的格调作诗，一次是《鹦鹉洲》，一次是《登金陵凤凰台》。

诗仙的模仿，是最高的致敬。

崔颢官终尚书司勋员外郎。

他的一生，前半生放纵，后半生沉淀。

一首《黄鹤楼》，让他名垂千古。

可史书上的那几行字，也让后人永远记住了他“有才无行”的另一面。

四位诗人，四种人生，同一个悖论。

元稹写下了最深情的悼亡诗，却以最薄情的方式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位女子。

他年轻时敢于对抗宦官，晚年却依附宦官。

宋之问奠定了律诗的规范，却把无耻刻进了骨子里——替男宠端尿壶、出卖朋友、可能还杀了自己的外甥。

李绅写出了最同情农民的《悯农》，晚年却制造了一桩冤案。

崔颢一首《黄鹤楼》让李白搁笔，却在史书上留下了“无士行”的定评。

才华和人品，在这些人身上成了两条背道而驰的线。

线的一端是照亮千年的诗句，另一端是让人不忍细读的人生。

有人会说，这是时代的局限。

唐代的官场本就是名利场，身处其中的人难免被异化。

也有人会说，这是人性的复杂。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伟大的诗人和卑劣的小人。

但这些解释，都无法抹去一个事实——作品可以传世，人却无法伪装。

读元稹的诗，你会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而感动；读他的生平，你会为那些被辜负的女子叹息。

读宋之问的诗，你会惊叹于他对仗的精妙；读他的生平，你会对“无耻”二字有更深的体会。

读李绅的《悯农》，你会感受到他对农民的悲悯；读吴湘案，你会明白权力可以如何扭曲一个人。

读崔颢的《黄鹤楼》，你会为那“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意境沉醉；读他的传记，你会看到那个在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的浪荡子。

这就是历史的两本账。

一本记在文学史上，一本记在正史里。

一本是公开的，一本是隐秘的。

一本是传颂的，一本是被遗忘的。

但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元稹的《莺莺传》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里程碑；宋之问和沈佺期对律诗的定型，是唐诗走向巅峰的关键一步；李绅的《悯农》至今仍在小学课本里，教着一代又一代孩子珍惜粮食；崔颢的《黄鹤楼》，被后世至少三十位诗论家称赞过。

他们的作品，已经不属于他们个人，而属于整个文明。

但他们的为人，却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历史的审判。

《旧唐书》和《新唐书》把他们的人生一字一句地记了下来。

不是要后人去憎恨他们，而是要后人记住——才华可以让人飞得很高，但人品决定了一个人能飞多远。

诗可以传千年，人只能活一世。

这一世怎么活，写在史书里，也写在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心里。

长安。

开元十一年。

那个汴州年轻人踏入京师的时候，心里装的只有诗和远方。

他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写下“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句子，也不知道史书上会留下“好蒱博饮酒……前后数四”这样的记载。

诗是留给后人的，人是留给历史的。

诗传了下来，人也传了下来——连同那些光芒之下的阴影。

千载之下，黄鹤楼依旧立在江边，游人如织。

有人在楼上吟诵崔颢的诗，有人在楼下谈论崔颢的人。

诗还是那首诗，人还是那个人。

一样真实，一样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