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72年，凯文·基冈还处在国际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时任英格兰队主帅拉姆齐爵士将他召入了扩编后的国家队集训名单。但当这位英格兰唯一的世界杯冠军教头安排他去参加成年队比赛前一晚的U23比赛时，基冈的反应远不止是不高兴。他愤怒地收拾行李，准备冲出酒店，直到有人紧急警告他，这样做会危及他的英格兰队前途，他才被迫停下。
与当时大多数舰队街足球记者一样，我公开批评了他这次耍大牌的脾气。此后的三四年间，基冈与媒体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有一次，在伦敦一场足球颁奖晚宴结束后，我带了几位客人去会员制俱乐部Morton's喝晚间酒，史上最伟大的八卦专栏作家奈杰尔·登普斯特也在其中。我们正愉快地坐在俯瞰伯克利广场的酒吧里，基冈和几个朋友到了。他看到我在场，立刻把经理拉到一边说：“那个记者在这儿让我很不自在，他在侵犯我的隐私。”经理的回答是：“抱歉，基冈先生，但鲍威尔先生和登普斯特先生是本俱乐部的创始会员，我们不会请他们离开。”
大约一小时后他走了，朝我们这边敷衍地点了点头。一场缓和？或许吧。后来有人告诉我，基冈其实很感激我和奈杰尔都没有在报纸上拿这段尴尬的插曲做文章。时间快进到他转会汉堡的那段日子，令我有些意外的是，他同意接受一次关于在德国新生活的采访。我们那天的午餐是全世界个头最大、用料最纯的牛肉汉堡，配上几大杯比尔森啤酒。这场饭局拖得太久，眼看着我就要赶不上飞回伦敦的航班了。“别担心，”基冈说，“我开车送你。”他叫餐厅侍者把他那辆速度飞快的德系车开过来，《每日邮报》结了账。我们一路颠簸着穿过鹅卵石街道，然后一头扎上高速公路，时速远远超过了一百英里。在那个年代的德国，速度限制几乎不存在。
在离机场还有一两英里的地方，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出现在我们上方几百英尺的高度，沿着与高速公路平行的航线逐渐下降。基冈把油门踩得更狠了，我们从飞机下方超了过去。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车子停在了航站楼出发口前，我俩跳下车，放声大笑。他伸出手来和我击掌，说道：“好，我们比它先到了。那一定是你回程的航班，看来你赶上了。”这就是凯文·基冈——感到委屈时脾气火爆得吓人，但归根结底，他至情至性。浑身是劲，肾上腺素爆棚，爱玩爱闹，是个十足的竞争者。他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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