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少将带4人外出游玩，新四军旅长感叹：咱用一个营去对付他们吧

十二月二十五日，巢县钓鱼台镇外的土路上，五匹东洋马踢踏着晨霜，朝着一片枯黄的芦苇荡走去。

骑马的人穿着便装，领头那个年过半百，腰间却别着一柄将官刀。

刀鞘在鞍侧一晃一晃，擦着马肚皮，发出细碎的金属声。

身后四个人，三个挎着步枪，一个提着公文包，五匹马沿着田埂不紧不慢地走，像是在自家的后院里遛弯。

他们不知道，芦苇荡那边的树林里，三百多支枪口已经对准了这条土路。

五十分钟前，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的侦察员从巢县方向飞奔回驻地，带回一条情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步兵第一一九旅团旅团长山县业一，只带了四名随从，骑马出了城，往钓鱼台方向去了。

旅长孙仲德站在地图前，盯着巢县与无为交界处那个叫钓鱼台的小镇，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十九旅的战史——虽然战史里不会记录他当时叹气的声音。

他说：“咱用一个营对付他们吧。”

围在旁边的营长和连长们以为自己听错了。

五个鬼子，用一个营？

三百多人打五个人？

孙仲德抬起手，指了指地图上钓鱼台周围的地形：“他身边只有四个人不假，可他据点里头有一个旅团的兵，随时可能冲出来。

咱们要打快、打准，还得把退路堵死。

一个营，可能刚够。”

命令传下去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透。

第五十六团那个营的战士在晨雾里集合，很多人还没弄明白要去打谁。

只知道旅长下了死命令：全营出动，轻装急行，目标巢县钓鱼台，包围一处树林，五分钟之内结束战斗，打完就撤，不许恋战。

三百多人在皖北十二月的冷风里跑步前进。

田埂上的霜被踩碎了，结成泥浆，沾满了绑腿。

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喘息声。

钓鱼台不是台，是巢县南边一个镇子，镇外有一片杂木林，林子边上是一条通往巢湖的土路。

十二月底的皖北，树叶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白色的天。

林子里能藏人，但藏不住太久——冬天的树枝太疏，三百多人伏进去，得趴得极低，一动不能动。

战士们趴下了。

枪上膛，保险打开，眼睛盯着土路的拐弯处。

风从巢湖那边吹过来，带着水腥气。

山县业一完全不知道这些。

他此刻正骑在马上，心情不错。

今天是圣诞节，虽然日本人不信基督，但“圣诞”这个词让他想起在东京过年的光景。

他从东北调到皖南快一年了，还没好好看过这里的山水。

前天有人告诉他，钓鱼台那边的巢湖风光不错，水美，景也美。

他决定去看看。

他今年五十一岁，从军三十一年，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毕业，到陆军大学校第三十三期毕业，一步一步熬到这个位置。

熬得不算快——在陆大三十三期全部六十六名毕业生里，他的成绩排倒数第九。

当上大佐比别人晚了三年多，先是在东宁要塞当地区队长，后来到牡丹江当独立守备队长。

直到去年八月，才晋升少将，调到第一一六师团当了这个旅团长。

但这个旅团长当得并不痛快。

第一一六师团是杂牌部队，由京都第十六师团的留守部队编成。

今年十月，新来的师团长武内俊二郎比他晚一期从陆士毕业，却比他早一期从陆大毕业，成绩还靠前——就这么爬到少将头上当了中将师团长。

山县业一心里堵得慌。

他需要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

十二月初，他集结了第一一九旅团全部兵力，带着迫击炮和山炮，向新四军第七师的驻地无为县压了过来。

他要寻歼第七师主力，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他的部队在无为地区反复扫荡，烧杀抢掠，建立封锁线。

但新四军像是蒸发了一样——第七师在孙仲德的指挥下迅速转移进了山里，留给山县业一的是一座空城。

“新四军不堪一击，早就吓跑了。”

他在指挥部里对部下吹牛。

占领无为之后，一连几天，连一个新四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山县业一彻底放松了警惕。

他觉得战事已定，剩下的就是享受占领区的风光。

副官劝他多带些士兵，他不耐烦地挥手：“带这么多人，我是去打仗还是去玩耍呢？”

十二月二十五日一早，他带着副官和三名卫兵，换上便装，骑马出了城。

他走的是通往钓鱼台的土路。

五匹马，五个人，沿着田埂往南走。

他不知道，新四军的侦察员就趴在路边的一个草垛后面。

消息传到十九旅指挥部的时候，孙仲德正在看地图。

他三十九岁，安徽合肥人，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参加革命，在皖北打过游击，当过红军游击队大队长、独立团团长。

皖南事变后，他组织部队接应从铜陵、繁昌突围过江的新四军干部战士。

这一年五月，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东乡白茆洲成立，他出任第十九旅旅长。

第七师是当时新四军各师中人数最少的，全师只有一千九百余人，下辖第十九旅（五十五团、五十六团）和挺进团。

孙仲德的十九旅，就是第七师的主力。

他盯着地图上钓鱼台的位置，脑子里飞快地算着几件事：距离、时间、地形、敌情。

山县业一出来游玩，身边只有四个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机会转瞬即逝——如果让这五个人回到据点，下次再想抓一个日军少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叫来五十六团那个营的营长。

“带全营出发，轻装，跑步，到钓鱼台外面的林子埋伏。

目标五个人，骑马，从北边来。

包围之后直接开火，速战速决，五分钟之内必须结束。”

营长愣了一下：“旅长，五个人……”

“他身边只有四个人不假，”孙仲德打断他，“可他是一个旅团长，据点里有一个旅团的兵。

万一枪一响援兵冲出来，你一个排够用吗？

一个营，可能刚够。”

营长不再问了，转身跑了出去。

三百多名战士在晨雾中出发。

从驻地到钓鱼台，大约十几里路，急行军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他们赶到了。

趴进了那片树林。

枪口对准了土路。

然后就是等待。

皖北十二月的早晨，气温在零度上下。

战士们趴在枯草地上，手冻得发僵，得不时把手指塞进嘴里哈一口气。

没有人敢动，没有人敢咳嗽。

三百多个人像石头一样伏在树林里，等着那五匹马出现在土路的拐弯处。

他们等了大约四十分钟。

土路那头传来了马蹄声。

不紧不慢的，踢踢踏踏的，像是什么人在散步。

五匹马从晨雾里钻了出来。

领头那匹马上坐着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身材不高，腰板挺直，腰间挂着一把将官刀。

后面四匹马，三个挎步枪的卫兵，一个提公文包的副官。

五个人有说有笑，完全没有察觉到路边的树林里趴着三百多人。

他们走进了包围圈。

营长的手指扣上了扳机。

“打！”

枪声像炸雷一样在林子里响起来。

三百多支步枪同时开火，子弹从三个方向射向土路。

第一排枪响过之后，五匹马全倒了——有两匹当场毙命，另外三匹嘶叫着挣扎，很快也被后续的子弹放倒。

马背上的五个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密集的火力覆盖了。

山县业一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时候，右手还握在刀柄上。

他的将官刀拔出了一半，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

副官和三名卫兵倒在马尸旁边，身上布满了弹孔。

战斗从第一声枪响到结束，不到五分钟。

枪声停下来的时候，林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子弹壳滚落在冻土上的声音。

战士们从伏击位置站起来，端着枪走近土路。

五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马尸中间，血渗进干裂的泥土里，被十二月的冷风一吹，很快就凝成了暗红色的冰碴。

营长走过去，弯腰看了看领头那具尸体。

便装，将官刀，胸口的弹孔还在往外渗血。

他翻了翻尸体的上衣口袋，找到了一份证件。

上面写着：山县业一，陆军少将，第一一六师团步兵第一一九旅团旅团长。

营长把证件收好，一挥手：“撤！”

三百多人像潮水一样退进了树林，沿着来路跑步返回驻地。

从开枪到撤离，前后不到十分钟。

他们离开之后大约半小时，钓鱼台方向传来了日军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据点的援兵到了。

但土路上只剩下五匹马的尸体和五个人的尸体，新四军连一颗弹壳都没留下。

消息传到十九旅指挥部的时候，孙仲德正在吃午饭。

他放下筷子，接过侦察员递来的报告，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确认了？”

“确认了。

尸体上的证件是山县业一本人。”

孙仲德把报告折好，塞进口袋，重新拿起筷子。

“吃饭。”

那一天是1941年12月25日，西方人的圣诞节。

皖北的冬天冷得彻骨，无为县的农民们缩在屋子里，听见钓鱼台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几分钟后就停了。

第二天，消息传开了：那个在无为烧杀抢掠的日军少将，被新四军包了饺子。

山县业一死后，日军大本营追晋他为陆军中将。

但一个追晋的中将军衔，改变不了他在钓鱼台镇外土路上倒下的事实——五个人对三百多人，不到五分钟，一个少将旅团长和他带的全部人马，就这么没了。

孙仲德后来在回忆中提到这次战斗时，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是说，那一仗打得快，撤得也快，战士们执行命令很坚决。

但那天早上，当他在地图前说出“咱用一个营对付他们吧”的时候，他大概已经算好了一切——算好了距离，算好了时间，算好了地形，也算好了那个骑马出门的日本少将会从哪条路上经过。

唯一没算到的是，战斗结束得比预想的还快。

五分钟。

十二月的风吹过钓鱼台镇外的土路，吹散了枪烟，吹干了血迹。

那五匹马倒在地上，马鬃上结了霜。

远处的巢湖水面泛着灰白色的光，像一面没有温度的镜子。

三百多名战士在返回驻地的路上跑步前进，脚步踩在冻硬的田埂上，发出整齐的声响。

没有人回头。