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年，继母离世后，他带来的女儿准备离开我家，被我一把拉住

楔子

2001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的一场冷雨过后，邯郸城西的槐树巷就彻底凉透了。巷子口那盏老路灯的灯罩裂了一道缝，光漏出来像一把碎银子，洒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我站在自家院门口，看着继母李桂芬最后一点东西被搬上三轮车——一个掉了漆的樟木箱子，一床打了补丁的棉花被，还有她用了半辈子的铝锅。巷子里飘着谁家炸丸子的油香，混着湿漉漉的煤烟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继母是三天前走的。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前后不过四个月。她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睁得很大，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我爸当时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头垂得很低，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刚打来的热水，壶嘴冒着白气，模糊了我的眼镜片。

继母带来的女儿叫沈月，比我小两岁。她站在三轮车旁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扎成一把马尾，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一点清鼻涕。她没哭，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个樟木箱子被麻绳捆紧，看着三轮车师傅拍了拍车把说"走了"。然后她转过身，背上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往巷子口走去。

我一把拉住了她。

"你去哪儿？"

她的手很凉，像一块放在窗外过夜的铁。她没回头，声音闷闷的："回我姥姥家。我姨说好了来接我。"

"你姨在哪儿？"

"石家庄。"

"你一个人去？"

"我又不是小孩。"

我攥着她的手腕没松。我爸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这几天老了很多，头发一夜之间白了一大片，眼袋耷拉着，像两只装满了沙子的口袋。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屋，门帘在他身后啪嗒一声落下。

"沈月，"我说，"你先别走。"

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她的眼睛很黑，黑得看不见底，里面映着我的脸——一张十八岁的、被冻得发红的、长了几颗青春痘的脸。她看了我几秒钟，然后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动作很轻，但很坚决。

"我留这儿干什么？"

"这是你家。"

"那不是。"她朝院子里努了努嘴，"那是你家。李桂芬是你爸的媳妇，又不是我妈。"

我愣住了。倒不是因为她这话说得难听，而是她说话的语气——太冷静了，冷静得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她妈刚死，她就要一个人去石家庄投奔一个她嘴里叫"姨"的、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的亲戚。这不对。

"你姨叫什么？住石家庄哪儿？电话号码多少？"

她抿了抿嘴，没说话。

"你根本没姨吧。"

她的耳根红了一下，在冷风里像冻伤了一样。我蹲下来，看着她那个帆布包的拉链没拉严实，露出一角折得整整齐齐的蓝布——那是继母生前常穿的那件罩衫。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酸得发胀。

"沈月，"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当点，"你妈临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抬起头，眼睛里的警惕像玻璃一样碎了条缝。

"她让我照顾你。"

这话是假的。继母走的时候已经说不了话了，她只是睁着眼睛看了我很久，我那时候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一个母亲，看着自己十六岁的女儿，以后没了妈，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活下去。她说不出来了，只能用眼睛看，把那一辈子的牵挂都装在那一眼里。

沈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滴一滴地砸在帆布包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没有声音，就那么站着哭，肩膀抖得像风里的叶子。巷子口那盏破路灯忽然闪了几下，灭了，又亮了。冷风裹着煤烟味从巷子深处灌进来，我打了个寒战，伸手把她拉进了院子里。

"先进屋，外面冷。"

我爸掀开门帘，看了我们一眼。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炉子上的水壶提下来，往搪瓷杯里倒了热水，推到我面前，又推了一个杯子到沈月面前，然后转身进了里屋。门关上了，我们听见他在里面咳嗽，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槐树巷在这个冬天变得特别安静。隔壁刘婶家的小儿子去年考上了大学，去了南方，大儿子在钢厂上班，三班倒，白天家里没人。对面王奶奶的儿子媳妇闹离婚，闹了大半年，上个月终于离了，王奶奶一个人带着孙子，也不怎么出门。整个巷子就像一口枯井，偶尔有脚步声从井口经过，也是急匆匆的，没人想多待。

沈月在堂屋的方桌边坐下，端起搪瓷杯暖手，没喝。她的手指很细，关节微微凸出来，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我注意到她右手食指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继母去世前一个月，她在家剁菜的时候切的。那天她一声没吭，自己找了块布条缠上，还是我看到了血才找的创可贴。

"你饿不饿？"我问。

她摇摇头。

我从橱柜里拿出两个馒头，放在炉子边上烤。煤炉的火不旺，红彤彤的像一只瞌睡的眼睛，馒头皮慢慢变焦，裂开几道口子，散发出粮食的香气。沈月的肚子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堂屋里很清楚。她的脸又红了，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被烫得嘶了一下。

我把烤好的馒头掰开，夹了两块咸菜疙瘩递给她。她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腮帮子鼓起来又扁下去，像一只认真储存过冬粮食的松鼠。我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也吃了一个馒头，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只有炉火偶尔噼啪一声，溅出几点火星。

"你以后咋办？"我终于还是问出来了。

她嚼馒头的动作慢下来，咽下去之后想了想："我找活儿干。我会缝纫，我妈教过我。"

"你才十六，谁要你？"

"我有身份证。"

"那是学生证。"

她不说话了，低头掰馒头，把皮撕下来一条一条地吃。我看着她的头顶，头发有点油了，大概好几天没洗。继母住院那阵子，她白天去学校，放学就到医院，晚上回来还要做饭洗衣服，哪有空顾得上自己。

"你先住着，"我说，"别想着走。等过了年再说。"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还是黑得看不见底，但里面那层冰好像化了一些。她没答应，也没拒绝，就那么看着我，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把我妈以前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沈月住。我妈走得早，我七岁那年，一场车祸，连句话都没留下。那个房间这些年一直空着，我爸不让人动，连打扫都很少，里面有一股陈年的灰尘味和樟脑丸的味道。我把床单换了，被子抱出来晒了晒，虽然冬天的太阳没什么力气，但总比潮着好。沈月站在门口，抱着那个帆布包，看着房间里那张老式的木床和床头柜上我妈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什么都没说。

"这是我妈的房间，"我说，"你放心住。"

她点了点头，走进去，把帆布包放在床尾，然后坐在床沿上，用手摸了摸床单的边角。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但说什么都不合适，最后还是把门带上了。

夜深了，槐树巷彻底静下来，只有北风从屋顶掠过，呜呜的像有人在哭。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去年下雨就开始渗水留下的黄印子，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没有声音，沈月大概也睡不着，但她不像我，她翻身的动静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沈月的那天。那是六年前，1995年秋天，我刚上初一。那天放学回家，推开院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在院子里晾衣服，旁边站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裙子，怯生生地看着我。我爸从屋里出来，搓着手，嘴唇哆嗦了半天，说："这是你桂芬姨，以后……以后跟咱们一块儿过。"

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大概什么都没说。我走进屋，把书包扔在桌上，然后站在窗前往外看。那个叫李桂芬的女人继续晾衣服，动作麻利，把一件件湿衣裳抖开、抻平、挂上铁丝。那个小女孩蹲在墙角，拿一根树枝戳蚂蚁窝，戳了两下就不戳了，回头看了窗户一眼，刚好对上我的目光，又赶紧扭过头去。

后来我才知道，李桂芬的男人前两年在矿上出了事，没了。她一个人带着沈月，在娘家住了两年，嫂子不待见，天天甩脸子，实在待不下去了，才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爸。我爸是个闷葫芦，在运输公司开货车，一出门就是三五天，家里缺个女人收拾，也缺个女人说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凑到了一块儿。

那几年日子过得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李桂芬做饭手艺一般，但从不糊弄，总能弄出三四个菜摆在桌上。她对我不冷不热，不打不骂，也不怎么亲近，就像对待一个合租的室友。沈月倒是慢慢跟我熟了，从最开始不敢跟我说话，到后来会问我借作业抄，再到后来放学路上偶尔等我一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我们之间没有姐弟相称过，她叫我"喂"或者"哎"，我连叫都不叫她，有什么话直接说。

去年，沈月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住校，一个月回来一趟。她妈高兴得不行，杀了一只鸡炖了，我爸破天荒喝了半瓶白酒，脸喝得通红，拍着桌子说："好好读，考上大学，爸供你。"沈月低着头扒饭，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看见她扒饭的速度慢下来，筷子顿了一下。

谁能想到，这才过了一年多，人就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看见沈月已经在院子里了。她把我妈房间的窗户打开了，正在擦窗台，旁边放着一盆水，水已经黑了。她换了件干净的毛衣，头发也洗了，湿漉漉地披在肩上，看见我出来，说："我把屋子拾掇拾掇。"

"你不用……"

"空着也是空着。"

她说完继续擦窗台，动作很仔细，连窗框缝里的灰都用指甲抠出来。我站在台阶上看了她一会儿，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就去厨房热粥了。粥是昨晚剩的，放在炉子上慢慢煮，咕嘟咕嘟冒着泡。我往里打了个鸡蛋，搅散了，又撒了一小撮盐。

沈月擦完窗户进来，我把粥碗推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说："你昨天说的话，算数不？"

"啥话？"

"让我照顾我的话。"

我愣了一下，想起来昨天拉她的时候胡诌的那句，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嗯了一声。

"那行，"她用筷子搅着粥，低头看着碗里打着旋的蛋花，"我住到过了年。过了年我走。"

我没接话。院子里的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的天空，像一只等待的手。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堂屋的门帘被掀起一角，露出外面阴沉沉的天。这个冬天还有很长，长到看不见尽头。

我爸又出车了。运输公司的活儿不能停，一趟货从邯郸拉到郑州，来回三天，他本来不想去，但队长打电话说人手不够，老赵的腰闪了，实在顶不上。我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说："行，我去。"

他走之前把家里的钱都给了我，一共四百二十块，皱巴巴的票子卷成一卷，用橡皮筋箍着。"省着点花，"他说，"给沈月买点吃的，她瘦。"我接过钱，点了点头。他拎着那个用了十来年的军绿色旅行包出门，背影在巷子口顿了一下，没回头。

家里就剩我和沈月两个人了。白天她去学校，但也没怎么去——她那个高中在县里，坐公交要四十分钟，她去了两天就不去了。我没问她为什么，大概是学校里的同学说什么了，又或者她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脑子里全是她妈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不去上学是因为高三课紧，但请假也不好请，班主任打电话来家里，我说家里有事，她也没多问。

那段时间，我们俩的日常很简单。早上我起来做饭，她帮忙烧火。炉子不好用，得先用废纸引火，再架上细柴，最后放煤球，烟熏火燎的，屋里经常呛得待不住人。她蹲在灶台前，脸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眼睛盯着火苗，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炒菜的时候她就站起来，把切好的葱花递给我，或者把酱油瓶推到我手边。配合得很默契，像是已经这样生活了很多年。

吃完早饭她洗碗，我去买菜。槐树巷走出去两条街有个菜市场，不大，十几个摊位，卖的都是应季的菜，冬天不外乎白菜萝卜土豆大葱。我拎着布袋子在菜市场转一圈，买两颗白菜、一捆葱、几个土豆，再称点豆腐。卖豆腐的老陈认识我，每次多切一小块塞进袋子里，说："拿回去给你妹吃。"我没纠正他，笑了笑说谢谢。

回到家，沈月已经把碗洗了，灶台擦干净了，院子里扫了一遍，连鸡窝都清了。我养的几只芦花鸡在墙角刨食，咯咯叫着，她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其中一只的背，鸡缩了缩脖子，没躲。

下午是最难熬的。冬天的午后，日头短，刚过三点光线就暗下来，屋里阴冷，生了炉子也不顶事。我坐在堂屋的方桌前写作业，她也趴在桌子另一边，拿个本子不知道在写什么。有时候是画画，有时候是抄歌词，有时候什么都不写，就拿铅笔在纸上画圈，一圈一圈的，把纸画出毛边。

"你在想啥？"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问了。

她的笔停了，但没抬头。"没想啥。"

"你妈……后事还没办完，你想怎么弄？"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还是那么黑，但里面多了一层东西，像是雾，把情绪都遮住了。"火化的，骨灰在殡仪馆存着。等清明，我拿去埋了。"

"埋哪儿？"

"我姥爷坟旁边。"

"你跟你妈回过老家？"

"小时候去过两回。"她用笔尖戳着纸上的圈，"我妈说，以后她死了，要埋回老家去，跟我姥爷姥姥在一起。"

我沉默了。继母从来没跟我爸提过这事，大概是她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这事不急。谁知道老天爷不给人留时间，说走就走，连句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我想起她在病房里的最后几天，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就看着窗外，窗外面是一棵法桐，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到落，她看着叶子一片一片掉光，什么话也不说。

"那我爸呢？"我忽然问出来，"你妈跟我爸过了六年，她没说要不要跟我爸……"

沈月的笔停了，很用力地戳在纸上，笔尖断了。"我妈跟我爸没过过一天。"

"啥？"

"她跟你爸是搭伙过日子，没扯证。"

我懵了。六年，我妈去世后我爸唯一的一个女人，跟他过了六年，每天做饭洗衣收拾家，伺候一个跑长途的司机和一个半大小子，到头来连个名分都没有？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户口还在老家，"沈月把断了的铅笔芯拨到一边，声音平平的，"她嫁过来那天就说好了，不领证，两边各过各的。她照顾你爸和你，等你爸啥时候不需要她了，她就走。"

"那她为啥不走？"

沈月终于抬起头来看我，眼睛里那层雾散了，露出底下的东西——冷，很冷，像冬天的井水，又黑又凉。"你爸又没让她走。"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坐在凳子上，看着面前的作业本，上面的字开始模糊，像泡了水。六年，李桂芬在这个家里六年，做饭洗衣收拾院子伺候我爸和我，她图什么？就图个住的地方？就图我爸没赶她走？她死了，连个墓碑上该写"妻"还是"继室"都搞不清楚，她的女儿连在这个家待下去的身份都没有。

"所以，"我声音有点哑，"你说你留这儿干什么，是这个意思？"

沈月没回答，把那个画满了圈的纸撕下来，团成一团扔进炉子里。纸团在火焰里卷曲、发黑、化成灰，一瞬间就没了。她看着那团火灭了，说："我明天去县里，把学校的东西拿回来。"

"你别退学。"

"不退学干啥？谁供我？"

"我爸说供你。"

她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算不上笑，更像是对着空气做了个表情。"你爸是你爸，又不是我爸。"

"那你叫我爸叫了六年啥？"

这回她没话了，低下头，把断了的铅笔芯重新削尖，在纸上写了一个字。我没看清楚是什么，她就把纸翻过去了。炉火跳了跳，堂屋里的光线暗了一截，外面开始下雪了，细碎的雪粒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

第一场雪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推开门，槐树巷白了，屋顶白了，院里的槐树枝上挂了一层毛茸茸的雪，鸡在雪地里踩出一串竹叶形的脚印。沈月穿着那件蓝布棉袄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扫帚，正在扫通往大门口的路。她的背影在雪地里显得格外小，像画上去的一个人影。

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回屋拿了把铁锹，跟她一起铲。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扫。两个人一前一后，把院子到巷子口那条路清出来，雪堆在两边，垒成两道矮墙。隔壁刘婶家的门开了，她探出头看了一眼，说："哟，小刚和你妹妹这么勤快。"然后缩回去了，门关得很快。

刘婶以前跟李桂芬关系还行，两个人有时候在巷子口碰上了能聊半天，无非是菜价涨了、哪家超市鸡蛋便宜、谁家儿子找了对象之类的家长里短。李桂芬病了之后，刘婶去看了两回，后来就不怎么去了。癌症这东西，别人听着就觉得不吉利，能躲就躲。李桂芬倒也不在意，她本来就不是个热络的人，除了买菜做饭跟人讲价，她很少跟巷子里的人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根。

"刘婶这人，"我一边铲雪一边说，"以前跟你妈……"

"我知道。"沈月打断我，"我没怨她。人家凭啥管你的事。"

她说话总是这样，听起来冷，但细想想又挑不出毛病。她不像她妈，她妈是那种闷着不说话的人，天大的事憋在心里，脸上还挂着笑。沈月是把话说到明处，难听也说明处，让你没话接。

雪停了之后天晴了几天，太阳白晃晃的，看着亮，实际上一点温度都没有。我把家里的棉被都抱出来晒，挂在铁丝上排成一排，沈月帮着拍打，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像金粉一样飘。她打着打着忽然停下手，看着那些被子发呆。

"咋了？"

"我妈的被子，你拿出来了。"

我看了看，确实有一床花色不一样的，是继母自己缝的，蓝底白花，被面是她从老家带来的。那床被子我本来没想晒，是沈月自己抱出来的。她走过去，把脸埋在那床被子里，站了很久。我没过去，转过身去拍另一床被子，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说："我想去趟殡仪馆，看看我妈的骨灰。"

"我陪你去。"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你认得路？"

她想了想，点点头又摇摇头。"去过一回，跟着灵车去的。"

"我陪你去。"我又说了一遍，语气没商量。

她没再推，低头扒饭，碗里的米粒被她一颗一颗地夹起来吃掉，吃得特别干净，碗底跟洗过一样。她妈教她的，从小吃饭不许剩一粒米，说糟蹋粮食要遭雷劈。

第二天是个阴天，风不大，但冷得像刀子。我和沈月坐公交去了城西的殡仪馆。那地方在郊区，周围全是荒地，冬天更显得荒凉，几棵歪脖子杨树站在路边，叶子掉光了，枝桠像手指一样指着天。殡仪馆的建筑是灰色的，方方正正，没什么特点，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白底黑字，风吹日晒得字迹都有些模糊了。

沈月走在我前面，脚步比我想象的稳。她在登记处报了名字和日期，工作人员翻了翻本子，说："在三号寄存柜，自己去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是她妈去世那天领的，用一根红绳串着。她攥着那把钥匙，沿着走廊往里面走，我跟在后面，鞋底在磨石子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三号寄存柜在一面墙的中间位置，跟一排一模一样的柜子并排立着，不仔细看根本分不清。沈月站在柜子前面，拿钥匙的手抖了一下，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柜门打开，里面是一个白色的骨灰盒，不大，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李桂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日。沈月伸手摸了摸那个盒子，动作很轻，像是摸一个熟睡的人的脸。

我没进去，站在走廊里靠着墙等她。走廊很安静，偶尔有人从另一头走过，脚步匆匆的，大概是来办手续的家属。我看着沈月的侧影，她背对着我，身体微微前倾，一只手扶着柜门，另一只手一直放在骨灰盒上。她在那站了很久，久到我脚都站麻了。

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很干净，没有泪痕。她走到我面前，把柜门锁好，把钥匙重新挂在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说："走吧。"

出了殡仪馆，风一下子扑过来，吹得人站不稳。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那片荒地和枯杨树，忽然说："我想去一趟学校。"

"今天？"

"嗯，东西拿回来，就不去了。"

我看着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和冻得发白的嘴唇，想说要不明天再去，但话到嘴边变成了："行，我跟你去。"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她靠着车窗，玻璃上都是哈气，她在上面用手指画东西，画了一会儿又抹掉。我看不清她画的是什么，但能看出来是几个简单的线条，像是一个人的轮廓。车晃晃悠悠地开，窗外的风景从荒地变成镇子，又变成县城的街道，商店、小吃摊、录像厅的招牌从眼前晃过去，她一直看着窗外，没回头。

县一中在县城东边，学校不大，门口有两棵大松树，常年绿着，在冬天的枯黄里格外扎眼。沈月带着我进校门，门卫认识她，喊了一声："沈月，你回来了？"她点点头，没多说话。正是课间操的时候，操场上站满了穿校服的学生，广播里放着音乐，有人在做操，有人在偷懒说话。沈月经过操场边的时候，有几个女生看见她，交头接耳了几句，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摆了摆手，没停。

宿舍楼在操场后面，一栋灰色的四层楼。沈月的宿舍在三楼，走廊里晾着衣服，湿漉漉地滴着水，地上用拖把拖过的印子还没干。她掏出钥匙开了门，里面没人，六个床铺空了五个，只有一个床位上堆着书和几件衣服。她走到靠窗的下铺，掀开被子，下面压着一个帆布包，跟家里那个一模一样。

她开始收拾东西，书、本子、笔、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床头贴的一张画，是她自己画的，画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颜色已经褪了一些。她把画揭下来，折好放进包里。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问她："有要搬的吗？"她指了指床底下一个纸箱子，里面都是书，我弯腰搬起来，还挺沉。

"你这些同学……"我一边搬一边说。

"不说了，"她打断我，"走了。"

她把床上的东西都收进包里，拉好拉链，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床位，然后转身出了门。走廊里传来下课铃的声音，学生们从教室里涌出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从楼下传上来，热热闹闹的。沈月走在前面，背着那个帆布包，穿着那件蓝棉袄，在一群校服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她下楼的时候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数台阶。

出了校门，公交站台上等车的人不多。她把包放在脚边，站在站牌底下发呆。我抱着那个纸箱子站在她旁边，箱子角硌着胳膊，有点疼。我换了个姿势抱，说："你真不读了？"

"不读了。"

"你妈……你妈以前说让你考大学。"

"我知道。"她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声音很轻，"我也想过。我妈走之前我还想，我好好考，考出去了，以后接她过去住。我想学护理，以后她再病了，我自己能给她打针。现在不用了。"

公交车来了，她弯腰拎起包，上车，投币，走到后排坐下。我跟着上去，把纸箱子放在脚边，坐在她旁边。车开动了，县城的街景往后倒，她的脸在车窗玻璃上映出一个模糊的轮廓，眼睛还是看着外面，不知道在看什么。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巷子口的灯还没亮。刘婶正在门口倒垃圾，看见我们抱着东西回来，问了句："拿回来了？"沈月嗯了一声，进了院门。我把纸箱子放在堂屋，手掌被箱子的边角压出两道红印子，火辣辣的。沈月进屋把帆布包放下，然后进了厨房，开始生火做饭。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桌上那堆书和本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那个纸箱子里除了课本，还有几本小说，我翻了翻，一本《简爱》，一本《红楼梦》，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三毛散文集》。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我抽出来看了看，是一张成绩单，上面写着沈月的名字，期中考试，语文年级第三，数学年级第二十，英语年级第五。总分排名年级第九。

我把成绩单折好放回去，把纸箱推到墙角。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哒哒哒，很均匀，一听就知道是经常干活的人。炉火的光从厨房门口照出来，在堂屋的地上投了一小片暖黄。我走过去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她正在切土豆，旁边的锅里煮着水，咕嘟咕嘟地响。

"沈月。"

"嗯？"

"你以后想干啥？"

她刀没停，一边切一边说："找活儿干。我打听过了，西街那边有个裁缝铺招学徒，管吃住。"

"那不行。"

"咋不行？"

"你才十六，出去打工谁要？再说裁缝铺那种地方，累不说，能学什么？"

她切完最后一个土豆，把刀放下，转过头看着我。"那你给我找个行的地方？"

我被她问住了。我十八，高三还没毕业，自己以后干啥都不知道，凭什么给她指路。我张了张嘴，想说我爸回来商量商量，但想到我爸那个闷葫芦，商量来商量去也不会有结果。他这个人，一辈子只会开车，话都说不太利索，让他拿主意比让他把车开上房顶还难。

"等你爸回来再说。"她转过身去把土豆倒进锅里，锅铲翻了两下，热油滋啦一声响，厨房里顿时充满了炒菜的香味。她背对着我，声音从锅碗瓢盆的响动里传出来："他说了也不算。我自己能养活自己。"

那一顿饭吃得很沉默。沈月炒了土豆丝，煮了小米粥，又热了两个馒头。菜炒得还可以，土豆丝切得细细的，放了醋和辣椒，酸辣开胃。我吃了两个馒头，她吃了一个，剩下一个掰碎了泡在粥里，一点一点地吃完。外面天彻底黑了，巷子里安静得只剩风声。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没有声音，沈月大概也睡了，但我知道她肯定没睡熟。十六岁，没了妈，继父是个闷葫芦，继兄是个毛头小子，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想走，但能走到哪儿去？石家庄那个姨根本不存在，她说的"姥姥家"我后来打听了，她姥姥姥爷前几年就没了，老房子早被舅舅卖了。她根本没有地方可去。

可她又不愿意留在这里。这个家，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她妈跟我爸过了六年，没领证，说白了就是搭伙过日子，连法律上的母女关系都没有。她叫我爸"叔"，叫了六年，从没改过口。她叫我"喂"，虽然现在偶尔叫名字，但中间始终隔着一层东西，像冬天窗户上的冰花，看着薄薄一层，实际上敲不碎。

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巷子口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灰呢子大衣的中年女人走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袋奶粉和一包点心。她走到院门口，往里面看了看，喊了一声："沈月在吗？"

我放下斧头走过去。那女人我不认识，四十来岁，烫着短卷发，脸上擦着粉，嘴唇涂了口红，一看就是县城里上班的干部样。她看见我，笑了笑："你是小刚吧？我是沈月的班主任，姓王。"

"王老师好。"我赶紧请她进屋。沈月听见声音从厨房出来，看见王老师愣了一下，手里的抹布攥紧了。

"沈月，"王老师走进堂屋，把奶粉和点心放在桌上，"我来看看你。你退学的事，学校让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沈月站在厨房门口，低着头不说话。我给她倒了杯水，王老师接过杯子，看了看屋里简陋的陈设，又看了看沈月身上的蓝棉袄，叹了口气。

"你成绩那么好，说退就退，老师们都觉得可惜。学校这边说了，你要是家里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生活费。你把学上完，考上大学，以后的路宽得多。"

沈月还是低着头，但攥着抹布的手指泛白了。"王老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家的事……"

"你妈的事我听说了。"王老师的声音软下来，"正因为这样，你才更要好好读书。你妈走了，你更要把自己活好，这是她最想看到的。"

"我没钱。"

"我说了，学校有补助……"

"不住校行吗？不住校学校也补？"

王老师被她问得一愣，看了看我。我赶紧接话："王老师，她能住家里，不住校。学费补助那些，我们想办法。"

王老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月，沉吟了一会儿说："不住校的话，生活补助少一些，但学费能免。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申请减免，你把申请书写了交到教务处。但是我得跟你说清楚，退学手续还没办，你现在回学校还能继续读，一星期没上课的事，我帮你跟任课老师说说，落下的课慢慢补。"

沈月终于抬起头，看了王老师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她嘴唇动了动，那句话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那我再想想。"

王老师走了之后，沈月坐在堂屋的方桌前，把抹布叠了又叠，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块，放在桌角。我没打扰她，回到院子里继续劈柴。斧头落下去，咔嚓一声，木头从中间裂开，露出一圈圈的年轮。冬天的太阳懒洋洋地照着，照在那些劈好的柴火上，木头断口的地方泛着淡淡的黄。

吃午饭的时候，沈月忽然说："申请书咋写？"

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但脸上没敢表现出来，怕她觉得我在逼她。"我帮你写，你签个字就行。"

"我自己写。"她说完低头吃饭，筷子夹起一根土豆丝，慢慢嚼，像是在嚼一个很重的决定。

过了两天，她去了趟学校，把申请书交了。回来的时候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但从书包里掏出来几本新发的讲义和习题集，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那天晚上，她坐在灯底下看书，是《简爱》，看到很晚，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她屋里的灯还亮着，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细细的一线。

十二月初的时候，我爸从郑州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拎着那个军绿色旅行包，包上沾了不少泥点子，脸上胡子拉碴的，眼窝凹进去两团青，像是好几天没睡好。他把包放在门口，看见堂屋的炉火烧得旺，桌上摆着刚炒好的菜，沈月在厨房里盛饭，愣了一下。

沈月端着碗出来，看见他，叫了声"叔"。我爸嗯了一声，接过碗，三个人坐在桌前吃饭。他吃得很急，狼吞虎咽的，一碗饭三两口就扒完了，沈月又给他添了一碗。他吃第二碗的时候慢下来，看了看沈月，说："学校那边……"

"我回去上了。"沈月说。

我爸点了点头，嘴角抽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别的。他又低头吃饭，吃了几口，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钱，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这趟活儿挣的，你们拿着花。"

我看了看那卷钱，比走之前那卷厚一些，大概五六百块。我没接，推回去："爸你留着。"

"我有。"他又推过来，然后起身去里屋了。门帘在身后晃了两下，接着传来他咳嗽的声音，比走之前更重了。

沈月看了一眼那卷钱，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她把碗筷收拾了去厨房洗，水声哗哗的，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卷钱，用橡皮筋箍着，跟上次一模一样。我想起以前李桂芬在的时候，每次我爸出车回来交钱，都是交到她手上，她数都不数就塞进一个铁盒子里，那个铁盒子放在她床头柜的抽屉里，锁着的，钥匙挂在她脖子上。她走了之后，那个铁盒子还在抽屉里，但钥匙跟着她一起火化了。

我爸那天晚上咳得很厉害，我在隔壁听着，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都咳出来。我起来倒了杯热水给他送进去，他靠在床头上，脸朝里侧着，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说："没事，老毛病了。"我没走，站在他床边，想说什么，但看见他闭着眼睛，像是要睡了，就轻轻退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带我爸去巷子口的小诊所看了下。大夫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姓赵，在巷口开了间门脸，平时给街坊们看个头疼脑热的。他拿听诊器听了听我爸的肺，又让他张嘴看了看舌苔，开了几天的药，嘱咐少抽烟少喝酒。我爸烟抽得凶，一天一包，李桂芬在的时候管着，她走了之后又抽起来了。

沈月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事，从学校回来之后把药拿过去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爸，说："叔，你把烟戒了吧。"我爸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但把兜里的烟盒掏出来，搁在桌上了。沈月把烟盒收走了，放进橱柜最上面那层，我爸够不着的地方。

日子一天天过，槐树巷的冬天到了最冷的时候。早上起来，院子里水缸表面结了一层冰，要拿热水浇才能化开。鸡在鸡窝里缩成一团，翅膀抱着身子，不怎么出来。沈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烧水做饭，然后骑自行车去公交站坐车上学。她不在家吃早饭，用饭盒装好带去学校，中午在食堂热着吃。我比她起得晚一些，起来的时候锅里的粥还是温的，用盖子盖着，碗筷在桌上摆好了。

有几天特别冷，北风呼呼的，像要把屋顶掀了。我劝她别去了，在家复习也一样，她不肯，说学校有气氛，在家容易分心。她每天早上推着自行车出门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巷子里没灯，只有她自行车上的那个小手电照出一小片亮。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走远，直到那点亮光消失在巷子口。

十二月下旬，沈月的月考成绩出来了。她拿了全班第三，年级前二十。成绩单带回来那天，她没什么表情，但我看见她把成绩单折好，压在了她妈那张照片底下。那张照片是李桂芬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拍的，在巷子口那个照相馆照的，穿了一件红毛衣，头发烫了卷，笑得露出两颗门牙。那是她这辈子最好的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张。沈月从她妈的遗物里翻出来的，用个相框框了，放在自己床头。

元旦那天，我爸没出车，在家待着。沈月从学校回来得早，说要包饺子。我和我爸都不会，她在厨房里揉面、擀皮、调馅，一个人忙活了一下午。我跟进去帮忙，被她嫌包得丑，赶出来。我爸坐在堂屋里抽烟，抽了两根又掐了，大概想起烟被收走了，摸了摸口袋，什么也没摸着。

那天晚上吃的白菜猪肉馅的饺子，沈月擀的皮薄厚均匀，包出来的饺子肚子鼓鼓的，像一只只胖元宝。我爸吃了两盘，喝了点酒，脸通红，话也比平时多了些。他说起年轻时候开车的事，说起从邯郸到石家庄那条路上有个小镇，镇上有个面馆，他每次路过都去吃一碗，老板娘认得他，多加两片肉。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是很久没见过的光。

沈月听着，偶尔问两句，我爸就接下去说。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俩，觉得这个画面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陌生是因为沈月从来没跟我爸这么聊过天，熟悉是因为李桂芬在的时候，家里吃饭也是这样，三个人坐在桌前，她听我爸说路上的事，偶尔插一句嘴，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着。

但李桂芬走了。走得很干脆，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留下一个断了线的女儿在这个家里，跟我爸跟我，三个半生不熟的人凑在一起过日子。有时候夜里醒来，听到隔壁房间沈月翻身的声音，我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拉住她，她现在在哪儿？会不会已经去了石家庄，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一个人背着那个帆布包，在陌生的城市里找活儿干，被人欺负了也没人知道。

想这些没什么用，但就是忍不住想。

过了元旦，天越来越冷了，早上起来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用手指画一下就是一道白印子。沈月的期末考在月底，她开始每天复习到很晚，堂屋的灯亮到十一点多。我有时候也陪她看会儿书，高三的课本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本，背多了也就记住了。她遇到不会的题会问我，数理化我比她好一些，语文英语她比我强，两个人互相帮衬着，倒也把进度跟上了。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抬起头问我："你想考哪儿？"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考哪儿算哪儿。"

"你爸呢？他想让你考哪儿？"

"他没说。"我翻了翻书页，"他啥事都不说。"

沈月想了想，用笔帽轻轻敲着桌面："我妈以前说过，你爸其实啥都明白，就是嘴上不说。"

我没接这话。李桂芬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情景我不知道，但沈月说了出来，证明她妈确实跟我爸过了六年，这六年不是白过的。我忽然有些好奇，想知道李桂芬在我爸面前是什么样子，他们俩关起门来说什么话，有没有过吵嘴，有没有过笑。但这些事，大概只有我爸知道，而他是不会说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沈月放学回来买了一张红纸，裁成方块，说要写福字。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一笔一划的，虽然不算特别好看，但胜在端正。她写了几个，贴在堂屋的门上、窗户上、厨房门上，又给我爸屋门上也贴了一个。我爸下班回来，看见门上的福字，嘴角动了动，半天说出一句："写得挺好。"

沈月笑了笑，那是她妈走后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嘴角弯了一弯，很快就收了回去，像昙花一现。但那一瞬间，我觉得她瘦削的脸上有了一点生气，像冬天里的腊梅苞，虽然还没开，但已经有了颜色。

腊月二十六，我爸又出车了。这次走之前他跟我说："今年货多，跑完这一趟就能歇到初七。"他把家钥匙递给我，又摸了摸口袋，掏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是一张存折，上面有两千多块钱，户头是我爸的名字。"这是你桂芬姨留下的，"他把存折递给我，"她攒的，说给沈月上学用。你拿着，别跟她说。"

我接过存折，手指有点抖。李桂芬走了快三个月了，她的东西该收的收了，该扔的扔了，留下的就剩这张存折，还有那个铁盒子里的几件零碎。她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的，攒下这两千多块钱，大概是想等沈月考上大学的时候拿出来。她没等到那天，但她把钱留下了。

我爸走后，我跟沈月说："我爸说今年过年，就咱俩。"

她正在择韭菜，头也没抬："那咱俩好好过。"

"我意思是，你有啥想吃的想玩的，跟我说。"

她手停了一下，择韭菜的动作慢下来。"我想去趟西山。"

西山在邯郸城西，离我们这儿十几里地，不高，上面有个烈士陵园，平时去的人不多。李桂芬的骨灰寄存在殡仪馆，但她说过想埋在老家，所以沈月一直没去西山。她想去西山，大概是找个能站得高一点的地方，看看远处，透透气。

"行，三十那天去。"

腊月二十九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了一堆东西，肉、鱼、菜、瓜子花生糖果，又买了一挂鞭炮和几个二踢脚。回来的时候在巷子口碰见王奶奶牵着孙子往外走，小孩拿着一串糖葫芦舔得满脸都是。王奶奶看见我拎着大包小包，说："小刚，今年你爸不在，你跟你妹妹好好过个年。"她管沈月叫"你妹妹"，已经喊顺了。我也没纠正，点了点头说："王奶奶过年好。"

沈月在院子里扫雪，前几天又下了一场，薄薄的一层，被风刮到墙角堆起来。她看见我回来，接过去一些东西拎进厨房。她今天穿了件红毛衣，是李桂芬以前买给她的，胸口绣着一朵小花，她平时舍不得穿，今天翻出来了。红毛衣映着她冻得发白的脸，整个人像一幅画里走出来的人。

"你穿这个好看。"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但耳根红了。

三十那天上午，我们去了西山。公交坐到山脚下，沿着石阶往上走。冬天的山上光秃秃的，树都是灰褐色的，远处的城市被一层薄雾罩着，隐隐约约的。沈月走在前面，爬得比我快，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喘得不行，她在上面等了我一会儿，说："你该锻炼了。"我说："我是坐久了。"

山顶上风大，吹得人站不稳。烈士陵园在山的另一面，这边有个观景台，站在台上能看到半个邯郸城。沈月站在栏杆边上，手扶着冰冷的铁栏杆，看着远处。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飞，红毛衣的衣角猎猎作响。

"你知道我妈为啥把我生下来不？"她忽然开口，声音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的。

"为啥？"

"我妈年轻的时候没想过结婚，她在一个被服厂干了好多年，一个人过得挺好。后来厂子倒了，她回老家待了一年，媒人介绍了我爸，她想着年纪到了，就结了。结了才发现我那个爸是个酒鬼，喝了酒就打人。我妈怀了我之后，他打得更厉害，有一次把我妈推下台阶，差点把孩子摔没了。我妈后来就跟他离了。"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听人说过。李桂芬在的时候从来不提以前的事，我爸大概也不知道，或者知道但不说。沈月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吃过不少苦。后来她跟你爸过了，虽说没领证，但起码你爸不打人不骂人不喝酒，日子过得不闹心。我妈觉得这就行了。"她转过头看着我，风吹着她的脸，眼睛微微眯着，"你爸是个好人，就是不会说话。"

"我知道。"

"你也是。"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啥？"

"你也是个好人。"她说完转过头去，继续看远处。风灌进我的领口，凉飕飕的，但耳朵有点烫。她说这话的语气跟平时不一样，轻飘飘的，像那些被风吹走的细雪，落下来就化了，但化了的地方有一点点湿。

下山的时候我们谁也没说话。石阶上有些地方结着薄冰，走起来得小心。沈月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两个人都很安静，只有鞋子踩在雪和落叶上的声音。到半山腰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想好了，等高考完，我报护理专业。离邯郸近的学校就行。"

我没想到她说这个。之前她从来没跟我提过未来打算的事，我还以为她是走一步看一步。"你之前不是说不读了？"

"那不是之前么。"她转过身继续走，声音从前面飘过来，"我想好了，以后当护士，对人好。"

我站在石阶上看着她往下走的背影，红毛衣在一片枯黄灰褐的山色里格外醒目。风吹过来，带着远处不知道谁家放鞭炮的声响，噼里啪啦的，很遥远。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我们往下走，往有烟火气的方向走。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和沈月两个人做了一桌菜。红烧鱼、炖鸡、炒青菜、凉拌藕片、还有一个鸡蛋汤，都是家常菜，但摆了一桌子，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她吃饭的时候开了一瓶我爸喝剩下的白酒，倒了两小杯，推了一杯给我。

"你喝吗？"我问她。

"今天过年，喝一点。"

我没拦她。她自己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辣得皱了皱眉，又抿了一口，然后夹了一筷子菜吃了，把嘴里的辣味压下去。我也喝了一口，酒顺着喉咙下去，暖洋洋的。两个人坐在桌前，电视开着，春节联欢晚会正演到小品，台下观众在笑，我们俩也跟着笑，虽然有些包袱其实不好笑，但在那种时候，笑就是了。

吃完饭她收拾碗筷，我去院子里放炮。鞭炮挂在一根竹竿上点着了，噼噼啪啪响了一阵，碎纸屑在黑暗里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红色的雪。我点了两个二踢脚，咚——啪，两声在巷子里回荡，把隔壁刘婶家的狗惹得汪汪叫了两声。沈月站在堂屋门口，围裙还没解下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天上的火光和烟，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那天晚上她跟我一起守岁，两个人坐在堂屋的炉子边，炉火烧得很旺，把屋里烤得暖烘烘的。她拿了一本书在看，是《红楼梦》，翻到黛玉葬花那一章，看得认真。我靠在椅子背上，半睡半醒的，偶尔睁开眼看看她，灯下的侧影很安静，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十二点快到的时候，远处的鞭炮声密集起来，像在下雨。她放下书，看了看窗外漆黑的夜空，又看了看我。"小刚。"

"嗯？"

"过年好。"

我坐直了身子，看着她。"过年好，沈月。"

她笑了一下，这次笑得比小年那次长一些，嘴角弯弯的，眼睛里映着炉火的光。窗外的鞭炮声还在响，新的一年就这么来了，悄无声息地，像一只脚踏过门槛，然后稳稳地站在了屋里。

初二那天我爸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身寒意，脸上却比走之前有些血色，看来这趟活儿跑得还行。他看见堂屋里贴着福字，桌上摆着瓜子糖果，沈月穿着那件红毛衣在厨房里忙活，没说什么，但神情松弛了不少。他走到里屋，过一会儿出来，手里拿了个红包，递给沈月。

沈月愣了一下，没接。"叔，不用……"

"拿着。"我爸把红包塞到她手里，然后转身去炉子边烤手，不看她了。红包不厚，但沈月攥在手里，指节发白。她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爸烤火的背影，嘴唇动了动，最后把那红包小心地放进毛衣里面的口袋里，贴身放着。

我也收到了我爸给的红包，里面是五十块钱。每年都是这个数，不多不少，但李桂芬在的时候会再加一份，说"孩子上学费钱"。今年没了那份，但沈月的红包比我厚一些，我爸大概把两份凑一起了。

初二中午吃的剩菜，还有沈月新包的饺子。我爸吃了两碗饺子，喝了两杯酒，打了个嗝，忽然说："过了年，我去跟单位说说，把工作时间调一下，以后少跑长途，多在家待着。"

我和沈月都抬起头看他。他这句话说得太突然，而且不像他的风格。我爸一辈子都是在单位安排啥就干啥，从来不会主动去提要求。沈月先反应过来："叔，你身体不舒服？"

"没大事。"我爸摆了摆手，"就是开车开久了，腰不行，少跑点长途也好。再说家里……"他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沈月一眼，"家里得有人。"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听懂了。以前家里有李桂芬在，他出车再久也不用担心，家里的事她打理得妥妥当当。现在她走了，家里一个高三的儿子一个高二的继女，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往外一跑就是好几天。我爸这个人，一辈子不爱说话，但他心里有杆秤，谁对他好他心里清楚。

沈月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饺子，过了一会儿说："叔，你要不想跑长途，那就跟单位说，不去就不去了。"

我爸嗯了一声，又倒了一杯酒，端起来喝了一口，眼睛看着窗外。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开始飘小雪了，细碎的白点在灰白的背景里慢慢落下来。我忽然想到，李桂芬走的那天也在下雪，今年的雪来得迟，但还是来了，像是替她回来看一眼。

正月里没太多事。我爸去单位说了调岗的事，领导倒也没为难他，让他年后改跑短途，每天往返邯郸和周边的县城，当天去当天回，活儿轻省不少，但钱也少了一些。我爸不在意，回来跟我们说了，沈月哦了一声，我点了点头，这事就算定了。

沈月的寒假作业很多，每天都在写，有时候写到半夜。我在旁边复习我的功课，两个人各占桌子一头，安静得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炉火烧着，偶尔添一块煤，噼啪一声响，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过去。

有天晚上她问我："你以后想学啥？"

"没想好。"我揉了揉眼睛，"我爸让我学个技术，开货车也行，跟他一样。"

"你呢？你自己想干啥？"

我想了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考大学是老师让考的，我爸让考的，大家都让考的，但考完干什么，没人替我想。我翻了翻手里那本《简爱》的残页——那是沈月借给我看的——说："我想学点跟人打交道的事，比如……做买卖？"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意外。"你觉得你行？"

"不知道，但我觉得开车太闷了，我爸开了一辈子，我不想跟他一样。"

她把笔放下，认真地看着我。"那你得想好了。做买卖，得会说话，会看人脸色，还得有本钱。"

"我又没说明天就干。就是想想。"

她把目光收回去，重新落在作业本上。"想想也行。人得有想法。"

正月十五元宵节，巷子口组织灯谜会，拉了几根电线挂了一溜红灯笼，巷子里的大小孩子都出来看热闹。我和沈月也去了，她穿了件我爸新给她买的羽绒服，是橘红色的，新崭崭的，显得她脸更白了。她在灯谜摊前站了一会儿，猜中了一条——"七个兄弟一个妈，打一物"，她说是"筷子"，摊主给了一包糖果。她把糖果分了一半给我，然后继续往前逛。

我走在她旁边，看灯笼的光映在她脸上，橘红色的羽绒服和红色的灯笼光混在一起，她的脸粉粉的，像染了胭脂。她走得不快不慢，偶尔停下来看看猜灯谜的人，偶尔抬头看看头顶的灯笼。巷子里的孩子跑过来跑过去，手里拿着小烟花，滋滋地冒着火星。空气里弥漫着鞭炮和烟火的气味，暖暖的，有年味。

"沈月，"我在她旁边走着，说，"过了年，你好好读，有啥困难跟我说。"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你能有啥办法？"

"我没办法，但咱俩可以一起想办法。"

她没接话，继续往前走。巷子口的风吹过来，把灯笼吹得晃来晃去，那些灯笼底下垂着的流苏在风里飘着，像红色的水草。她的步子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嗯"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喧闹的人群里我听见了。

正月一过，春天就悄悄地来了。先是槐树巷的槐树开始冒芽，细细的绿点从光秃秃的枝桠上钻出来，一天一个样。接着是风，从北风变成了南风，吹在脸上不扎了，软软的。菜市场里的菜也多起来，菠菜、韭菜、小葱，绿油油地摆在摊子上，看着就让人心情好。

高三下学期节奏紧起来，天天模拟考、讲卷子、改错题，教室里的气压低得吓人。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累得不想说话，沈月比我还累，她高二下学期也开始加课了，周六都要去学校补课。但我们还是会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在灯底下看书。有时候谁也不说话，但知道旁边坐了一个人，心里就踏实一些。

三月初的一天，我爸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消息。他说运输公司有个师傅的儿子在市里开了一家小型物流公司，正在招人，问我去不去。我爸说："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考大学，随你。"

我正犹豫着，沈月在旁边说了一句："他才十八，高考完再说呗，急什么。"

我爸看了她一眼，点点头："也是，不急。"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收拾碗筷的时候，沈月凑过来。"你爸说的事，你别急着决定。还有几个月高考，你好好考，考完了再说。"

"你咋管这么多？"

她把碗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响。"我怕你脑子一热就去了，以后后悔。"

"我脑子又不热。"

"你知道就行。"

她拧上水龙头，把洗好的碗递给我擦。我接过来，碰到她的手指，凉凉的，沾着水。她缩回手，转身去拿洗洁精，耳根又不自然地红了一下，但很快就被厨房的热气遮住了。

四月的时候，天气暖和起来，槐树巷的槐树开了花，一串一串的白花挂在枝头，满巷子都是清甜的香味。沈月放学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摘一串槐花，拿回家洗净了，和上面粉蒸着吃，甜甜的。她做这个的时候特别认真，把槐花一朵一朵地摘下来，择去花蒂，用盐水泡一会儿，再沥干。我站在旁边看她做这些，觉得她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她刚来的时候像一只受伤的小兽，竖着浑身的毛，谁靠近就扎谁。现在毛顺了一些，虽然还是会冷不丁地扎人，但大多数时候能好好说话，甚至偶尔开个玩笑。三月份有一次她发烧，我没让她去学校，请了假在家陪她。她烧得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嘴里不知道说什么，我给她用湿毛巾敷额头，她忽然抓住我的手，说："妈，你别走。"

我手僵了一下，但没抽回来。她烧了三天，退烧之后什么也没说，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但那天之后，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会稍微近一些，坐的位置也从桌子对面变成了桌子侧面。

五月，槐花落尽，叶子浓密起来，巷子里有了树荫。沈月月考又进了前十，她拿着成绩单回来的时候，没贴照片底下，而是放在桌上，吃饭的时候让我爸也看见了。我爸看了半天，说："好。"就一个字，但那个字说得比平时响亮。

高考前一个月，我有点紧张，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烙饼。沈月大概是听见我屋里有动静，敲了敲门。"睡不着？"她问。"嗯。"我坐起来。"起来喝口水。"她说。

我出去倒了杯水，她也倒了一杯。两个人站在堂屋的门口，看着院子里的月光。月亮很亮，把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她穿着那件旧蓝棉袄，袖子有点短了，露出一截手腕，瘦瘦的。

"你紧张啥？"她说，"你模拟考不是还行吗？"

"又不是只要模拟考。"

"高考跟模拟考差不多，你正常发挥就行。"

我喝了一口水，凉凉的。"你倒是不紧张。"

"我高二，我紧张什么。"她侧过脸看了我一眼，月光在她脸上勾出一道浅浅的轮廓。"你考完了，你爸就不用操心了。他这个人，操心了一辈子，嘴上不说，心里都是事。你要是考上了，他高兴。"

我嗯了一声。她又说："而且你考上了，我以后也有人问作业。"

我笑了一下。"你成绩比我还好。"

"有些题我不会，数理化。"她说得很自然，像是已经想好了以后的安排。

"行，到时候教你。"

她点点头，端着杯子转身往自己屋里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加油。"然后门关上了。

六月，高考。那三天过得很快，像一场梦。我考完最后一门出来的时候，天是蓝的，太阳很大，晒得人睁不开眼。我在考场门口看见了沈月，她穿着那件橘红色的羽绒服——虽然六月穿羽绒服有点热，但她早上出门的时候怕冷，没脱——站在树荫底下，手里拿着一瓶水。她看见我出来，走过来把水递给我。

"考完了？"

"考完了。"

"咋样？"

"还行。"

她点了点头，接过我的笔袋，转身往车站走。我跟在她后面，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她橘红色的肩膀上跳来跳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去年冬天，也是在车站，也是她走在我前面，但那时候她穿着蓝棉袄，背着一个破帆布包，整个人缩成一团，像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藏起来。

现在她还是瘦，但背挺直了，走路的时候步子比去年稳。

"沈月。"我喊了一声。

她回过头，阳光晃得她眯了眯眼。"咋？"

"没事，回家。"

她看着我，大概想从我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转过身继续走。车站到了，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我跟着上去，两个人并排坐在最后排。车开了，窗外的街景往后退，六月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穿着短袖短裤的行人，卖西瓜的、卖冰棍的、摆地摊的，热热闹闹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汗，是我妈以前用的那种白底蓝格子手帕，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翻出来的。她擦了汗又叠好放回去，然后靠窗坐着，看着外面。我看着她映在车窗玻璃上的影子，模模糊糊的，跟去年那趟车上的影子叠在一起，又有点不一样了。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查了分数，过了本科线，不算高，但够上个普通的二本学校。我爸听了之后，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晚上吃饭的时候多喝了两杯酒，喝完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抽了一根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沈月问我想报哪儿，我说报了省城一个学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她点了点头，说省城好，离家近。

八月底，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天沈月比我还高兴，拿着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找了个塑料袋套上，怕弄脏了。我爸又出了一趟短途，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新行李箱，蓝色的，硬壳的，说给我上学用。沈月帮我把东西收拾好，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还塞了两包她做的槐花干，说想家的时候就泡水喝。

开学前两天，沈月说要去送我到车站。我爸出车去了，不在，家里就她一个人送我。她帮我把行李箱拉出院子，沿着槐树巷往外走。秋天的巷子，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落下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她走在前面，拉着行李箱的拉杆，我走在后面，看着她穿着那件蓝棉袄——天凉了，她又翻出来穿了——的背影，跟去年的冬天一模一样，又完全不一样。

到了车站，她把行李箱递给我。"到了学校打个电话回来。"

"嗯。"

"有啥事跟我说。"

"嗯。"

"钱不够了也跟我说，我暑假帮人缝衣服攒了一些。"

"你留着用。"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层雾早就散了，亮亮的，像秋天的湖水。"你好好上你的学，家里有我呢。"

我看着她，忽然想到一件事。"沈月。"

"嗯？"

"你妈留给你的那张存折，我爸给你了没？"

她愣了一下，然后摸了摸自己的口袋。"给了，我自己拿着呢。"

"你留着，上大学用。"

"我知道。"她笑了笑，嘴角弯弯的，像去年小年那天一样，但这一次笑得久了一些。"你走吧，车快开了。"

我转身往站台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车站门口，风吹着她的蓝棉袄的下摆，她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走进了检票口。

火车开了之后，我看着窗外后退的邯郸城，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一年前的冬天，我在槐树巷的院门口拉住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不让她走。一年后的秋天，她站在车站门口送我，告诉我家里有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亲情，但我知道这个家，因为有她，变得不一样了。

故事到这里可以有一个小结，但不是结束。沈月后来读了高三，考上了市里一所医学院的护理专业，离邯郸不远，周末经常回来。我爸的咳嗽好了些，烟没完全戒，但抽得少了。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一份物流公司的工作，跟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沾边，不算太好，但能养活自己。

有一年清明，我回了趟家。沈月也回来了，我们和我爸一起，去了西山后面的公墓，给李桂芬立了一块碑。碑不大，青石的，上面刻着"李桂芬之墓"，没有刻"妻"也没有刻"母"，但旁边立了一小行字："养育之恩，永记于心。"下面是我和沈月的名字。

那天山上的风很轻，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沈月蹲在碑前，烧了一摞纸钱，火苗卷着纸灰往上飘，飘到半空散开了，像一群灰色的蝴蝶。她烧完了纸钱，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着那块碑。我爸站在她身后，不说话，手插在口袋里，风吹着他已经花白的头发。

"妈，"沈月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挺好的。"

我站在一旁，看着那块碑，看着沈月的侧影，看着我爸沉默的背影。四年前的冬天，我在槐树巷拉住了一个准备离开的女孩，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动作会带来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它把一个家，重新黏在了一起，虽然这个家的形状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它是一个家，是活的，是有温度的。

下山的时候，沈月走在前面，穿着件淡青色的外套，头发剪短了，干净利落。我爸走在她后面，脚步比前几年慢了一些。我走在最后，看着他们一前一后的身影，觉得这条路很长，又很短。山下的城市在春天的阳光里渐渐清晰起来，槐树巷大概又开始落槐花了，满巷子的甜香，和四年前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