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圈里最近流传一句话,说得挺刺耳,"中国不给脸,新加坡就是个县"。话糙,但背后是一组扎实的数据在撑腰。曾经被中国高净值人群捧在手心的"狮城",如今在家族办公室、永居申请、加密牌照三个关键赛道上,正被自家新规反噬。
英国《金融时报》在2025年11月前后的一篇报道里点得直白,越来越多有钱的中国人正把目光从新加坡挪走,转向迪拜和阿布扎比。这一撤,撤出了整个亚洲财富版图的一次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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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2023年8月15日。新加坡警方当天派出400多名来自商业事务局、刑事调查部、特别行动指挥部和警察情报部的人员,在全岛多个地点同时突击搜查,最终逮捕10人,年龄集中在31至44岁之间。这个日子后来被业内视作新加坡财富管理声誉的分水岭。
案子的规模刷新了当地纪录。2023年8月,新加坡宣布破获一个大型洗钱集团,查获总计30亿新元、约合23亿美元的现金、房产、加密货币和其他资产,涉案10名被捕人士全部具有中国内地背景。
这10人均为福建籍,在新加坡生活已长达6年,都持有第三国护照或国籍,涉案资金来自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有组织犯罪。他们至少一半来自福建安溪,持有土耳其、塞浦路斯、柬埔寨、瓦努阿图等地国籍。业内因此送了个绰号,"福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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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新加坡尴尬的是,这些人不是单枪匹马打游击。来自中国的犯罪团伙通过新加坡至少16家金融机构,洗掉逾22.3亿美元的网络博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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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暴对新加坡的伤害不只在金额。多年主打的"最严金融监管"人设,被一次性砸出大坑。加上涉案人大量藏身高端物业,普通新加坡人对外资炒高楼价的怨气也顺势爆发。为压抑外国人炒楼,2023年4月新加坡政府将楼宇印花税率由三成大升至六成。至此,那扇曾经半掩、方便有钱人进来的门,被政府亲手推上,还上了锁。
洗钱案之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态度明显转硬。政策从"招商引资"迅速切换到"从严把关"。
家办这一块是重灾区。2024年3月,新加坡金管局要求享有免税的家办通过年度表格确认其受益所有人、董事、代表和股东从未犯下、被定罪甚至被指控犯有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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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税收优惠的家办相关人士必须在新加坡开设私人银行户口,并披露最终受益所有人和相关员工的更多资讯,包括公民身分及出生地。当局还要求洗钱风险较大的单一家办最迟在2024年6月底前提交注册信息,金管局并成立专门小组,筛查申请税务优惠者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
政策继续往深里走。2025年2月21日,新加坡金管局证券市场检讨小组官宣对全球投资者计划的重大调整,家族办公室仍需管理至少2亿新元
约合人民币11亿元资产,但50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7亿元的投资必须全部投向新加坡上市股票,房地产、REITs或商业信托等投资选项不再适用。金管局把符合税收激励资格的家族办公室设立等待期从12个月压缩至3个月,看似加速,其实是"宁缺毋滥",把审核提前、把门槛拔高。
这套组合拳,对真金白银的申请人来说不算友好。申请永居和家族办公室的人必须接受深度背景调查,包括对家庭成员和受抚养人的披露要求,被申请者视为侵入性过强,有人抱怨说,难道就为了在新加坡管理财富,得申报自己的私生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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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实际通过率上,落差更直观。新加坡平均每年批出约3.3万份永久居留权和2.13万份公民身份,但移民顾问指出,相关申请通过率有时低至8.25%。用一位新加坡本地顾问的原话说,设家办、拿就业准证仍然不难,但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是另一回事,新加坡要的是符合条件的人,不只是钱。
银行端的动作同样凌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做了大量清理,包括重做KYC核查、重新审查家办申请,甚至删除账户,一批中国富客户被卡在半路,进不去账户,也开不了新户。在新加坡Bayfront Law律师事务所任董事的Ryan Lin说,他手上来自中国大陆客户的家办和居留申请,比2022年少了一半。
加密赛道更是被一刀切。迪拜的虚拟资产监管局已经向39家加密公司发放全牌照,作为对比,新加坡金管局共发出36张数字支付牌照,同时打击未持牌平台。业内担心的成本问题被印证,部分KYC认证耗时超过一年,逼得一些投资人把生意迁到别处;而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这道流程大约2到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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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把闸门收紧,海湾国家反手把红毯铺得更长。这一进一退,形成了明显的势能差。
从宏观数据看,落差惊人。按恒理环球的估计,新加坡2025年财富迁入将大幅放缓,预计净流入百万富翁仅1600人,不到2024年预期3500人的一半。而2025年阿联酋在全球财富迁移中排名第一,净流入百万富翁约9800人。同一时间窗口内,两个财富中心的人数差距接近六倍。
迪拜的政策工具箱明显更宽。2022年当地发出的黄金签证接近8万张,较此前一年的4.7万张显著增加,被外界视作可预测、税负较轻的环境增添了吸引力。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登记的家族相关实体2023年底约600家,到2024年底升至800家,2025年年中已经突破1000家。尽管当局并不披露国籍,但顾问们说,新进入者中很大比例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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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感受到的热度更直接。灯塔坎顿阿联酋业务董事总经理Prashant Tandon表示,中国客户涌入之快,海湾地区已出现能说普通话或粤语的财富专业人士短缺;他还提到,最主要的兴趣来自资产在5000万美元到2亿美元之间的中国人
这一"中段"高净值家庭多有企业家背景,对中国大陆或香港的商业环境变化更敏感。M/HQ管理合伙人Yann Mrazek也指出,许多家族正在卖掉新加坡的物业以再投资阿联酋,而疫情期间中国和新加坡的封控是他们最初探索海湾替代方案的起点。
不过,迪拜要把这波流量彻底接住,也并非全无挑战。分析人士提醒,迪拜的家族办公室生态虽然增长迅速,但在深度、监管和基础设施上,比新加坡仍落后数年。
同时,这波中国富客户并非全部涌向海湾一处。"如果不给他们开户,他们去哪做生意呢?"业内人士徐女士这样反问,并称受挫的客户开始把资金转向日本、香港和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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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一端也在积极重新竞争。今年早些时候,香港修订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门槛从"持有3000万港元资产满两年"缩短至"满六个月",还允许把家族持有的财富纳入计算,或通过家族控股公司投资。香港以对内地的地缘接近性和政策灵活性,正重新成为财富管理的优选目的地之一。
回到那句"中国不给脸,新加坡就是个县"的调侃,情绪之下藏着一个更冷的现实。新加坡不是没有底气,法治、税制、专业人才储备仍是亚洲一流。
但当合规成本和隐私让渡超过高净值人群的心理阈值,市场就会用脚投票。财富管理格局的演变说明,虽然新加坡仍是重要一环,但中国富人对基地的选择正在动态调整;一些亚洲最富有的家族,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等,都在重新评估家办和投资控股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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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加坡而言,收紧监管是国家信用的自保,也是必要之举;对迪拜和香港而言,机会窗口正处于打开阶段。而对中国的高净值家庭来说,把资产放在哪个"县",最终考验的还是各自对合规成本、政策稳定性和商业机会的综合判断。这场跨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资金迁徙,还远没有到收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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