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辉瑞CEO艾伯乐最近说了一段话。据Axios报道，他在跟业界同僚交流时，罕见地公开了一个数据。中国资产占全球生物医药行业交易总值的比例，从五年前的5%飙升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二。
这就是说，以前全球大药企买的新药项目，几乎不看中国；现在它们每花100块钱买新药研发项目，大约有67块花在中国项目上。这说明中国药企不再只是仿制或跟随，而是开始拿出让国际大公司愿意高价购买、合作开发的新药。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产业格局重塑，很容易让人想起芯片和AI领域的剧本。
中美在芯片和AI等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叙事结构惊人相似。
中国靠工程师红利、政策扶持和资本投入，在应用层和产业化速度上迅速追赶，部分环节甚至反超。美国靠原创研究、生态积累和资本市场保持优势。随着“护城河在变窄”的感觉越来越强，华盛顿对华管制、封锁会不断加剧。
同样的剧本已在生物医药领域重演，只是程度现在还不同。
区别在于，芯片和AI更多聚焦“硬科技”的技术封锁。生物医药天生带有更强的公共健康属性。药物研发的终点是治病救人。纯粹的“卡脖子”逻辑在这里显得别扭。这也正是辉瑞CEO言论引发关注的原因。它把一个原本可以归类为“国家竞争”的问题，拉回到了“患者福祉优先”的伦理维度。
美国生物科技界内部，分裂成两派。
防御性焦虑派的核心关切是资本外流与创新生态的空心化。生物医药是资本密集型、长周期行业。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十年以上、数十亿美元投入。如果风险资本因为看到中国“更快更便宜”而大规模转向，美国本土那些依赖持续融资才能存活的早期公司，可能在资金链断裂中倒下。
报道中提到，部分公司已经开始对外隐藏研发进展，防止被中国同行“弯道超车”。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信任缺失下，理性个体的最优策略反而是走向封闭。最终损害整个行业的开放协作效率。
务实合作派的逻辑更接近产业常识。药物的价值取决于疗效与可及性，不是研发地点的地理标签。如果中国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产出安全有效的疗法，拒绝合作只是自我设限。反而会让中国在缺乏外部制衡和多元竞争的情况下，单方面主导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路线和定价权。
辉瑞CEO本人显然更倾向这种立场。他承认中国既是威胁也是机遇。主张企业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效率和创新投入上，而不是试图通过延缓对手来维持优势。因为这种策略从长期看不可持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裂？
深层原因在于，生物医药的利益相关方结构本身是不同的。制药巨头拥有全球化供应链和资本布局能力，天然更倾向于“哪里效率高或哪里市场大就去哪里”的务实逻辑。它们有能力在全球配置资源、对冲风险。中小型生物科技初创公司，以及依赖美国本土资本市场循环的风投生态，更容易感受到直接的生存威胁。它们没有辉瑞那种全球腾挪的资本厚度。资本一旦转向，首当其冲就是它们。这是不同资本规模、不同市场地位的企业基于自身处境做出的理性反应。
未来三到五年，务实合作派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跨国制药巨头层面。原因简单：全球化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利润最大化”会压过“安全焦虑”。只要中国的研发成果能通过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商业本能会驱动更多企业选择合作而非对抗。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在政策层面，“防御性焦虑派”的影响力可能不减反增。
过去几年，华盛顿已经加大了生物制药领域的对华遏制和封控。随着中国生物制药技术的加速发展，华盛顿很有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相关企业及其产品的封杀。
参照芯片和AI的先例。一旦某个领域被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华盛顿的战略干预往往会不顾产业现实，一启动就很难逆转。未来不排除会出现类似“实体清单”式的审查机制，针对特定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并购设置限制。
更要紧的而且这一次，包装它的理由会比芯片和AI更“道德化”，即用“患者安全”和“伦理标准”来包裹产业壁垒。
如果政策性设限最终演变为对基础科研数据共享和多边合作平台的破坏，损失的将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而是全球患者获得更快、更便宜疗法的共同机会。
这才是这场竞争中最容易被地缘政治叙事忽视，却最值得所有人关注的代价。
我们还可以从华盛顿下一步会针对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采取何种政策，来看中美关系的走向，毕竟生物医药与芯片和AI不同。药是用来治病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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