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任命第三天，省长秘书打来电话：省长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县政府的食堂里啃着一根老玉米。

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号码备注是“省政府办公厅”，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三秒钟，差点被玉米粒呛进气管里。

说实话，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个电话会打过来。三天前我刚拿到副处级的任命文件，在古原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的位置还没坐热乎，椅子上的塑料保护膜都没来得及撕干净，省里的电话就像一颗深水炸弹似的扔过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玉米棒子搁在餐盘边上，用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油，这才按下了接听键。食堂里嘈杂的人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我赶紧捂着另一只耳朵往角落走了几步。

“你好，是江屿同志吗？”电话那头是个沉稳的男声，语速不快，带着一种长期在机关单位工作的特有腔调，“我是省政府办公厅的，张望川省长的秘书，我姓秦。”

我的心脏猛地缩了一下。

张望川，东山省的省长。这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在东山官场混的人来说，都属于那种平时只能在新*联播和省报头版上看到的存在。我在古原县文旅局待了五年，见过最大的领导也就是分管副县长，连县委书记单独谈话的机会都屈指可数。现在省长的秘书直接打我的手机，这种跨了好几级的联系，搁谁身上都得懵。

“秦秘书您好，我是江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但握着手机的掌心已经开始冒汗了。

“江屿同志，张省长让我问你一件事情。”秦秘书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公事公办，但接下来的那句话，直接让我后背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省长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这句话从省长秘书的嘴里问出来，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我的脑子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机，脑子飞速转了起来——省长为什么突然关心我的学历？我一个刚提拔的副科级，在省部级领导眼里连个芝麻粒都算不上，他怎么会专门让秘书打这个电话？

“秦秘书，我是东山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的，一五届的硕士研究生。”我尽量简洁地回答，同时在心里把所有可能的原因都过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隐约听到翻动纸张的声音，然后秦秘书说了一句让我更加摸不着头脑的话：“好，我知道了。江屿同志，张省长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古原县的文旅工作做得不错，尤其是你牵头的那几个项目，省长都看到了。好好干。”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我站在原地，盯着手机屏幕渐渐暗下去，脑子里的问号却越聚越多。省长看到了我牵头的项目？这怎么可能？我在古原县文旅局这几年，虽然确实做了几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比如去年搞的那个“非遗活化工程”，把古原县的皮影戏和剪纸艺术做了数字化保护和商业开发，在省里的文旅系统内部评了个优秀案例，但也就是个内部表彰，连省文旅厅的领导都没亲自来过，更别说惊动省长了。

这事儿怎么想都透着一股不对劲。

“江局，怎么站这儿发呆呢？”办公室主任老刘端着餐盘走过来，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了一句。

我回过神，冲他摆了摆手：“没事，接了个电话。”

老刘是局里的老人了，五十出头，在古原县文旅局干了二十多年，属于那种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觉得奇怪的老机关。他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江局，你这刚提拔，局里上上下下都看着呢。老赵那个事儿，你可得留个心眼。”

老赵，说的是前任副局长赵永贵，三天前刚刚调去了县政协。我接的就是他的班。老刘这话说得含蓄，但我听得明白——赵永贵在副局长位置上坐了八年，这八年里文旅局的项目经费、人事安排、对外合作，几乎全都是他说了算。现在他走了，留下的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我这个空降的副局长想要真正接手工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而且更要命的是，赵永贵虽然去了政协，但他在古原县经营了这么多年，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都还在。我听说他走之前特意请局里的几个中层吃了顿饭，饭桌上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从这两天局里某些人看我的眼神就能猜出个大概——这位前副局长，怕是没给我留什么好话。

“刘主任，谢谢提醒，我心里有数。”我冲老刘笑了笑，端着餐盘回到座位上，但心思已经完全不在吃饭上了。

省长的电话、学校的询问、老刘的提醒，这些线索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浆糊。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之间，应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牵着，只是我现在还找不到那个线头在哪里。

下午两点，我准时出现在局里的会议室。

今天是周二例会的日子，全局中层以上干部都要参加。会议室里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人，我扫了一眼，心里就有数了——几个关键科室的负责人，包括资源开发科的孙科长、市场推广科的马科长，全都没来，只派了副手列席。

这种无声的怠慢，我从任命文件下来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

“开会吧。”我面上不动声色，按照议程把各项工作安排了一遍。说到“非遗活化工程”二期项目推进情况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财务科科长周蓉身上。

周蓉今年三十八岁，在财务科科长的位置上坐了五年，是赵永贵一手提拔起来的。她长相精明，说话滴水不漏，在局里是出了名的难缠。此刻她正慢悠悠地翻着手里的文件夹，脸上挂着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笑容。

“周科长，非遗二期项目的专项资金，财政局那边批下来了吗？”我直接问道。

周蓉抬起头，笑容不变：“江局，财政局那边说了，今年的专项资金指标比较紧张，咱们局里报的项目太多，得重新审核排序。我催了好几次了，人家就是不给准话。”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财政局那边的关系，以前都是赵永贵在维系，现在赵永贵走了，这条线就等于断了。周蓉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像是在告诉我：你看，没了他赵永贵，你什么都办不成。

“好，财政局那边我亲自去跑。”我没接她的茬，直接翻到下一个议题，“另外，省文旅厅下个月要来古原县调研，重点看非遗保护工作。这个事儿由办公室牵头，各科室配合，拿出一个像样的接待方案来。”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微一变。

省文旅厅来调研，这在新局长刚刚上任的节骨眼上，可以说是一次大考。做好了，就是我这个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做砸了，不光面子上过不去，还会影响到后续的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

老刘赶紧接过话头：“江局放心，接待方案我这边马上着手准备，保证万无一失。”

散会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整个人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发呆。办公室不大，二十来个平方，窗台上摆着前任留下的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墙上挂着一幅古原县旅游地图，桌椅都是老式的木制办公家具，抽屉拉开来还能闻到一股陈年的樟脑丸味道。

我拉开最下面的抽屉，翻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东山大学的校门，门口站着几个年轻人，笑容灿烂，意气风发。我站在最右边，身边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生，搭着我的肩膀，两个人的笑容被定格在那个夏天的阳光里。

那个穿白衬衫的男生叫周明远。

在东山大学的那几年，我和周明远是上下铺的兄弟，一起上课、一起打球、一起在宿舍楼顶喝啤酒吹牛。研究生毕业后我考了公务员回了老家古原县，周明远则去了北京，进了部委。这些年联系渐渐少了，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他的动态，知道他在部里发展得不错，已经是正处级了。

我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张望川省长突然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会不会和周明远有关？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我自己否定了。周明远虽然在部里工作，但他跟东山省这边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就算有，也不至于让省长亲自过问我的学历问题。再说了，如果真是周明远的关系，他肯定会提前跟我打招呼，不可能让我措手不及。

那省长的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头绪，索性不再纠结，打开电脑开始处理手头的工作。非遗二期项目是眼下最紧要的事情，这个项目关系到古原县明年的文旅产业规划，如果资金到不了位，前面做的一期成果就等于打了水漂。

财政局那边的人我也不是完全不认识，预算科的副科长李铭是我高中同学，虽然这些年走动不多，但好歹还有几分同窗情谊在。我翻了翻手机通讯录，找到李铭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一阵才接通，那头传来的声音带着几分意外：“哟，江屿？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李铭，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好久没聚了。”我尽量把语气放得随意一些。

李铭在电话那头笑了笑，笑声里藏着几分心知肚明的意味：“行啊，你说地方。”

我报了一家县城里的土菜馆，那地方安静，适合谈事。挂了电话之后，我又给老刘发了条消息，让他帮我整理一份非遗二期项目的详细材料，晚上要用。

下班之后，我提前到了土菜馆，点好了菜等着。六点半，李铭准时推门进来，还是那副老样子，微胖的身材，脸上挂着精明又不失圆滑的笑容，一进门就先打量了一圈包间，然后在我对面坐下。

“恭喜啊江局，副处了，以后可得多关照关照老同学。”李铭上来就是一句官场常见的客套话，给自己倒了杯茶，眯着眼睛看我。

“少来这套，我这才几天，椅子都没坐热呢。”我给他倒了杯酒，“今天找你来，是有个事儿想打听打听。”

李铭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眯眯地说：“非遗二期项目的资金？”

“就知道瞒不过你。”我也不绕弯子，直接把情况说了，“周蓉跟我说财政局的指标紧张，要重新审核排序，我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期的项目在全省都评了优秀案例，二期按理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卡住了？”

李铭放下酒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脸上的笑容收了几分：“老同学，实话跟你说吧，这个事儿不是指标的问题。”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什么问题？”

“是人。”李铭往椅背上一靠，压低了声音，“你们局里报上来的项目材料，被赵永贵动了手脚。他走之前，把好几个关键数据给改了，导致项目预算和实际需求对不上。财政局这边按流程审核，材料不合格，自然就没法批。”

我握着酒杯的手指猛地收紧，杯中的酒液微微晃动。

赵永贵在走之前，在项目材料上做了手脚。

这个消息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让我浑身发冷。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住心里的怒火，问道：“这事儿你能确认吗？”

“八九不离十。”李铭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话我也就是私下跟你说说，到了台面上我可不会承认。赵永贵在古原县混了这么多年，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在，谁也不愿意得罪他。”

我沉默了几秒钟，端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白酒的辛辣顺着喉咙滑下去，烧得胃里一阵发烫，但这点灼热感反而让我清醒了几分。

赵永贵这是在给我挖坑。非遗二期项目是文旅局今年的重点工作，如果在我手上搞砸了，不光影响局里的年度考核，更会让上面质疑我这个新任副局长的能力。而要想把这个坑填上，我就必须重新梳理项目材料，把所有被篡改的数据一个个纠正过来，再重新走一遍申报流程——这个工作量之大，时间之紧，足以让任何一个新官焦头烂额。

但赵永贵大概没想到的是，非遗项目从立项到实施，我全程参与。那些数据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每一项预算的用途和标准，都在我的脑子里装着呢。他想在材料上做手脚给我使绊子，那也得看我接不接这个招。

“李铭，谢了。”我放下酒杯，正色道，“材料的问题我回去处理，争取三天之内重新报一份给你。流程上的事情，还得麻烦你帮忙盯着点。”

李铭看着我，目光里多了一丝审视的意味，过了好几秒才重新笑起来：“行，只要材料没问题，我这边不会卡你。不过老同学，我得提醒你一句，赵永贵虽然去了政协，但他背后的人脉网不是你能想象的。你在文旅局想站稳脚跟，光搞定一个项目还不够。”

“我明白。”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从土菜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古原县城的夜晚不算热闹，街上的路灯昏黄暗淡，偶尔有一两辆电动车从身边驶过，卷起一阵微凉的晚风。

我沿着马路慢慢往回走，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盘算着眼下的局面。赵永贵的绊子是一方面，省长的电话是另一方面，还有下个月省文旅厅的调研，这些事情搅在一起，让我隐隐觉得古原县文旅局这个小庙里，藏着的水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

走到半路，手机忽然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条微信消息，发消息的人让我脚步猛地一顿——是周明远。

“听说你提副处了？恭喜啊。我下周回东山，有空见一面？”

我盯着这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两秒，然后飞快地回了一条：“你回来？什么时候？我请你吃饭。”

消息发出去不到十秒钟，周明远的回复就来了：“大概周三到，待三天。对了，你在古原县那边工作，对古原的文旅项目应该很熟吧？我这次回来调研，正好是你们那个方向。”

调研？周明远在部委工作，他回来调研文旅项目？

我脑子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忽然“嗡”地响了一声。部委的干部下来调研，地方上肯定会提前收到通知，省里也会有人陪同。如果周明远调研的内容恰好和古原县的文旅工作相关，那么张望川省长突然关注到我的学历，就说得通了。

但这中间还差了一个环节——周明远和张望川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回了一个“好”字，收起手机，加快了脚步。夜风从古原县的老街上穿堂而过，带着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干燥气息，吹得路边杨树的叶子哗哗作响。

回到家里，我洗了把脸，打开电脑开始重新整理非遗二期项目的材料。赵永贵篡改数据的手法并不高明，只是在几个关键的预算科目上做了手脚，把一些必要的开支项目删掉了，又把另外一些项目的金额改得离谱。如果接手的人对项目不熟悉，确实很容易被蒙过去。

但我对这个项目太熟了。从最初的调研、方案设计，到后来的申报、实施、验收，每一个环节我都亲手做过。那些数据背后的逻辑和依据，就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清晰。

我一边改材料一边在心里冷笑。赵永贵大概觉得，把我架在一个空有其名的副局长位子上，让我寸步难行，迟早会被架空或者挤走。但他忘了一件事——我是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的，从最开始的景区讲解员，到项目策划，再到科室负责人，文旅局的业务链条里，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岗位。

这种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经历，让我比那些靠关系和资历坐上位子的人，多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对业务的绝对熟悉。

改完材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窗外的古原县城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县政府的几盏路灯还亮着，像几颗零落的星星挂在夜幕上。

我忽然想起了今天中午那个电话。

“省长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张望川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因为周明远要来调研，他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公务渠道了解我的情况，没必要专门让秘书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更像是一种试探，或者说是某种信号的释放。

而“你是哪个学校的”这个问题本身，在东山省的官场语境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东山大学是东山省最好的高校，东山省的干部队伍里，东山大学的校友数量庞大，从省直机关到各地市县区，到处都能碰到东大出来的师兄弟。这种校友网络虽然不是正式的权力结构，但在实际的官场运作中，它确实构成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身份认同和资源纽带。

张望川本人，也是东山大学毕业的。

我关掉电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这些线索像一堆散落的珠子，我知道它们之间一定有一条线串着，但那根线藏在哪里，我一时半会儿还摸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把改好的项目材料重新打印装订，亲自送到了财政局。李铭接过去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几分意外：“这么快就改好了？”

“本来就是我做的项目，数据都在脑子里。”我笑了笑，“你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李铭仔细翻了一遍，把材料合上，点了点头：“没问题，这份材料我下午就报上去。不过最后批不批，还得看局领导的意见。赵永贵那边的关系虽然断了，但……”他顿了顿，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但什么？”

“但你运气不错。”李铭压低了声音，“我听说省里最近在重点关注古原县的文旅工作，好像是有什么大领导要来调研。这种情况下，财政这边不敢卡得太死，你的项目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我心中一动，周明远要来调研的事情，连财政局这边都听到风声了？看来这次调研的规格和动静，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从财政局出来，我直接回了局里。刚进办公室，老刘就急匆匆地跟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像是在极力压制着某种兴奋：“江局，刚才县政府办公室来电话了，说省里有个重要的调研活动，要重点考察咱们古原县的非遗保护和文旅融合工作。县里要求咱们局全力配合，拿出最好的状态来。”

“消息倒是传得快。”我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示意老刘也坐下，“调研的具体时间和人员定了吗？”

“说是下周三，具体人员名单还没发过来，但听县府办那边的口风，规格很高，不光有部委的领导，省里也会有主要领导陪同。”老刘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江局，这可是咱们局露脸的好机会啊。”

我点了点头，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飞速地转着。部委领导、省里主要领导陪同，这配置已经很高了。周明远在部里是正处级，这个级别下来调研，按正常规格省里派个副厅长陪同就差不多了，但如果老刘说的“省里主要领导”是真的，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非遗活化工程”的一期成果，看来是真的惊动了上面。

“老刘，接待方案抓紧做，另外通知各科室负责人，下午两点开专题会，所有人必须到。”我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一个都不能少。”

老刘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下午的专题会，人到得比周二例会齐多了。资源开发科的孙科长和市场推广科的马科长都来了，坐在会议桌的两侧，脸上的表情都很微妙。周蓉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笔不停地转，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像是在重新评估着什么。

这种变化，和即将到来的调研消息脱不了干系。在官场上，消息就是风向，风声一变，人心就跟着变。这些人之前怠慢我，是因为觉得我这个新官没有根基，迟早会被赵永贵留下的烂摊子拖垮。但现在省里的调研突然砸下来了，规格还这么高，他们不得不重新掂量掂量——万一我真的借着这次调研的机会在省领导面前露了脸，那这个副局长的位子可就坐稳了。

“各位，省里的调研下周就到，具体内容大家都知道，重点看非遗保护和文旅融合。”我开门见山，语气不疾不徐，“这是咱们局今年最大的一个考验，做好了，大家都脸上有光；做砸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孙科长率先开口：“江局，资源开发科这边全力配合，非遗项目的展示场地和参观路线，我这两天就能定下来。”

他这话一出，在座的几个人脸上都闪过一丝意外。孙科长在局里一向是老油条，周二的例会都只派副手来，今天不但亲自到场，还第一个表态支持，这个态度的转变不可谓不快。

我冲他点了点头，目光转向马科长：“推广科这边呢？”

马科长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江局，推广科这边会做好宣传配合，不过……”她顿了顿，话锋一转，“非遗项目的一些宣传资料和数据，以前都是赵局长亲自把关的，我这边手头的资料可能不太全，还得麻烦江局帮忙协调一下。”

这话说得客气，但暗藏机锋。宣传资料和数据在赵永贵手里，现在赵永贵走了，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她这是在不动声色地提醒我——赵永贵留下的坑还有很多，别以为搞定一个项目资金就万事大吉了。

“资料的事情我来处理。”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直接进入了下一个议题，“另外，我强调一点，从现在开始到下周三调研结束，所有与非遗项目相关的工作都由我直接负责，各科室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这句话说完，我特意看了周蓉一眼。

周蓉转笔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若无其事地低下了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

散会之后，我把老刘单独留了下来。

“老刘，赵局长走之前，他办公室里的文件和资料都清走了吗？”

老刘想了想，摇了摇头：“大部分都清走了，但有些项目档案还在档案室，他走得太急，没来得及全部整理。”

“带我去看看。”

档案室在办公楼的三楼尽头，是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常年不见阳光，推开门就能闻到一股旧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几排铁皮柜子靠墙立着，柜门上贴着褪色的标签，记录着里面存放的档案类别。

老刘打开最里面那个柜子，指着最下面两层说：“非遗项目的档案大部分都在这儿，一期的、二期的都有。赵局长走之前来翻过一次，拿走了一些东西，但具体拿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我蹲下来，打开柜门，一股更浓郁的旧纸味扑面而来。我逐份翻看着里面的档案盒，一期项目的材料基本上都在，但二期项目的档案盒明显轻了很多，打开一看，里面的内容零零散散，明显被人挑拣过。

赵永贵拿走的那部分材料，很可能就是他对项目数据做手脚的依据。他想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着被篡改过的数据去面对省里的调研，到时候数据对不上、逻辑不成立，我这个新任副局长在第一场大考中就会彻底翻车。

这一手，不可谓不毒。

但我现在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再加上已经重新梳理了一遍项目数据，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我把档案盒一一归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对老刘说：“这些档案从今天起全部封存，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不得调阅。”

“明白。”老刘郑重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局里上下都忙了起来。省里的调研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我几乎每天都在加班，白天跑现场踩点、布置展示场地、协调各个环节，晚上回到办公室继续完善项目材料，把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案例、每一段解说词都反复打磨，确保万无一失。

这期间，我接到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赵永贵打来的。他说得很客气，说政协那边工作不忙，闲得慌，问我局里最近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听着他假惺惺的客套话，心里冷笑，嘴上却比他更客气，说一切都好，赵局长您就安心在政协享福吧，局里的事情不劳您费心。

挂了电话，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赵永贵的表情。他打这个电话，无非是想探探我的口风，看看我有没有发现他在项目材料上做的手脚。我越是表现得云淡风轻，他心里就越没底。

第二个电话是县政府办公室打来的，正式通知了调研的具体行程。带队的部委领导姓周，职务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省里陪同的领导名单里，赫然写着“张望川省长”。

看到这两个名字并列出现的时候，我心里那根弦终于绷到了最紧。

周明远，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我上次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还没提到自己的新职务。而这个职务和张望川省长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份调研名单上，说明他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工作上的密切联系——甚至可能不止是工作关系。

第三个电话，是周明远在调研前一天晚上打来的。

“老江，明天到古原，第一站就是你们文旅局的项目。”他的声音还是记忆里那个熟悉的调调，带着几分京腔，但语气里多了一种多年官场历练出来的沉稳，“怎么样，准备好没有？”

“准备是准备了，但你小子什么时候当上副司长了？上次聊天你都没提。”我靠在办公室的椅背上，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百感交集。

“刚提的，手续才走完没多久。”周明远笑了一声，然后语气忽然正经起来，“老江，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一声。张省长明天也会来，他对你们古原的非遗项目很感兴趣，尤其是你牵头做的那个活化工程。上次我在部里的汇报会上提了一嘴，张省长当时就问了细节。”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所以，张省长之前专门让人问我学校的事情，跟你有关系？”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周明远的声音低了几分：“我跟他提过你。老江，张省长是咱们东大的老学长，他对东大出来的干部，有一份额外的关注。但我提醒你一句——这份关注是双刃剑。他看重校友情分，更看重真本事。你明天把项目讲好了，就是给他长脸；讲砸了，校友这层关系反而会让你更难堪。”

“我明白。”我深吸了一口气，“放心，不会给你丢人。”

挂了电话，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古原县城安静得像一口深井，远处的山影在夜色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一幅泼墨的画。我忽然想起了在东山大学读书的那些年，想起了和周明远一起在图书馆熬夜写论文、在操场上喝酒吹牛的日子。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觉得未来是一片坦途，什么官场规则、人情冷暖，都离我们很远很远。

谁能想到，十年之后，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周三早上七点，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局里。天还没完全亮透，东边的天际线上挂着一抹鱼肚白，古原县城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用水墨晕染出来的画。

老刘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桌上摆着今天的接待流程和项目材料，每一份都整整齐齐地装订好，连页码都核对过三遍。我翻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冲老刘点了点头：“辛苦了。”

“应该的。”老刘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江局，说实话，我在这局里干了二十多年，见过好几任领导，你是最拼的一个。”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多说什么。

八点半，县政府那边传来消息，调研组的车队已经从市里出发了，预计九点到古原县界。我最后检查了一遍展示场地，确认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纰漏，然后带着局里的几个骨干在门口等着。

九点整，一支车队准时出现在街角。

打头的是县里的引导车，后面跟着三辆考斯特，再后面是几辆轿车。车队停在文旅局门口的时候，我注意到第二辆考斯特的车门最先打开，下来的是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身材高大，面容严肃，正是东山省的省长张望川。

我的心跳猛地加快了几拍。

紧接着，第三辆考斯特上下来的人让我更加紧张——周明远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整个人看起来比上学的时候瘦了一些，也精神了许多，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京官特有的气场。他下车之后，目光扫了一圈，和我的视线在空中碰了一下，嘴角微微扬起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弧度，然后迅速恢复了官方场合应有的严肃表情。

县里的领导们已经迎了上去，县委书记和县长一左一右陪着张望川，笑容满面地介绍着什么。张望川听着，不时点头，目光却越过人群，落在了文旅局门口的非遗展示区上。

“张省长，这位是我们县文旅局的副局长江屿同志，非遗活化工程就是他牵头做的。”县长适时地把我推到了前面。

张望川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双眼睛深邃而锐利，像两把刀子一样在我脸上扫了一遍。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江屿同志，你的项目材料我看过，做得不错。今天我和周司长专门来看看，你可要把真东西拿出来。”

他的语气平静得近乎冷淡，但我注意到，他说“周司长”三个字的时候，目光不易察觉地往周明远那边偏了一下。

“张省长放心，我一定如实汇报。”我微微欠身，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引导一行人往展示区走去。

非遗展示区设在文旅局的一楼大厅，占地不大，但布置得很有特色。古原皮影、剪纸、泥塑、土织布……每一样都是古原县的非遗瑰宝，经过了数字化保护和商业开发之后，这些老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我走在张望川和周明远的侧后方，一边走一边介绍。这些内容我太熟了，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案例、每一个背后的故事，都像是刻在骨子里一样，张口就来，不需要任何稿子。

张望川听得很认真，偶尔会停下来追问细节。他的问题都很专业，问的都是项目实操层面的东西——市场转化率怎么样？农户的参与度如何？数字化保护的技术标准是谁定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真正做过一线工作，根本回答不上来。

好在我就是那个真正做过一线工作的人。

走到皮影戏展台前的时候，张望川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目光里多了一丝意味深长：“江屿同志，你是东山大学毕业的？”

来了。

我心头一紧，面上保持着平静：“是的，张省长，我是一五届文管专业的硕士。”

张望川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但嘴角似乎微微上扬了一下。他转过身，拍了拍周明远的肩膀，用只有身边几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了一句：“明远，你这个同学，不错。”

周明远微微一笑：“省长慧眼。”

这个小小的互动落在周围人眼里，效果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我看到县委书记和县长交换了一个眼神，文旅局在场的几个科室负责人的表情更是精彩——孙科长的嘴巴微微张开，马科长的金丝眼镜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而周蓉的脸上一贯挂着的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终于彻底消失了。

张望川当众夸了我一句“不错”，还点名了我和周明远的同学关系。

这句话在官场上的分量，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掂得出来。这意味着我从一个孤立无援的空降副局长，瞬间变成了一个有“上达天听”通道的人。赵永贵留下的那些明里暗里的绊子，在这一句话面前，通通都不够看了。

但我心里清楚，这份“关照”不是白来的。张望川给我面子，是因为周明远的面子，而我必须用实打实的工作成绩来证明，我值得他给的这个面子。如果今天的汇报出了任何纰漏，这份“校友情分”就会变成加倍的反噬——捧得越高，摔得越惨。

调研持续了整整一上午。看完展示区之后，又实地走访了两个非遗工坊，最后在文旅局会议室开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周明远在会上对古原县的非遗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提到了“非遗活化工程”的模式创新和市场转化效果，说这是“全国范围内值得推广的典型案例”。

这句话的含金量，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部委领导的公开肯定，意味着古原县的文旅工作正式进入了国家部委的视野，后续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座谈会结束后，张望川在离开之前，忽然叫住了我。

“江屿同志。”他站在会议室门口，身后是一群等着送行的县领导，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刻。

“省长请指示。”我快步走过去，微微欠身。

张望川看着我，沉默了两三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竖起耳朵的话：“古原县的文旅底子不错，但光守住这点非遗还不够。明年省里要重点打造一批文旅融合示范区，你们古原有没有想法？”

这话一出，县委书记的眼睛都亮了。

“有想法！”我还没开口，县委书记已经抢先接过了话头，“张省长，古原县虽然底子薄，但文旅资源禀赋好，又有江屿同志这样能干实事的年轻干部，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争取！”

张望川点了点头，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江屿同志，好好干。省里对你们有期待。”

说完，他转身上了车。

车队缓缓驶离，扬起一阵细细的尘土。我站在文旅局门口，目送着车队消失在街角，心里那块悬了好几天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但紧接着，一种更强烈的紧迫感涌了上来。

张望川最后一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客套话。他在公开场合提了“文旅融合示范区”，又点名让我“好好干”，等于是在所有人面前给我画了一条起跑线——从现在开始，我能不能拿下这个示范区的牌子，将直接决定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这是机遇，也是考验。

转过身，我看到文旅局的几个人站在大厅门口，脸上的表情各不一样。老刘冲我竖了个大拇指，孙科长快步迎上来递了根烟，周蓉站在人群后面，脸上重新挂上了那种滴水不漏的笑容，但眼神里的复杂谁都看得出来。

我没有接孙科长的烟，只是冲大家摆了摆手：“都散了吧，下午正常上班，明天开总结会。”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整个人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手机震了一下，是周明远发来的消息：“表现不错，张省长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夸你。示范区的事情你抓紧准备方案，部里这边我也会推动。”

我回了一条“谢了”，然后把手机扔在桌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已经开始飞速地转动起来。

文旅融合示范区，这是接下来最大的硬仗。赵永贵虽然被张望川的一句话暂时压了下去，但他不会善罢甘休。在古原县这个盘根错节的地方官场里，我这点来自省长的“关注”还不够稳固，真正要站稳脚跟，还得靠实实在在的成绩。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十月的古原县，已经有了几分深秋的萧瑟。但我心里那团火，却烧得正旺。

车队消失在街角卷起的微尘里，我站在文旅局门口，秋日的阳光明晃晃地打在脸上，带着一丝不真实的暖意。身边的人群渐渐散去，老刘走过来递了支烟，我摆了摆手，转身回了办公室。

门一关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上午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张望川当众说的那几句话，周明远的表态，县里领导们变幻莫测的眼神……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转着，最终定格在张望川上车前最后看我的那一眼。

那眼神里有审视，有期待，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像是在评估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

我睁开眼，拿起手机，看到周明远发来的那条消息还亮在屏幕上。“表现不错，张省长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夸你。”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心里那股兴奋劲儿慢慢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夸赞是面子，示范区才是里子。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才是自己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张望川在众人面前给了我这层光环，但如果我拿不出配得上这光环的实绩，这光环就会变成一个紧箍咒，箍得我寸步难行。

下午上班的时候，整个文旅局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走廊里遇到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郑重，甚至带上了些许小心翼翼的讨好。资源开发科的孙科长亲自抱着一摞材料到我办公室，说要汇报非遗工坊的扩建计划，态度热络得像是换了一个人。市场推广科的马科长紧随其后，拿着一份精心制作的宣传方案，说要在省报上做一期古原文旅的专版。

我一一听了汇报，给了具体的指示，态度跟之前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因为张望川的几句夸奖就飘飘然，也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前倨后恭就摆脸色。在官场这潭水里，人情冷暖、趋利避害都是常态，计较这些没有意义。我要的是他们能把活干好，至于他们心里怎么想，并不重要。

真正让我留意的，是周蓉。

她整个下午都没出现，财务科的门一直关着。快下班的时候，她才姗姗来迟，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她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滴水不漏的笑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说是非遗二期项目的预算调整方案。

“江局，”她把文件夹放在我桌上，笑容不减，“财政局那边的专项资金已经批下来了，我这边根据您的指示做了预算调整，您过目一下。”

我翻开文件夹，仔细看了一遍。数据清晰，条目分明，每一笔预算的用途和依据都写得清清楚楚，挑不出任何毛病。这跟之前她推三阻四、含糊其辞的态度判若两人。

“辛苦周科长了。”我合上文件夹，抬头看她，“方案做得很好，就按这个执行吧。”

“江局客气了，是我分内的工作。”周蓉微微欠身，笑容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之前财政局那边卡得紧，我也是没办法。现在好了，有江局您亲自坐镇，咱们财务科的工作也好开展多了。”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推卸了之前的责任，又不动声色地捧了我一把。我心里清楚，她的态度转变不是因为我的能力，而是因为我背后站着的张望川和周明远。这样的人在体制内很多，用好了是把好手，用不好就是颗定时炸弹。

“以后财务上的事情，周科长多费心。”我没有点破，只是笑了笑，“有什么问题，及时沟通。”

周蓉走了之后，我给李铭打了个电话，确认专项资金已经到账。李铭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老同学，你这下可是出名了。张省长亲自点名表扬，整个县里都传遍了。我们局长下午开会还专门提了一嘴，说财政局要全力配合文旅局的工作。”

我应付了几句，挂了电话。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张望川的那几句话，就像一块巨石投入了古原县这潭原本还算平静的水面，激起的涟漪正在一圈圈地扩散开去。

接下来的几天，局里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了许多。所有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陀螺，高速旋转起来。我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白天跑工地、看项目、开协调会，晚上审方案、改材料、学习省里关于文旅融合示范区的政策文件。我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示范区申报的材料都搜罗过来，一份一份地啃，把申报标准、评审流程、需要的硬件软件条件都摸了个透。

古原县虽然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底子薄，基础设施差，但文旅资源确实得天独厚。除了非遗这张牌，还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村落、壮观的黄河峡谷地貌、以及当年三线建设留下的大量工业遗址。这些资源如果能够系统地整合、开发、包装，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旅融合产业链，申报示范区并非没有可能。

难就难在“整合”两个字上。

古原县的这些文旅资源，分属不同的部门和乡镇管辖。非遗归文旅局，古村落归住建局，黄河峡谷归水利局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三线遗址又涉及国资委和经贸局。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要想把它们捏合在一起，形成一盘棋，难度极大。

之前赵永贵在的时候，也提过整合资源、打造全域旅游的想法，但推了几年，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能力协调那么多平行部门，也没有足够的魄力去触碰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

但现在不一样了。张望川的公开表态，等于给了我一把尚方宝剑。虽然这把剑还远没有到可以随意挥舞的地步，但至少让其他部门在跟我打交道的时候，会多掂量几分。

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拿出了一份《古原县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初步构想》。这份材料足足有三十多页，详细分析了古原县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市场前景，提出了“一心、两轴、三片区”的空间布局和“以非遗活化带动全域旅游，以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并初步测算了需要的资金投入和预期效益。

我把这份材料发给了周明远，请他帮忙从部委的视角提提意见。周明远当天晚上就给我回了电话，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讶：“老江，你这动作够快的啊！我粗略看了一遍，思路很清晰，框架也很完整，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地级市报上来的方案都要扎实。尤其是‘以非遗活化带动全域旅游’这个切入点，很有古原特色，也符合上面现在重点扶持的方向。”

他的肯定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但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方案拿到省里，能过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周明远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方案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相当出色。但老江，你应该清楚，申报示范区这种事情，从来都不只是方案写得好就能行的。竞争非常激烈，全省多少个县市区盯着这块牌子，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资源和关系。你们古原县的基础条件，说实话，在硬件上跟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比，差距不小。”

“我知道。”我握着手机，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硬件不够，软件来凑。我们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找准了发力点，未必没有机会。”

“你是指非遗？”周明远问。

“不只是非遗。”我沉声道，“古原的文旅资源是一个整体，非遗是魂，古村落是骨，黄河峡谷是形，三线遗址是筋。把这些串联起来，讲好古原的故事，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省里要建的示范区，不应该只是一个个孤立的景点，而应该是一个有灵魂、有温度、有故事的文旅目的地。”

周明远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老江，你变了。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能说会道的。”

“被逼出来的。”我也笑了笑，随即正色道，“明远，这事儿需要你在部里多留心，政策上有什么动向，及时给我通个气。省里那边，我会想办法去跑。”

“放心，部里这边交给我。”周明远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微妙，“不过老江，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张省长对你印象不错，这当然是好事。但你也知道，省里的关系很复杂，张省长也不是只手遮天。你们古原县的县委书记曹建民，是省政协副主席刘长河一手提拔起来的。刘长河跟张省长之间……关系有些微妙。”

我的心猛地一沉。曹建民是刘长河的人？这个消息我之前隐约听说过，但一直没有确证。如果真是这样，那情况就复杂了。曹建民在调研当天表现得那么积极，口口声声说要“全力以赴争取”示范区，这背后到底有几分真心，几分算计？

“我知道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谢了，明远。”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夜色中的古原县城静谧安详，几点灯火在远处闪烁，像夜空中的孤星。这片土地上有太多的故事等待着被讲述，有太多的沉默需要被打破，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先厘清眼前的这团迷雾。

接下来的两周，我一边继续完善示范区的申报方案，一边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县里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借着项目协调的名义，我先后跟住建局、水利局、经贸局的几个头头吃了饭。饭桌上的气氛总体还算融洽，大家对我这个新晋的“省长红人”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客气和尊重，但一谈到资源整合、统一规划这些实质性问题，就开始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

我明白，他们都在观望。观望我这个副局长的位子能坐多稳，观望省里对我的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更在观望县委书记曹建民的真正态度。

曹建民自从调研那天之后，就再没有单独找过我。除了几次全县性的会议远远见过一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下的交流。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他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张望川的人”，保持着一种谨慎的、审视的距离。

这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修改示范区方案，老刘忽然敲门进来，脸色有些古怪：“江局，县委办来电话，曹书记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终于来了。

县委大院在县政府大楼的东侧，是一栋略显陈旧的三层小楼，院子里种着几棵高大的雪松，遮天蔽日，显得整栋楼都有些阴沉。曹建民的办公室在二楼最东头，门虚掩着，透出一线光亮。

我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曹建民略显沙哑的声音。

推门进去，一股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曹建民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手里夹着一支烟，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摁了好几个烟头。他五十出头的年纪，国字脸，眉毛很浓，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微微眯起眼睛，目光里带着一种常年浸润在权力中的人才有的审视和掂量。

“曹书记，您找我。”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不卑不亢。

曹建民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我，过了好几秒钟，才慢悠悠地开口：“江屿同志，这段时间辛苦了。你们文旅局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很有起色。”

“谢谢曹书记，都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保持着应有的恭敬，但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曹建民找我，绝不会只是为了说几句客套话。

果然，他话锋一转，弹了弹烟灰，看似随意地问道：“听说你最近在搞一个文旅融合示范区的方案？动静不小嘛，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跟我提过。”

“是的，曹书记。”我坦然承认，“张省长调研的时候提到了示范区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古原县的一个重大机遇，所以先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我刻意把张望川抬出来，想试探一下曹建民的反应。

曹建民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有想法是好事。古原县穷了这么多年，确实需要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他顿了顿，身子微微前倾，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不过，江屿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示范区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全县的发展大局，不能由着你们文旅局一个部门的性子来。县里有县里的通盘考虑，明白吗？”

这番话敲打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他在告诉我，古原县的事情，他曹建民说了才算。就算有张望川的关注，我也不能越过他这个县委书记自行其是。

“我明白，曹书记。”我迎着曹建民的目光，不躲不闪，“示范区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当然要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我们文旅局做的只是前期的一些技术性准备工作，最终方案还需要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曹建民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似乎在判断我这话里有几分真心。过了几秒，他忽然笑了起来，靠回椅背，语气也变得和缓了一些：“你能这么想，很好。江屿同志，你年轻，有能力，又有上级领导的赏识，前途不可限量。但越是这样，越要稳扎稳打，不能操之过急。古原县这地方，水深得很，很多事情，不是光有冲劲就能办成的。”

“谢谢曹书记提点，我记住了。”我站起身来，“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曹建民点了点头，拿起一份文件，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曹建民的声音又从背后传来，轻飘飘的，却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我的耳朵里：“对了，江屿同志，赵永贵同志在政协那边还时常念叨你呢，说你是文旅局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站在县委小楼的台阶上，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曹建民最后那句话，是赤裸裸的警告。他在提醒我，赵永贵是他的人，赵永贵留下的烂摊子，也是他默许甚至授意的。如果我以为靠上了张望川就可以在古原县为所欲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来，古原县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还要浑。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曹建民的态度让我意识到，申报示范区这条路上，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来自外部竞争，而是来自古原县内部。曹建民和他的利益网络，绝不会坐视我拿着示范区的项目去跟张望川邀功，从而打破古原县原有的权力平衡。

我需要帮手。

在古原县，我根基太浅，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盟友。老刘算一个，但他只是个办公室主任，能力有限，忠诚有余而魄力不足。其他人，像孙科长、马科长、周蓉之流，都是见风使舵的老油条，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

我必须从外面借力。

我想到了周明远，但他在北京，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他是部委官员，过多介入地方事务是大忌。张望川更是指望不上，他那个层面的大领导，不可能事事都亲自过问，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但能不能抓住，还得靠我自己。

那么，省里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借力的渠道？

我在脑子里把认识的省直机关的人过了一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我在东山大学读研时的导师，陈维先教授。陈教授是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跟省文旅厅、省委宣传部都有很深的联系，经常被邀请去给各种培训班讲课、给项目评审当专家。我记得他去年好像还被聘为了省政府文化旅游发展顾问。

如果能把陈教授请到古原县来实地考察一趟，以他的学术权威和在省里的影响力，对古原的文旅资源给出一个高度评价，那将是申报示范区的一枚重磅砝码。更重要的是，陈教授是我的恩师，这层关系纯粹的学术渊源，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

想到这里，我立刻拿起手机，翻出了陈教授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陈教授熟悉的声音，带着几分意外：“江屿？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陈老师，好久没联系了，学生给您请安。”我笑着寒暄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老师，我最近在古原县文旅局工作，这边正在推进一个文旅融合的项目，有些想法想向您当面汇报请教一下。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时间，方便不方便来古原县走一趟，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

陈教授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了起来：“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古原县？我听说过，那边的非遗资源很丰富，是不是你之前搞的那个活化工程？行啊，我正好下个月初要去东山省文旅厅开个会，到时候可以提前两天过去，看看你那个项目。”

我大喜过望，赶紧道谢。挂了电话，我心里那块石头总算稍微松动了一些。曹建民可以不把我这个小小的副局长放在眼里，但他不能不顾忌陈维先教授在省里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继续打磨示范区方案，一边着手准备接待陈教授的各项事宜。我把这个想法跟老刘私下通了气，老刘也很兴奋，说这是步妙棋，主动请缨负责接待安排。

这天下午，我正在审核一份项目合同，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敲响了。进来的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古原县三线遗址管理办公室主任，方明远。

方明远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花白，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学教师而不是一个科级干部。三线遗址管理办在古原县是个非常边缘的部门，平时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我跟他之前只见过一面，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江局长，冒昧打扰了。”方明远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

“方主任？快请进。”我站起身，把他让到沙发上，给他倒了杯茶。心里却在纳闷，这个平时从不登门的边缘部门负责人，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方明远捧着茶杯，有些紧张地推了推眼镜，似乎在斟酌措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热切：“江局长，我听说您在牵头做全县文旅融合的方案，还要申报省里的示范区？”

“是有这么回事。”我点了点头，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方明远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把手里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面倒出一大摞厚厚的、泛黄的图纸和资料，小心翼翼地摊在茶几上：“江局长，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三线遗址管理办这些年整理出来的全县三线建设时期遗留厂矿的资料，一共涉及十七个厂区、两百多栋建筑、还有大量当时的生产生活设施。这些遗址散布在全县好几个乡镇，保存相对完好的还有八九处，规模非常大，非常有特色，如果能跟非遗、古村落结合起来，绝对能打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旅IP！”

他越说越激动，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手指在那些泛黄的图纸上指指点点，如数家珍。我俯身仔细看着那些资料，心里越来越惊讶。这些资料整理得非常详实，不仅有建筑物的结构图纸、历史照片，还有当年工厂的生产流程、人物故事，甚至包括一些当时的标语、奖状、工作证等实物照片。

这是一座被遗忘的富矿！

我之前对三线遗址这块只是有一个粗略的概念，知道古原县境内有不少，但没想到规模这么大，保存这么完整，更没想到方明远这个不起眼的边缘人物，竟然默默无闻地做了这么多扎实的基础工作。

“方主任，这些资料太宝贵了！”我由衷地赞叹道，拿起一份标注着“红星机械厂旧址”的资料仔细看了起来。这座工厂旧址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依山而建，厂房、宿舍、礼堂、学校一应俱全，简直就像一座完整的三线时代的小社会。

“是吧？！”方明远听到我的肯定，更加兴奋了，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都在放光，“江局长，不瞒您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快十年了，天天就守着这些老厂房、老设备，心里急啊！这些都是咱们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是几代人的青春和记忆，就这么荒废着，太可惜了！我一直想把这些遗址开发出来，搞成旅游景点、研学基地，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县里也没人重视……”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哽咽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一个满腔热血想做事的干部，被扔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空守着宝山却无力开发，这种憋屈和无奈，我感同身受。

“方主任，”我放下资料，认真地看着他，“你的想法和我的方案不谋而合。三线遗址这块，之前确实被我们忽视了，这是我的失职。你放心，从现在开始，三线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将会成为我们古原县文旅融合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明远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惊喜和不敢置信：“江局长，您……您是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方主任，你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做。这些资料，就是我们申报示范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来，我们详细聊一聊，把你对这些遗址的开发利用想法，都跟我说说。”

那天下午，方明远在我的办公室里待了三个多小时。他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把他这些年来对每一处遗址的规划设想、开发思路、甚至包括具体的旅游线路设计、文创产品开发创意，都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他的想法有些很成熟，有些还比较稚嫩，但那份热情和专注，让我深受感染。

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帮手。

接下来的几天，方明远几乎每天都来我的办公室报到，我们一起对着地图和资料，把三线遗址的资源整合到了整个示范区的规划蓝图中。我们把“三线记忆”作为继“非遗活化”之后的第二个核心主题，规划了一条串联主要三线遗址的“时光隧道”旅游线路，并提出了建设“三线工业遗产博物馆”和“三线生活体验基地”的具体设想。

方明远像是焕发了第二春，整个人充满了干劲。他利用自己在三线遗址管理办这些年积累的人脉和资料，迅速完善了相关的数据和内容，效率之高让我都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我也把方明远和他的工作成果，以一种不经意的口吻，透露给了老刘。老刘心领神会，很快，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个平时被遗忘的三线办方主任，现在成了江局长眼前的红人。

消息传得很快。没几天，曹建民就知道了。

这天晚上，我接到了县委办主任的电话，说曹书记要见我，地点不在办公室，而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个小包间里。

我到了之后，发现包间里只有曹建民一个人。桌上摆着几个精致的小菜，还有一瓶打开的五粮液。他坐在主位上，看到我进来，脸上挂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坐。”

我心里暗自警惕。这种非正式的私下见面，往往比办公室里的正式谈话更加凶险。

曹建民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这个举动让我更加警惕。他端起酒杯，慢悠悠地说道：“江屿，最近动静不小嘛。听说你不但把非遗项目搞得有声有色，还把那个三线办的方明远给挖出来了？怎么，准备把那些破厂房也拉出来溜溜？”

“曹书记，三线遗址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得当，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县文旅产业的新增长点。”我不动声色地解释道，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浅浅地抿了一口。

曹建民笑了笑，放下酒杯，夹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目光却一直没离开我的脸：“想法是好的。不过，江屿，步子迈得太快，容易扯着蛋。三线遗址那块地，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他要说到正题了。

果然，曹建民话锋一转，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上了一种推心置腹的味道：“你知不知道，红星机械厂那块地，县里早就有规划了，准备拿出来做房地产开发。城关镇的棚户区改造，需要大量的安置房源，那块地位置不错，面积也够大。你现在要把它搞成什么博物馆、体验基地，这安置房往哪儿建？”

我愣住了。红星机械厂旧址，正是方明远资料里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也最具备开发价值的那一块核心厂区。如果这块地被拿去搞房地产开发，那整个“三线记忆”主题的规划就等于被抽掉了脊梁骨。

“曹书记，这个情况我之前确实不了解。”我深吸了一口气，据理力争，“但是，红星机械厂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保护法》，是不能随意拆毁进行商业开发的。而且，从文旅产业的角度来看，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潜在的旅游经济效益，远大于盖几栋安置房。安置房完全可以另外选址……”

“另外选址？”曹建民打断了我的话，声音陡然冷了下来，“你说的倒轻巧。县财政有多紧张，你知道吗？另外选址，征地、拆迁、基础配套，这一大笔钱从天上掉下来？开发红星机械厂那块地，开发商可以承担一部分安置房建设成本，这是最经济的方案！江屿，你不能光从你们文旅局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有大局观！”

我沉默了。曹建民说得冠冕堂皇，口口声声财政紧张、大局为重，但我清楚，这背后绝不仅仅是安置房的问题。红星机械厂那块地，地处县城近郊，依山傍水，环境极佳，是一块风水宝地。这几年县里房地产虽然不景气，但盯上那块地的开发商不在少数。曹建民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安置房说事，背后有没有其他利益输送，谁也不知道。

“曹书记，”我沉吟了片刻，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上他逼视的眼神，“红星机械厂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不可复制的，一旦拆掉，就再也没有了。安置房的问题，我们可以向省市文物部门申请专项资金，也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三线遗址的保护性开发，用旅游收益来反哺安置房建设。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财政困难，就毁掉一座珍贵的历史遗产。”

曹建民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把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包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充满了火药味。

“江屿，你是不是觉得，有张省长在后面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在古原县横着走了？”曹建民的声音冰冷如铁，每一个字都像冰雹一样砸过来，“我告诉你，古原县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副局长来做主！红星机械厂那块地的规划，是县常委会定下来的，你想推翻就推翻？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曹书记，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语气依旧保持着平稳，“我只是在陈述我的专业意见。作为文旅局的副局长，保护好、利用好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是我的职责所在。如果常委会的决议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我有责任也有权利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向上级反映？”曹建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弧度，“你打算向谁反映？张省长吗？你以为张省长真的会为了你这么个小小的副局长，去改变一个县里定下来的规划？江屿，你太天真了！”

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警告：“年轻人，我给你一句忠告。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古原县，就该守古原县的规矩。不该你碰的东西，别碰。不该你想的事情，别想。安安稳稳地当你的副局长，把非遗那块搞好，日子还长着呢。要是非要不知好歹，把手伸得太长……”他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包间里。

桌上的菜已经凉透了，空气中还残留着浓烈的酒气和曹建民留下的冰冷的威胁。

我独自坐了良久，心里反而异常平静。曹建民今晚的摊牌，虽然来势汹汹，但也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底牌。他心虚了。他害怕我真的把三线遗址搞起来，害怕文旅融合示范区的事情越闹越大，最终惊动省里，打破他在古原县一手遮天的局面。所以他才不惜撕破脸皮，也要把我压下去。

但是，他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我的决心。红星机械厂，我保定了。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也争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曹建民之间陷入了冷战。县里的大小会议，他都刻意忽略我的存在，我提出的涉及三线遗址和示范区的议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搁置或否决。局里的一些人也嗅到了风向的变化，孙科长、马科长等人又开始变得暧昧起来，周蓉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几分玩味。

我知道，曹建民这是在全方位地向我施压，想逼我就范。

但我没有屈服。我一方面继续和方明远一起，把三线遗址的资料和规划做得更加扎实、详尽，形成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古原县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专项报告》，报告中不仅详细阐述了红星机械厂等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还提出了多种替代性的安置房选址方案，并附上了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另一方面，我通过周明远的关系，跟省文旅厅文物保护处建立了联系，把这份报告直接递交了上去，并详细汇报了红星机械厂面临的困境，请求省厅予以关注和支持。

与此同时，陈维先教授的考察日期也临近了。我向县政府办公室报备了陈教授要来考察的消息，并邀请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刘玉敏陪同。刘玉敏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一直分管文教卫，存在感不强，但为人比较正派，对曹建民的一些做法也颇有微词。接到我的邀请，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曹建民得知陈维先要来，果然坐不住了。他让县委办主任给我打电话，说陈教授是省里的重要专家，接待工作应该由县委出面安排。我知道他是想把这潭水搅浑，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我没有直接反对，只是说陈教授点名要看文旅局的项目，具体的行程安排会跟县委办沟通协调。

陈维先教授来的那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他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助手。我、老刘、方明远，还有副县长刘玉敏，一起在高速路口迎接。陈教授虽然年过六旬，但精神矍铄，一下车就爽朗地笑着拍我的肩膀：“江屿，几年不见，成熟了不少嘛！听说明远那小子也在部里干得风生水起，你们这一届，还真是出了几个人才！”

寒暄过后，我直接带着陈教授开始了密集的考察行程。我们没有去那些常规的、被粉饰过的景点，而是直奔主题——先看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非遗工坊，让他亲眼看到非遗活化给当地农民生活带来的真实改变。陈教授看得非常仔细，跟老艺人们聊天，问他们的收入，问技艺传承的困难，兴致勃勃地亲手体验了皮影操作和剪纸。

下午，我把陈教授带到了红星机械厂旧址。当那一片依山而建、连绵不绝的灰色厂房，那座高耸的烟囱，以及墙壁上依稀可见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标语映入眼帘时，陈教授脸上的神情明显变得凝重起来。他下了车，一言不发地在厂区里走了很久，抚摸着那些斑驳的墙壁和锈迹斑斑的机器，眼神里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方明远抓住机会，把他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和对遗址开发利用的构想，详尽地向陈教授做了汇报。陈教授听得频频点头，不时插话询问细节。

在厂区的大礼堂里，陈教授站在空旷的舞台上，望着下面一排排落满灰尘的木椅，沉默良久，忽然转过身来，对我、也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江屿，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些遗址不是破厂房，它们是共和国的记忆，是几代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丰碑！把它们保护好、利用好，告慰先辈，启迪后人，意义重大，功在千秋！”

他转向刘玉敏副县长，语气恳切地说：“刘县长，古原县能有这样前瞻性的眼光，来挖掘和保护三线遗产，非常难得！我要向省文旅厅、向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专门汇报我这次的考察感受！像红星机械厂这么完整、这么有代表性的三线遗址群，在全省都找不出几处了，这不仅是古原县的财富，更是全省、全国的财富！”

陈教授这番话，掷地有声，等于为三线遗址的开发价值，以及我和方明远所做的工作，定了调子，给了极高的权威认证。刘玉敏副县长也非常激动，连声感谢陈教授的肯定和指导。

当天晚上，陈教授考察的消息和他对三线遗址的高度评价，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古原县官场。曹建民那边，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知道，第一回合，我赢了。

陈教授离开后，我趁热打铁，将他的考察情况和对三线遗址的评价，连同之前那份《专项报告》，形成了一份完整的汇报材料，通过正式渠道，同时报送给了县委、县政府，以及省文旅厅。

省文旅厅的反应非常迅速。文物保护处很快派了一个专家组来到古原县，对红星机械厂等几处核心三线遗址进行了专项评估。评估结果完全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明确指出红星机械厂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必须予以原址整体保护，严禁任何形式的破坏和商业开发。

省文旅厅的红头文件直接下达到了古原县政府，措辞严厉地要求古原县“立即停止一切涉及红星机械厂旧址的拆迁规划，调整相关用地性质，并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利用方案”。

这份文件，就像一柄从天而降的正义之剑，斩断了曹建民伸向红星机械厂的黑手，也让他在县里苦心经营的权威，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曹建民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但面对省厅的红头文件，他也无可奈何。他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地批评某些部门“目无组织纪律，越级汇报，破坏县里的工作大局”。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骂我，但谁也不敢附和。

我根本不在乎。我要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就在省文旅厅的文件下达后不久，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了。周明远从北京打来电话，声音里充满了兴奋：“老江！天大的好消息！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快说！”我催促道。

“我刚参加完部里的一个内部会议，”周明远的声音都在颤抖，“咱们之前上报的关于古原县非遗活化和三线遗址保护的项目，引起了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以及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大背景下，古原县三线遗址群的独特性和完整性，恰好契合了上面的精神！”

“然后呢？”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部里初步决定，”周明远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把古原县的三线遗址群，列为一个国家级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试点项目！而且，会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政策资金捆绑在一起，给予重点扶持！老江，你们古原县，可能要拿到一个国家级的‘帽子’了！”

国家级试点项目！

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的大脑，让我瞬间有些眩晕。国家级试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来自最高层面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意味着古原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将第一次真正进入国家战略的视野！这个分量，比一个省级文旅融合示范区，重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这是真的？！”我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千真万确！文件还在走流程，但大方向已经定了！”周明远笑道，“老江，你和方明远那个关于‘时光隧道’和‘三线记忆’的规划，非常及时，非常有远见！部领导在会上还专门提了一嘴，说基层就需要你们这样有情怀、有思路、能干事的干部！”

放下电话，我整个人靠在椅背上，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窗外的天空，似乎也一下子变得格外高远、晴朗。

国家级试点的消息，像一场及时雨，迅速传遍了古原县，也彻底改变了县里的政治生态。

曹建民的反应最为戏剧化。他在确认消息属实后，第一时间召开了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全县各部门“全力以赴，配合文旅局做好国家级试点的申报和建设工作”。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把这说成是“县委县政府多年努力的结果”，是他“高瞻远瞩、提前布局”的成果，只字不提我和方明远的名字。

我没有去戳穿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内斗没有意义。把国家级试点的牌子拿到手，把项目实实在在落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曹建民想要政绩，就必须支持我，至少在明面上必须全力支持。这反而让我的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顺畅。

之前那些观望、摇摆的部门负责人，此刻全都换了一副面孔，积极主动地找上门来，要求配合工作。财政局的专项资金很快就拨付到位，住建局也乖乖地调整了红星机械厂片区的用地规划，经贸局、水利局等相关部门也都开了绿灯。

整个古原县的行政机器，第一次以一种高效、协同的方式，围绕着文旅融合这个核心目标运转了起来。我和方明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把办公室当成了家。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级试点的申报材料，还要同步推进省级文旅融合示范区的申报，两个“帽子”都要争，两手都要硬。

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发挥了方明远的专长，让他全权负责三线遗址部分的规划和资料准备。方明远没有辜负我的信任，他像是要把积攒了十年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拿出的方案详实、专业、富有创意，让省里来的专家都赞不绝口。

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在一次局党组会上，我力排众议，提议任命方明远为文旅局新成立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科”的科长，并兼任示范区项目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提议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尤其是周蓉，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我知道，在国家级试点这个大局面前，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我的决定。

曹建民对此也保持了沉默。他显然也意识到了，方明远现在是国家级试点项目的关键人物，动他就是跟上面过不去。

方明远得知任命后，激动得眼眶都红了。这个在边缘部门坐了十年冷板凳的老实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重用。

消息传到省里，张望川省长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他的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赞赏：“江屿同志，你们古原县做得很好！国家级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试点，这个牌子含金量很高！省里会全力支持你们，把这个试点打造成全国的标杆！”

“谢谢省长鼓励！”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沉稳地回答道，“这都是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我们全县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一定不辜负省长的期望！”

“很好，”张望川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示范区的方案我也看了，很有想法，很有魄力。放心大胆地去干，省里会为你撑腰。但是，”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好事办好。”

“我明白，省长。”我恭敬地回答。我知道，张望川这是在提醒我，要在干成事的同时，处理好跟曹建民等地方势力的关系，不能把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挂了电话，我陷入了沉思。张望川的提醒很及时，也很必要。这段时间，我凭借着一股冲劲和上面的大力支持，势如破竹地推进工作，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也得罪了包括曹建民在内的一批人。虽然现在他们被大势所迫，不得不暂时蛰伏，但心中的怨恨和不满，只会越积越深。

想要真正在古原县站稳脚跟，把文旅事业持续地做下去，光靠上面的支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要团结更多的人，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副县长刘玉敏。在接待陈教授和推动三线遗址保护的过程中，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也展现出了一名领导干部的担当和正义感。我主动加强了和她的沟通，经常向她汇报工作进展，虚心听取她的意见。刘玉敏对我的工作能力也非常认可，我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任关系。有了她的支持，我在县政府层面有了一个可靠的盟友，不再是孤军奋战。

其次，我开始有意识地改善和局里其他同事的关系。对孙科长、马科长这些见风使舵的老油条，我没有刻意打压，而是在工作上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和授权，让他们在示范区的大项目里有参与感和获得感。对于周蓉，我则保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既用她的专业能力，也时刻提防着她再耍什么小动作。

我还利用下基层调研的机会，广泛接触乡镇和村里的干部、非遗传承人、旅游从业者。我跟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困难和诉求，尽我所能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发现，基层的老百姓其实很朴实，谁真心实意为他们做事，他们就拥护谁。我这个“省里下来的江局长”，慢慢地，也成了他们口中的“咱们的江局长”。

就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个我几乎快要遗忘的人，再次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

赵永贵。

这天下午，我忽然接到了县政协办公室的电话，说赵永贵副主席请我去他办公室“坐坐”。

去，还是不去？

我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去一趟。我想看看，这个在我上任之初就给我挖坑、之后又躲在暗处煽风点火的前任副局长，现在又想玩什么花样。

赵永贵的办公室在县政协二楼，比文旅局的办公室要宽敞气派得多。他坐在宽大的真皮转椅上，看到我进来，立刻站起身，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哎呀，江局长，大忙人啊！想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快请坐，请坐！”

他亲自给我泡了杯茶，那股子热络劲儿，跟之前判若两人。

“赵主席太客气了。”我在沙发上坐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表演。

赵永贵在我对面坐下，先是跟我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局里的工作，又感慨了一番文旅局在我手里“旧貌换新颜”，语气里充满了感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意。

铺垫了一阵之后，他终于切入了正题。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脸上露出一副推心置腹的表情：“江局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以前呢，咱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主要是沟通不够。现在我也想开了，都是为古原县做事，没必要把关系搞得太僵。我毕竟在文旅局干了那么多年，方方面面都还有些老关系、老经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我看着他那张堆满笑容的脸，心里冷笑不已。误会？沟通不够？这轻飘飘的几个字，就想把他之前给我挖坑、篡改项目数据、甚至勾结曹建民想把我逼走的那些龌龊事一笔勾销？他大概是从曹建民那里感受到了风向的变化，知道我这艘船现在势头正猛，他这个已经被边缘化的“前任”如果再跟我对着干，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才来搞这次“和解”。

他想在我这棵大树底下乘凉，甚至想借此机会，重新在文旅系统刷一把存在感，找回他失去的权力和体面。

“赵主席言重了。”我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慢悠悠地说道，“您是局里的老领导，经验丰富，以后局里的工作，还请您多批评指正。不过，您也知道，现在局里从上到下都忙得脚不沾地，国家级试点、省级示范区，一大堆的事情压着，实在不敢再给您老人家添麻烦。您就在政协好好享清福，有什么需要局里配合的工作，直接安排办公室就行。”

我这番话说得客客气气，但拒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既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也绝了他想再插手文旅局事务的可能。政协是养老的地方，你就在那安心待着吧。

赵永贵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底闪过一丝阴鸷。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得这么干脆，这么不留余地。

“江屿，”他脸上的假笑终于挂不住了，声音也冷了下来，“年轻人，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古原县这地方，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把事情做绝了，就不怕……”

“怕什么？”我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迎上他阴冷的目光，语气平淡却充满了力量，“我江屿做事，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百姓，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没什么好怕的。倒是赵主席您，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非要翻出来，对谁都不好。”

我站起身，整了整衣领，俯视着他，一字一顿地说：“赵主席，要是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局里还有个会。”

说完，我不再看他那张铁青的脸，转身大步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身后，传来一声茶杯被重重顿在桌上的闷响。

我知道，我和赵永贵之间，和以他为代表的那些旧势力之间，彻底的决裂了，再也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但这又如何？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走的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阻挡的路。

回到局里，我把这次会面的情况跟老刘简单说了说。老刘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江局，你这下是把赵永贵彻底得罪死了。他这个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你以后可得更加小心才行。”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老刘，你说，我做错了吗？”

老刘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丝亮光，他重重地摇了摇头：“不，江局，你做得对！在古原县，像你这样敢较真、敢碰硬、一心只想把事干成的干部，太少了！以前赵永贵当权的时候，文旅局乌烟瘴气，有点想法、想干点实事的人都被他压着、排挤着，就像方明远一样，寒了多少人的心！现在你来了，文旅局才算是有了点新气象！我们都指着你呢！”

老刘这番掏心窝子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是啊，我做的这一切，从来就不是为了个人的升迁或者私利，而是为了让这片沉睡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为了给那些像方明远一样被压抑太久的人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了古原县八十万老百姓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时间在紧张和忙碌中飞速流逝。转眼间，冬天来了，古原县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覆盖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也给那些灰色的厂房和古老的村落披上了一层银装。

就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季节里，好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国家级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试点的批文正式下达了。古原县“三线记忆”文旅综合体项目，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项目，首批专项扶持资金高达五个亿！

紧接着，省级文旅融合示范区的评审结果也公布了，古原县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创新的发展思路和扎实的工作基础，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首批省级示范区！

双喜临门！

整个古原县都沸腾了。这个消息像一股巨大的暖流，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冲淡了长久以来笼罩在这座贫困县上空的沉闷和压抑。

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曹建民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讲话，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结于“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坐在台下，听着他的讲话，心里没有一丝波澜。这些虚名，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事情办成了，古原县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庆祝大会结束后，我婉拒了所有的庆功宴请，一个人开着车，来到了红星机械厂的旧址。

雪后的厂区，万籁俱寂。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厂房的屋顶和道路，整个厂区像是一座沉睡在童话里的钢铁城堡。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呼吸着清冷而纯净的空气，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满足。

我走到那座标志性的大烟囱下面，仰头望去，烟囱顶端覆盖着白雪，直插灰蒙蒙的天空。我想起了第一次跟方明远来这里时的情景，想起了陈维先教授站在大礼堂舞台上那番动情的话语，想起了周明远在电话里告诉我喜讯时的激动，也想起了这几个月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明枪暗箭。

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方明远打来的。

“江局！你在哪儿呢？到处找不到你！省里、市里好几家媒体的记者都等着采访你呢！”方明远的声音充满了兴奋。

“我不在县里，让他们采访曹书记吧。”我笑了笑。

“那怎么行！这个项目是你一手……”方明远急了。

“明远，”我打断了他，望着眼前这片即将迎来新生的厂区，声音平静而坚定，“项目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以后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采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我挂了电话，转过身，踏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一步向厂区深处走去。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而坚定的脚印。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古原县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新的一页。而我的故事，也远未结束。

雪，下得更大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将整个世界都染成了一片纯洁的白。我走在这片洁白的世界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力量。脚下的路，虽然被大雪覆盖，但我知道，它通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