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暑假闲得长毛,我妈让我去大舅家送一筐新摘的桃。大舅家不远,骑车二十分钟,我蹬着那辆掉链子的二八大杠,后座绑着桃筐,一路叮叮当当就去了。
结果大舅不在。
门虚掩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推门进去。堂屋里静悄悄的,风扇呼呼转着,桌上的搪瓷缸还冒着热气。我以为他马上回来,就坐在门槛上等。等了一会儿无聊,站起来瞎转悠。大舅家我常来,但一个人待着还是头一回。西屋的门也开着,里头堆着杂物,旧报纸、空酒瓶、落灰的渔网,还有一架缝纫机——那是我大妗子留下的,她走了好几年了,大舅一直没扔。
就在缝纫机旁边的纸箱里,我发现了一个铁皮饼干盒,盖子锈得看不出原来的花色。我拿起来晃了晃,里头有东西。小孩心性上来,想都没想就揭开了。
里面是一摞信。信封旧得发黄,邮票贴得整整齐齐,收件人写着我大舅的名字,寄件人那一栏,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我不认识。
十三四岁的年纪,已经隐约知道"不该看"三个字怎么写,但手指比脑子快,已经抽出了最上面那封。信纸薄得透光,钢笔字清秀端正,第一行写着:"见字如面。上回你说要离,我等你到年根底下。"
我像被烫了似的把信塞回去,手都在抖。饼干盒盖回去的声音特别响,在安静的屋子里像一声闷雷。我把它放回纸箱,摆成原先的方位,然后跑回门槛上坐着,盯着自己脚尖,心口怦怦跳。
大舅大概半个小时后回来的,扛着锄头,裤腿卷到膝盖,看见我咧嘴一笑:"桃子送来了?正好,晌午别走了,我给你炖鱼。"
饭桌上他跟我扯东扯西,问我期末考了多少分,有没有早恋。我支支吾吾应着,筷子把碗里的米粒戳来戳去。他炖的鱼很好吃,但我满嘴都是那封信的滋味,咸的。
后来我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大舅一直没有再娶,每年过年他都一个人来我家吃饭,喝多了就跟我爸吹牛,说自己这辈子清闲自在,没老婆管着不知多舒坦。我爸就笑,说你啊,嘴硬。
我也跟着笑。那个铁皮饼干盒和里面的秘密,我咽下去了,像咽一块骨头,不卡嗓子,但你知道它永远在那儿。
去年大舅走了,肺癌。我去收拾他遗物,西屋那台缝纫机还在,饼干盒却没了。我翻遍了所有的柜子箱子,都没找到。不知道是被他烧了,还是藏到了更隐蔽的地方。但我也没再找,就蹲在那间落了灰的西屋里,听着窗外知了叫,忽然觉得十三四岁的那个夏天,顺着汗湿的后背又流了一遍。
有些秘密不说出来,就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体面。我现在三十多了,终于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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