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第二阶段，刘湘21军第五路军为何损失最小

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四川军阀刘湘的21军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川军第2军，1926年响应北伐，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刘湘出任军长 。早期收编川东十余股地方武装，最多时拥有13个师，编制庞杂、派系林立；

在
1927年整编（刘湘集权的关键一步）中，为杜绝将领私自拉走部队，刘湘大刀阔斧缩编，把十多个杂牌师整合为3个整编师：唐式遵第1师、王缵绪第2师、王陵基第3师，全军定员约6万人。同时把全军的炮兵、机枪、工兵全部收归军部直属，不划分到步兵师、团；

刘湘掌控第21军嫡系部队的核心组织是“武德励进会”（秘密核心控制体系），它的前身是“武德学友会”，1935年改组为“武德励进会”，刘湘亲自担任会长，所有少校以上军官必须入会宣誓效忠。所有军官的家属统一安置在重庆城区，一旦私通中央、擅自异动，家属会被管控。这套“乡土+组织”的绑定方式，彻底杜绝中下层军官被收买的可能，蒋介石的复兴社很难在基层发展出可靠的内线；

1927年刘湘整编部队，把原先十多个师缩编，山野炮营、重机枪营、工兵、航空队全部收归军部直属，不下放到师、团；步兵部队只有步枪、轻武器，即便个别旅长有异心，手里没有重火力，根本无法独立割据。同时，刘湘建立专属的无线电侦译机构，可以破译参谋团和南京往来的密电，提前掌握蒋介石的分化计划，所有特务的活动几乎都在其监控范围内；

设立专属的警卫大队（3000余人），由妻弟周成虎统领，装备远超普通野战部队，作为督战队和总预备队，在前线督战，防止部队溃散；

独占重庆铜元局、21兵工厂（重庆武器修理所），所有枪械弹药全部自产，军饷由重庆本地税源直接拨付，不依靠南京国府拨款。只要切断弹药、粮饷，任何部队都无法独立行动，这是刘湘牢牢控住部队最关键的经济手段。当时，面对国民党蒋介石中央提出的军饷直接发放的要求，刘湘表面同意整编，暗地里把绝大多数精锐部队划为四川省保安团，归入地方建制，依旧由四川省财政自行发饷，不受南京军政部管控。他把重庆21兵工厂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枪械弹药自产自给，不依赖中央补给，让蒋介石无法用断武器的方式要挟部队 ；

21军士兵几乎全部是川东、重庆籍贯，家眷都处在刘湘的控制区，军官家属统一安置在重庆，一旦部队溃散，家属会被管控，官兵不会轻易抛弃建制逃跑。

1936年，刘湘秘密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中共方面订立川桂红合作的口头协定，摆出联合自保的姿态。蒋介石担心逼反刘湘，造成西南全面动荡，不敢采取过激的强硬手段，渗透只能停留在拉拢试探层面，不敢公然夺权 ；

为了抵制老蒋的复兴社，“武德励进会”内设独立的情报室，专门侦查部队内部混入的复兴社政工人员、卧底特务；在全军各级设立秘密联络员，任何军官如果私下接触参谋团、别动队人员，都会第一时间上报。同时，刘湘专门开办军官集训（当时俗称“褪色训练”），所有参加过蒋介石峨眉军官团集训的川军干部，回川后必须集中受训，清除复兴社灌输的思想，杜绝被拉拢策反；

刘湘在1929年组建第21军特务委员会，原本主要用于反共，1935年之后工作重心大幅调整，增加了监控中央入川特务的职能；刘湘还利用重庆警察局的公开外壳，组建直属“武德励进会”的密探队，对外名义是整顿治安，实际专门盯防康泽别动队开设的报社、合作社、基层保甲机构，跟踪复兴社人员的行踪，搜集其策反活动的证据—当时，康泽在重庆开办的《芷江日报》专门抨击川人治川的主张，刘湘的密探队搜集其违规证据，借地方治安名义勒令其停刊，斩断了复兴社的舆论宣传渠道；

1935～1937年，刘湘在世时期，老蒋的渗透基本失败，他无法掌控21军本体：蒋介石的复兴社、参谋团的特务根本无法渗透进21军的营连单位。“武德励进会”的约束极强，士兵、基层军官乡土观念极重，没有人愿意背离刘湘；康泽的别动队只能在县城活动，进不了野战部队内部；

但是，范绍增的第四师所有重机枪、山野炮等技术火力，全部收归21军军部机关枪司令部、炮兵司令部直管，范绍增只能指挥普通步兵，手里没有独立的重型武装，即便暗中给戴笠输送情报，也根本无法带着部队造反，不存在武力割据的威胁—刘湘的特务系统全程监视范绍增的往来人员与电台通讯，他和复兴社、戴笠的接触，刘湘基本全部知情。1935年，蒋介石私下用五万大洋拉拢范绍增，刘湘事前就通过破译密电掌握了全过程，事后当面点破，范绍增当场交出银票，此事在川军高层广为流传，等于被刘湘攥住把柄，范不敢做出过分出格的举动；于是，刘湘对他划定了红线：可以和老蒋所谓的国民党中央人员往来、收受好处，但是不准调动部队6、串联川军将领。范绍增本身为人圆滑，一直守住这条底线，只是私下传递情报，没有组织任何反刘的军事行动，达不到刘湘将他军法处决的条件—卧底卧成了蒋、刘都知道的明星，老范也算是民国“卧底界”的清流了……

名义上，刘湘的21军一百多个团缩编为六十个正规团，但是多余的兵力全部转为省保安队，依旧牢牢掌握在刘湘手里，整体实力没有被削弱，蒋介石仅仅拿到了纸面的整编名义，达不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1934年，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期间，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体系结构完整、大多数官兵思想顽固的21军嫡系部队，它的火力编制很适合四川的地形和经济条件；

轻机枪主力两种型号：重庆仿制捷克ZB-26轻机枪、仿瑞士启拉利KE7轻机枪，全部由21兵工厂自产，产量充足。21军嫡系单位的每个步兵排配2挺轻机枪，每一个步兵营，专门设立机枪排。在川军各路军阀里，21军的轻机枪保有量最高，平均每百名士兵配备2.2挺轻机枪，远高于田颂尧、杨森的部队。同时，刘湘进口少量英国刘易斯式轻机枪，优先配属东线万源的攻坚部队；

重机枪（水冷式民24式马克沁，川厂自产）：21军设立军部直属机关枪司令部，重机枪统一编成独立机炮连，战时才配属到步兵旅。每个旅标配一个重机枪连（6挺马克沁），阵地防御时，重机枪全部构筑固定阵地，用来封锁山地垭口、山坡坡面。万源防线每一处山头阵地，都会配置2~4挺水冷重机枪，依托阵地进行密集扫射。因为他是重庆自产，弹药可以源源不断就地补给，不存在弹药耗尽的问题；

冲锋枪（川造汤普森手提式冲锋枪）：21军武器修理所仿制美国汤普森M1921，定名“川造冲锋机关枪”，7.63毫米口径，部分加装两脚架，可客串轻机枪。这种武器不普遍下发普通步兵，只装备军部警卫大队、敢死队、前线突击分队，每个精锐中队配备16支冲锋枪，用于近距离山地突击，普通步兵团极少配发。整体数量不多，属于特种精锐装备，并非全军普及的制式武器。

迫击炮是21军最大的火力优势，47mm小口径迫击炮可以下放到步兵连，这是其他川军、红军都不具备的编制优势；

这就给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带来巨大困难：作战区域全是大巴山陡峭山地，道路稀少，红四方面军总共只有8万余人，要防守三百多里的狭长防线，没有多余兵力同时正面阻击、再兜住敌军退路，很难完成合围。而刘湘投入东线的嫡系部队达到八十多个团，兵力占有三倍优势，后方补给线就在川东平原，粮弹源源不断；红军根据地被压缩在狭小区域，弹药、粮食持续消耗，无法长期持续大规模的歼灭作战，这就很难全歼21军嫡系第五路军主力！

刘湘在六路围攻第二阶段（1934年4月万源会战全程），他采用堡垒梯次防御，拒绝野外决战，不给红军合围机会：刘湘吸取第一阶段各路川军被迂回包抄的教训，东线采取“碉堡群逐山推进、各部紧密靠拢、后方牢牢守住退路”的打法。所有部队抱团行动，各旅间距很近，一旦某一处受到攻击，邻部可以迅速驰援—红四方面军擅长的大范围穿插分割战术，在密集堡垒山地很难施展；即便击溃当面敌军，对方能够有序后撤，炮兵、重机枪分队率先退入后方新的堡垒线，不会出现整建制溃散的情况；

21军把重机枪、迫击炮全部构筑永久土木工事，在大巴山的山地坡面形成密集火力网。红四方面军当时缺少大口径火炮，只有少量75山炮和迫击炮，很难有效摧毁敌军的碉堡阵地：当时，川军水冷重机枪依托工事封锁所有山沟小路，红军在仰攻山头时伤亡很大，很难冲到近战距离实施歼灭。并且川军败退时，会当场拆毁炮闩、把重机枪零件带走，即便阵地放弃，也不会留下完好的重武器；刘湘21军第五路军（唐式遵第1师、王缵绪第2师、陈兰亭边防师，外加范绍增新编第四师等，十多万人）在前线设置专门的军部警卫大队充当督战队，阵地一旦动摇，督战队会就地处置溃兵，杜绝了杂牌军那种一打就四散奔逃的现象；

不同于21军其他杂牌川军军阀（田颂尧部战败官兵四散逃命），21军嫡系第五路军本土籍官兵顾虑家属安危，加上前线有专门的警卫大队充当督战队，部队即便受挫，也不会轻易溃散：即便防线局部被突破，21军嫡系单位部队也会收拢后撤，而不是抛弃建制四散奔逃。红军很难打出“全歼式”的歼灭战，大多只能达成击退、击溃的战果；

还有，刘湘组建了简易航空队，它们可以在空中侦察红军的调动，红军的迂回穿插动作很容易被提前发现，丧失战术突然性；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整体是战略胜利，击溃了六路川军，歼灭6万余人；其中范绍增的杂牌部队（不属于刘湘严格的嫡系核心）在黄猫垭被红军完整合围歼灭，缴获大量装备。这也能证明：只要能够封闭退路，红军完全可以歼灭川军部队；真正难以对付的，是刘湘牢牢掌控、建制完整、依托堡垒防御的嫡系21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