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为何不直接称为《清史》，它具体有哪些失误和不足呢？

192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审查委员会面对一部已经印行的《清史稿》，却提出了“应停止发行”的意见，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一部本该代表前朝定史的书，到了问世之后，居然还在“能不能发、该不该发”之间摇摆。史书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普通的校勘分歧，而是资格、体例、立场和程序同时出了问题。

很多人读到这个细节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清史稿》既然已经成书，为何不干脆叫《清史》？这看似只是少了一个“稿”字，实则差得很远。中国旧式正史一旦定名，等于承认其有“官修定本”的权威；而“稿”字留下来，恰恰说明这部书从编纂者到后来的政府、学界，都很难把它当成最终定案。

这里面最别扭的一层，是修史原则与现实条件撞了个正着。传统上讲，前代史由后代修，这是制度，也是经验。原因不复杂。隔一层朝代，情绪会稍缓，利害会淡一些，评价才可能稳。可清朝灭亡后不久，主持修史的人大多恰恰是清朝旧臣，他们不是远观者，而是局中人。这个先天条件，就决定《清史稿》很难摆脱“自叙家史”的影子。

更有意思的是，民国初年的政治秩序并不稳，政府一边要建立新名义下的国家权威，一边又离不开旧官僚和旧士大夫。修清史，表面是文化工程，往深处看，也是政治安置。把前清遗老请出来修史，既可显示新政权有容纳旧人的姿态，也能借他们掌握的档案、记忆和旧章制度，尽快把清代历史写出来。可这样一来，修史所依赖的人，恰恰又是最难抽离清朝立场的人。

于是，《清史稿》的问题，不是等写到后面才慢慢暴露，而是从“谁来写”这一刻，就已经埋下了。

一、一部书为何始终带着“稿”字

“稿”字并不是随便加上去的谦词。按旧式官修史书的惯例，能叫《某史》，意味着朝廷正式认可，体例定下，文字经过审定，刊刻也有法定程序。可《清史稿》从头到尾，都没有走完这样一套程序。它虽然由清史馆纂成，却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足以压服各方的正式确认。

这与清朝以前的正史处境很不一样。《明史》修成时，背后有稳定的王朝权力作保障，哪怕过程漫长、争议不少，最终总有人拍板。《清史稿》不同。它起于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由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馆址在北京东华门内，馆长是赵尔巽，副馆长为于式枚、刘廷琛。看上去规格不低，可它面对的不是一个稳固的新王朝，而是一个不断震荡的政局。

定名之所以困难，还有一层制度原因。民国不是清的继承王朝，但它又必须处理清留下的政治遗产、文献遗产和史学遗产。换句话说，民国可以组织人修清史，却不容易像传统王朝那样，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正统身份宣布“此即定史”。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书名问题，而是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结构没有真正站稳。

所以，书成之后仍称“稿”，其实是一种很直白的历史信号：它被写出来了，却没有被完全承认；它具备史料价值，却没有取得定本地位；它在形式上靠近正史，在性质上却始终隔着一步。

二、谁来写清朝，问题从起笔就埋下了

清史馆的人员构成，决定了这部书的基本气质。赵尔巽是清末重臣，做过地方大吏，熟悉官场制度，也熟悉清末政局。他的优势在于见闻广、关系多，能调动旧臣参与，能按旧官修史书的路数把架子搭起来。可问题也正在这里：这种人最擅长的是清朝制度话语，而不是摆脱清朝制度话语。

副馆长于式枚、刘廷琛，以及馆中大量前清遗老，也大致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对清朝掌故熟，掌握旧档案的门路，对人物升降、典章沿革、旗制军政都不陌生。要说搜罗材料，他们的确比一般人更方便。可一旦涉及晚清失政、朝局误判、权臣责任、重大决策失当，这些人很难完全置身事外。说得直白些，许多编纂者写的不是遥远的前朝，而是自己刚刚经历过、甚至参与过的时代。

不得不说，这种“本朝遗老修本朝史”的格局，在中国正史传统里本就罕见。它带来的最大问题，不是某一句赞语过多，某一处回护过深，而是整体评价框架容易失衡。比如同样是写人物传记，有的人写得过于宽厚，有的人却因为派系旧怨被处理得偏冷。一个馆里的人，并不一定同声同气；可他们共同拥有的旧官场记忆，会让整部书天然偏向传统官修史那种维护体面的叙述方式。

馆中商议体例时，多以《明史》为参照，这本来也不奇怪。清代自身修《明史》时留下了一整套官方正史的写法，到了民国初年，最顺手的模板还是这一套。可史学环境已经变了。20世纪初，中国史学正在从纪传体官修传统，逐步走向更讲证据、分科、比较和社会背景的新方法。清史馆却主要沿用旧框架。框架一旧，问题就不只是文字旧，而是看问题的眼光也旧。

有一段流传很广的馆中气氛，虽不必句句当成原话，却能反映当时心态。有人催问进度，馆员便说：“旧档还没齐，急不得。”又有人反问：“不急，外头却等着看书。”还有人插一句：“书若先出，错了算谁的？”这几句话合在一起，恰好就是清史馆的困境：材料未备，时局不等，责任却悬在每个人头上。

值得一提的是，于式枚后来长期寓居青岛，前清遗老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状态，在他身上也能看到。这类人并非个个都积极修史，也并非都愿替新政权站台。他们参与、犹疑、保留、回避，几种心态并存。这样的人群聚在一起修一代正史，写出来的东西想绝对整齐，几乎不可能。

三、清史馆不只是学术机构，更是时局中的产物

把《清史稿》的缺陷全推给编纂者，也不公平。清史馆从成立起，就处在民国前期最动荡的一段大环境里。北洋政府更迭频繁，中央财政并不宽裕，军政开支压倒一切，文化工程往往排在后面。修史需要的是稳定经费、稳定人手、稳定审稿机制，偏偏这三样在当时都不容易保障。

民国3年至6年，大体可看作第一阶段。馆务草创，分工并不严整，征集材料、确定体例、安排撰写同时进行，头绪很多。外界看着像是已经开工，内部却常常处在边摸索边拼凑的状态。馆员多来自旧官僚体系，按习惯办事，文牍不少，真正统一标准并不容易。

到了民国6年至15年，工作并非没有推进，相反，很多门类在这一段完成得更多，只是经费与人事问题越来越重。拖欠薪金、人员流动、稿件反复修订，这些事在文化机构里本就伤元气，放在军阀混战年代，更容易把工程拖散。有人来了又走，有人写了未完，有人只交提纲不交全文。看上去是一个馆在修书，实际上常常是若干摊工作拼在一起。

这种局面很容易出一个毛病：前后标准不一。早期稿件按旧章法写，后期某些部分想补进新材料，结果风格不同；甲部重典制，乙部重人事，丙部又偏重掌故。若有一位手腕极强、学力又足的总裁者，或许还能勉强统合。可赵尔巽长于官场，不见得长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型学术组织。况且他年事已高，外部环境又不断打断节奏，要求他把全馆压成一部严丝合缝的定本，实在太难。

关于馆中的日常，留下过一些零碎印象。有人说：“馆里又欠薪了。”也有人无奈地答：“欠薪还算小事，怕的是稿子压着没人校。”再有人叹气：“史书一拖再拖，错处只会越积越多。”这几句并不热闹，却比长篇议论更说明问题。修史不是靠情怀撑着就能完成的，纸张、薪俸、校对、人手，样样都得有着落。

民国15年至16年，大体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赵尔巽去世后，柯劭忞代理馆长，袁金铠总理发刊事宜，金梁担任校对。问题是，这已经不是从容定稿的时候，而是带着各种残缺赶着出书的时候。一个长年反复中断的大工程，到了最后突然要求快，快的结果通常不是高效，而是漏洞成批暴露。

所以，《清史稿》的不少失误，并不只是“某人不认真”这么简单。它背后有制度性原因：旧式修史班底遇上新式国家转型，学术工程被政治财政反复挤压，最终只能在不稳定的地面上勉强收束。

四、仓促出书，错漏也跟着一起上架

1927年12月，《清史稿》开始发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它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书终于印出来，更因为许多争议正是从“刊行方式”集中爆发出来的。旧式官修史书在付梓之前，通常要经过比较严整的覆核、勘误、定本程序，而《清史稿》在这一环上明显不足。

后期发刊时，内部协调并不理想。柯劭忞、袁金铠、金梁等人在具体事务上的关系并不总是顺畅，这一点后来常被提及。尤其校对环节，原本应当是最后一道关口，却因时间紧、稿本杂、管理不一，难以形成真正统一的审定。部分内容未经系统核校便进入印本，文字、事实、体例上的问题自然随之出现。

失误大致可以分几类。其一，是史实错讹与前后矛盾。清代二百六十多年，档案浩繁，晚清又多变局，若没有充分时间通读互校，人物履历、事件先后、制度沿革就容易冲撞。其二，是详略失衡。有的地方铺排过多，有的关键问题却着墨不足。其三，是评价倾向偏软，对清廷决策失当、晚清政治腐败、某些关键人物责任，往往写得含蓄甚至含混。

最受诟病的，还不止这些技术问题。更深的一层，是书里保留了太强的旧朝语言习惯。比如写清廷制度，多能条分缕析，写得井井有条；可一到王朝失控、财政败坏、对外应对失误这些关节，叙述就容易转得迂回。不是完全不写，而是写法常常带着维护体面的力度。这种力度，读者一眼就能感觉出来。

当然，也不能把《清史稿》说得一无是处。它毕竟汇集了大量档案线索、官修材料和旧臣记忆，很多门类仍有很高的利用价值，特别是制度史、职官、地理、艺文等部分，后来的研究者不能绕开它。问题在于，材料有价值，不等于定本可靠；可供征引，不等于可以照单全收。这两层界限，必须分清。

1929年故宫博物院审查委员会提出禁发意见，恰恰就是因为这部书并未达到一个可放心流布的定史标准。禁发意见本身也说明，当时对《清史稿》的质疑已不局限于学者私评，而是进入了机构层面的审查视野。若它真像传统正史那样完成了权威确认，这种事反倒不容易发生。

五、它不是废书，却也很难算定本

《清史稿》问世后的命运很特别。它没有被正式废除，却也没有被正式扶正。1935年，汪精卫曾拟订有关勘定计划，想把这部书进一步整理审定，说明各方并不是看不到它的价值，而是清楚它必须修。换句话说，问题不是“要不要清史”，而是“这一部能不能直接当清史”。

这背后有学术转型的因素。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旧式官修史书的态度已经明显变化。过去那种以帝王本纪、列传、志表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仍然重要，但已不足以满足新史学的要求。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原始档案互证、社会经济背景、民族关系、外交结构以及制度运行的真实面貌。用这样的标准回看《清史稿》，它自然会显出先天不足。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一部史书能不能定为“正史”，不仅看写得像不像，还看谁承认、如何承认。清亡之后，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替和政治中心移动，不同政府面对这部书时，各有自己的顾虑。一个由前清旧臣主导、又带有明显旧史观痕迹的文本，要想在新的政治格局里获得统一认可，本来就很难。

1942年，上海联合书店曾刊印相关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订本。后来的整理出版，实际上都承认一个事实：这部书不能丢，因为它材料集中；但也不能不加处理地直接使用，因为它错漏、疏失、偏向都在。它更像一座未完全竣工却又不得不保留的史料仓库，进得去，拿得到东西，只是不能把里面每一件都当成定论。

若把《清史稿》的不足归纳起来，大体有三层。最表层，是校勘不精、体例不匀、部分记载错漏。再往里，是编纂过程受政局、财政、人事反复影响，导致整体质量不稳。最核心的，则是编纂主体身份与修史原则之间的矛盾：让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批旧臣，为自己的朝代作最后结案，这种结构本身就很难产出真正冷静的定评。

也正因如此，《清史稿》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未必只是它写对了多少、写错了多少，而是它把一个历史难题完整地暴露出来：当前朝刚刚结束，后朝尚未完全稳固，谁有资格给过去下结论，谁又有能力把复杂的近世历史写成可被普遍接受的“国史”。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稿》始终停在“稿”，并不是偶然。

它有材料之功，也有编纂之失；有保存旧闻之长，也有立场难脱之短。说它是清代研究绕不开的一部大书，没有问题。若说它就是清朝的最终定史，那就差得远了。这个“稿”字保留下来，恰恰把它的历史位置说明白了：它曾被当作《清史》的候选者，却终究没有跨过成为《清史》的那一道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