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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朱浒研究员围绕长征问题进行讲座。朱浒研究员对长征的历史地位、战略价值、世界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发人深思。
关键词:毛泽东长征中国革命战略智慧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朱浒,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侯昂妤:朱老师,您长期从事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想请您谈谈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历史地位。
朱浒: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伟大战略转移,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为中国革命存续火种、奠定根基,深刻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
首先,长征挽救了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失守,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长征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成功保存了红军核心骨干力量和革命火种,避免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覆灭,让陷入低谷的革命事业得以延续,为后续革命斗争保留了最珍贵的主体力量。
其次,长征确立了正确的革命领导与路线。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转折点,为革命发展筑牢了政治与思想根基。
最后,长征重塑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格局。红军主力会师西北,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移至北方,顺应全国抗日救亡的时代大势,为后续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创造了条件,也让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
此外,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旗帜,凝聚起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为后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因此,长征精神深刻融入中国革命的血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
侯昂妤:朱老师,您从力量、路线、格局、精神等方面全面阐述了长征的历史地位,见解独到。长征不仅是一场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伟大战略远征,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历史性飞跃的实践。想请您就这一问题谈谈您的思考。
朱浒: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看,长征可谓是实现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飞跃。它推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教条主义桎梏,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长征前夕,党内照搬外来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路线,结果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使革命陷入绝境。严酷的战争现实,让全党深刻认识到机械套用外来理论无法挽救中国革命。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这次飞跃的关键节点。会议摒弃了教条化的军事指挥模式,纠正“左”倾错误,确立了正确领导,标志着党开始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现实难题。
在万里转战中,红军结合敌我态势、地理环境、群众基础灵活调整战略战术,摒弃僵化作战思路,摸索出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形成适配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同时,党在行军途中深入群众、宣传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落到实处,立足中国乡土社会开展革命动员,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
长征结束后,革命大本营落脚西北,党立足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重新研判国内矛盾,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新主张,推动革命任务顺应民族大义发生转变。历经长征,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与中国革命实践深度融合的思想武器。党完成了思想、路线与实践的全面蜕变,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为后续革命理论发展、革命事业前进筑牢了思想根基。
侯昂妤:当时一些英美报纸不断报道红军长征,使得世界认识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次广为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所知。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朱浒: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被英美主流报刊持续报道,引发世界范围关注,并非偶然,这是由长征独特的传奇性、政治影响力和时代背景共同决定的,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认知盲区。
首先,长征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罕见奇迹,具备极强的新闻价值。数万红军脱离根据地,历经两年长途转战,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层层围追堵截,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在极端恶劣的自然与军事条件下完成战略转移。这种以弱胜强、绝境求生的漫长征程,颠覆了西方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固有认知,成为极具震撼力的独家新闻素材,契合西方报刊追求传奇性、突破性内容的报道需求。
其次,长征重塑了中国革命格局,具备重大国际政治意义。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即将覆灭,而长征的胜利存续了中国红色革命力量,扭转了中国革命颓势。同时,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扩张加剧,中日民族矛盾持续激化,中国局势牵动世界格局。英美报刊敏锐意识到,长征不仅是中国内战的转折,更深刻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势紧密相关。
最后,中外记者的实地采访推动信息走向世界。以美国人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突破封锁,深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真实记录长征历程与红军风貌,并通过英美主流报刊刊发报道。这些真实、鲜活的内容,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与虚假宣传,让国际社会首次客观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貌,让长征迅速获得关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窗口。
侯昂妤:中国传统战略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几千年的军事实践与哲学思辨,同时,也影响和指引着几千年来中国的军事实践。请您概括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谈谈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在其中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
朱浒:红军长征能够在极端劣势下突破围追堵截、完成空前的战略转移,除先进革命理念与坚定意志外,也深度借鉴、活用了中国传统战略智慧。传统兵法与谋略思想贴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战争特点,为红军绝境求生、以弱胜强提供了重要的战术支撑与思维方法,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文化与战略助力。
长征全程充分体现了“避实击虚”“以迂为直”的传统用兵智慧。面对国民党重兵层层封锁、步步围剿,红军放弃正面硬拼的被动打法,不与强敌争锋,专择敌军薄弱环节突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例,依托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的战术,不断调动、迷惑敌军,打乱其围剿部署,以运动战消解敌军兵力优势,完美践行了传统兵法灵活制敌、因势用兵的核心思想。
同时,红军切实运用“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战略思维,准确调整革命布局。古语云“因地而战、择利而居”,红军放弃南方原有根据地,长途转战西北,避开敌军主力密集区域,依托西北广阔的战略纵深保存有生力量。这一战略转移,契合传统战略中“存身蓄力、待机而动”的生存智慧,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覆灭的危局,为革命留存核心火种。
此外,传统“民心为本、得道多助”的治理思想,为长征胜利筑牢根基。红军严守纪律、体恤百姓,沿途团结群众、传播正义理念,摒弃旧式军队扰民弊病。依靠人民,红军获得物资补给、情报掩护与兵员补充,化解了孤军远征的多重困境,印证了传统战略中人心向背决定战局成败的根本规律。
总体而言,红军并非机械照搬古兵法,而是将传统战略智慧与现代革命战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结合,形成适配自身的机动战略体系,既成就了长征的战争奇迹,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战略智慧的传承、革新乃至超越。
侯昂妤:是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了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不仅实现了理论的创新,还指导了长征的胜利。那么,您认为遵义会议在长征中的地位作用是什么?
朱浒: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濒临覆灭的危急局势。它不仅成功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长征,从根本上稳住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更为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筑牢了关键根基,在长征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里程碑意义。
长征初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导军事指挥,摒弃红军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优势,推行僵化的阵地防御战术,致使红军接连遭遇惨重损失、兵力大幅锐减,革命事业陷入空前被动的绝境。遵义会议直面核心问题,坚决纠正了军事指挥与组织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彻底终结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符合红军实际的机动作战原则,破除了僵化刻板的作战指挥模式,为长征后续顺利推进扫除了根本性障碍。
此次会议重塑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夯实了革命队伍的组织根基。会议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组建形成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彻底终结了长征初期党内思想混乱、指挥分散、步调不一的局面。正确且统一的核心领导,极大凝聚了全军军心、提振了革命士气,摆脱了队伍进退失据、人心浮动的困境,为长征攻坚克难、持续推进直至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组织保障。
在战略战局层面,遵义会议彻底盘活了长征整体作战格局。自此,红军摆脱盲目被动突围的状态,依托科学灵活的战略战术,全面开展机动运动战。通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经典军事行动,红军巧妙调动敌军、突破层层封锁,成功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牢牢掌握了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彻底逆转了长征的被动战略态势,为红军主力北上会师、立足西北开辟全新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深远历史意义来看,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正式走向成熟。这是党首次摆脱共产国际教条干预,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剖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难题,突破了本本主义的思想桎梏,实现了革命思想与实践路径的自主觉醒,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关键性突破。此次会议不仅直接保障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更为此后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理论创新与道路探索提供了根本指引。
侯昂妤:“四渡赤水”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是一次出神入化的军事行动,以战术转移达成了战略主动。毛泽东认为“四渡赤水”是他的得意之作,请您谈谈四渡赤水在长征中的作用。
朱浒:四渡赤水是1935年年初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地带实施的机动战,被毛泽东称为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更是长征中化被动为主动、扭转危局的决定性一战。此役彻底打破国民党围歼企图,为红军北上与战略转移筑牢根基,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灵活制敌的光辉典范。
从战局态势看,四渡赤水终结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遵义会议后,红军仅3万余人,面对蒋介石40万大军的四面合围,陷入有极大可能被“聚而歼之”的绝境。一渡赤水西入扎西,暂避锋芒、整编部队;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2个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极大提振军心士气;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诱敌重兵围堵;四渡赤水神速东返,跳出合围,彻底掌握战场主动权。
从战略价值看,四渡赤水奠定了红军北上的决定性基础。此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驰援,随即乘虚奔袭云南、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粉碎其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这一胜利不仅保障了中央红军主力安全北上,更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核心目标,为后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创造关键条件。
从军事意义看,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巅峰实践。战役摒弃教条主义阵地战,依托红军机动优势,“走打结合、敌变我变”,以运动调动敌人、以战机歼灭敌人,将“兵不厌诈”的传统战略智慧发挥到极致。它不仅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更成为红军战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机动灵活、以弱胜强的不朽范例。
侯昂妤:请您谈谈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独特作用。
朱浒:红军长征能够冲破重重绝境、实现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无疑发挥了决定性、根本性作用,其军事指挥、战略引领、思想凝聚与理论总结,贯穿长征全程,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让红军损失惨重,队伍陷入覆灭的危机。遵义会议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这是长征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自此,红军摆脱僵化呆板的作战模式,重回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
在军事指挥上,毛泽东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思想运用到极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他运筹帷幄、因势制变,指挥红军完成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经典战例。红军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不断调动敌人、跳出包围圈,彻底扭转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战局,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保障主力部队一路北上,闯过雪山草地等自然天险,保存了革命核心力量。
在战略布局上,毛泽东精准研判时局,明确红军北上抗日的前进方向。他立足国内矛盾与民族危机,推动革命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既依托广阔地域积蓄力量,又主动顺应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为后续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擘画了蓝图,让长征超越单纯的军事转移,被赋予鲜明的民族使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始终重视思想动员与群众工作。他引领红军严守纪律、团结沿途各族群众,传播革命主张,践行群众路线,为长征赢得物资、情报与民心支持。面对极端艰苦的环境,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鼓舞全军,凝聚起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意志,筑牢了队伍的精神根基。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对长征的历史价值作出系统阐释,将其定义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提炼出不朽的长征精神。总之,毛泽东不仅以卓越的领导与指挥直接赢得长征胜利,更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深入,助力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为此后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侯昂妤: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战略和哲学方面的文章,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您认为长征和这些理论著作的关系是什么?
朱浒:长征胜利后的几年间,毛泽东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可以说正是基于对长征实践的深度提炼、对长征经验的系统升华而生成的,更是用长征的经验教训校准革命航向的理论成果,二者有深刻的实践—理论共生关系。
这些著作是长征经验的升华和理论化。长征是“左”倾教条主义导致惨败、正确战略引领绝境重生的鲜活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直接总结长征及土地革命战争的得失,批判“左”倾脱离实际的军事路线,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机动战实践,升华为“敌变我变、运动歼敌”的战略原则,明确中国革命战争“持久战”核心规律。
这些著作是对长征中问题和教训的思想清算。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根源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脱离中国国情。毛泽东在著作中从认识论高度,剖析主观与客观、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强调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指导战争,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流毒。这既是对长征悲剧的深刻反思,也为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标杆,推进了遵义会议未及深入的思想路线整顿。
这些著作是长征精神的战略延伸。长征锻造的坚定信念、机动灵活、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贯穿著作始终。它们将长征中“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的生存智慧,发展为“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将红军不畏艰险的战斗意志,升华为人民战争的精神支撑,为后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提供战略指引。
综上,长征是毛泽东一系列理论著作的实践源泉,这些著作反过来也是长征的理论结晶。二者相互印证,既让长征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又以科学理论巩固长征胜利成果,推动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政治路线走向成熟,为中国革命胜利筑牢理论根基。
侯昂妤:长征是转折、长征是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智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铸就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超越时空,既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核心组成,也作为人类坚韧与信仰的象征,具有恒久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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